政策迷信

从政府官员到经济专家，乃至企业、民众，大多数人都相信，出现了问题，就该由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人们假设，这些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问题。但经验和教训却显示，这种政策迷信终究不过是迷信而已。

政府的所有政策，不论其与此前的政策有什么不同，都是有充分理由的，而且，似乎都是十分必需的。最近开始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也不例外。问题是，这些看起来十分必需、且理由充分的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政府所宣称的目的？

出口退税乃是重商主义的传统套路。在重商主义观念中，贸易顺差被视为一个国家的“净收入”，因而，几乎所有国家都鼓励出口，限制进口。还有人主张，对于后发国家，这种重商主义政策还有另一个好处：可以推动超常规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就是工业化，建立工厂。但政府通常认定，在工业化初期，国内对工业加工品的需求很小，仅仅面向国内市场无法维持大量工厂的运转，唯一的出路是鼓励建立面向世界的工厂。

这是出口退税政策所要追求的主要目的。换取外汇其实倒在其次，因为，奉行出口退税政策必然意味着抑制进口，要那么多外汇其实没有什么用处的。这一点，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由于实行强制结售汇政策，政府账目中积聚了大量外汇，如何处理这些外汇，反而成了一大难题。

这一点清晰地说明经济政策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现在大概很少有人公开为计划经济辩护了，但是，计划经济的精神却并没有消亡，它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渗透在政策迷信中。从政府官员到经济专家，乃至企业、民众，大多数人都相信，出现了问题，就该由政府出台一个政策。人们假设，这些政策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问题。但经验和教训却显示，这种政策迷信终究不过是迷信而已。

早在19世纪中期，法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夏就已经精辟地指出，任何一项政策，除了会产生看得见的后果外，也会带来看不见的后果。决策者当然是为了一定目的而制定一项政策的，他们相信，正在制定的政策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但是，政策所波及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没有想法的石头。这些个人、企业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对政策作出反应。比如，很多企业会寻找及利用政策的漏洞。所以，一项政策出台后，很可能未必能达到决策者所希望的效果。即使出现这样的效果，也可能同时出现一些决策者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后果，冲抵政策所预期的效果。

不出所料，出口退税政策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出口退税政策确实刺激了出口产业的快速成长，贸易顺差越来越庞大。不想，这贸易顺差如今却成为一个负担。

另一方面，出口退税政策培育出了一批以政府退税款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企业。他们吸纳了大量资本、劳动力，待到政府希望及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的时候，这些又成了一大棘手难题：取消、降低出口退税政策，必然会使部分企业不再有利润，而不得不宣告倒闭，造成资本浪费与劳动力失业。媒体说，出口退税政策会带来产业调整，说起来轻巧，但背后却是无数资本与劳动力的痛苦。

更关键的问题是，“科学”地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有一个前提：政府必须知道对各种产品应该采取多少退税率。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地了解各个产品的国际贸易态势，了解国内的生产状况，原料、资本的供应情况，还要了解国内对同一产品的需求。但是，要及时而全面地掌握如此众多的信息，显然超出了任何人，包括政府的能力。因此，所有的出口退税政策看起来都是那么笨拙，反应迟钝：国内产品价格已经在急剧上涨，但政府还在实施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刺激企业大量出口。焦炭、石油、钢材等都曾出现过这种情形。

任何政策其实都无法避免这种尴尬。话说回来，政府总得制定一些政策，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但是，一个明智的政府，会尽可能制定一些高度抽象、不需要过多具体信息支持的政策，而回避过于具体、需要大量具体信息支持的政策。比如，尽管出口退税不是好政策，但假如政府一定要制定出口退税政策，那就索性对所有出口产品都按照同一税率退税，或者干脆降低所有产品的增值税或消费税，不论是出口品还是内销品。

实际上，这也正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奥秘所在。法律规则是普遍的、抽象的，对人们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而人治则依赖于上级对下属的每一个行动详尽而具体的指令，但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中，显然是做不到的。因而，人治必然导致混乱。同样，充满了细节、数字的政策，也通常会导致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