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多复杂,文学就可以多复杂

十几年前，我读到《跨语际实践》和《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的时候，还不认识刘禾。那两本书对我影响巨大，所以后来到美国访学我去了刘禾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她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多年执教于加州柏克利大学以及密歇根大学，又是古根汉姆大奖得主，曾任美国威勒克（René Wellek）文学理论书奖及列文（Harry Levin）文学史书奖的评委，她的多种中英文学术著作如《持灯的使者》《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难以归类的文本

但是，其最新中文作品《六个字母的解法》却是完全不是学术的路数，而是糅合了侦探小说、随笔、散文、游记、诗歌等多种文体。

《六个字母的解法》在香港出繁体版的时候我就读过，那是一次飞跃般的阅读体验，从北京到大连的候机和飞行时间，我一口气读完了。2014年6月在中央美术学院“重新发明文学”的会议上，我得到一本“活字文化”出的简体版，又重读了一遍。于是，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次聚会，当时纳博科夫《洛丽塔》的译者于晓丹朗读了那段经典的开头，后来大家聊到纳博科夫从俄国流散到美国的经历，以及纳博科夫通过自己的写作如何丰富了英语文化――那个时候，刘禾已经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不过是其中一个引子。

《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一个难以归类的文本，它有着侦探小说式的外表，却讲述了类似学术考证的过程;它主线简单，中间却时不时穿插旁枝逸出的周密细节;它的叙述过程充满实证与严谨的理性推导，但显然并不是工具理性的信徒，夹杂了叙述者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灵光闪现的议论。正如本雅明在评论普鲁斯特时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特例。对这部作品的意义评判为时尚早，不过它确实构成了当下文学的一个有趣的特例。

叙事从对纳博科夫的一个疑问开始：为什么他一辈子都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带着解开这个疑惑的好奇，刘禾开始搜集有关纳博科夫的各种资料，最初的动因是希望在传记式的研究中寻找到某种心理逻辑，进而给研究对象的古怪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然而，“手中的资料汇集得愈多，我的研究愈变得扑朔迷离，枝杈丛生，而且愈偏离主题，到后来，竟然放弃了原先的想法，沿着一条岔路越走越远”。这条岔路就是，“我”后来几乎全然放弃了对于流亡者寄居缘由的追索，开始对纳博科夫写到的一个人物Nesbit的来源进行探究，进而以1919、1948、1989作为一个个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勾连起20世纪中欧美知识界一系列人物的关系网络，20世纪历史、政治与思想本身的纠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有意味的点化与解读。虽然在走访纳博科夫旅居宾馆时，涉及到对于最初缘起即纳博科夫租房的猜想，但无疑它已经由最初的启动点变成了行进路程中的一处风景。

为了解开Nesbit是谁这个谜？叙事人对这六个字母进行了拆字游戏，并且利用开会、差旅、社交的机会走访故居、图书馆、档案馆，通过查询资料、访谈、闲聊、逻辑演绎来追踪一个个字母背后的可能人物。叙事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使她以一个现实中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呈现在文字之中，然而她时不时跳出材料之外进行的悬想，又让现实身份带上强烈的主观色彩。现实与虚构之间有时候真假莫辨，正是印证了探索和认识活动及其过程本身的局部、有限和主观性。在一一排除了贝尔纳、李约瑟、沃丁顿、布莱克特等人之后，叙事似乎导向愈趋明朗――戏剧家、记者普利斯特利从外貌、教育背景、人生经历看来是最接近叙事人猜想的Nesbit本尊。然而当叙事人赶往英国布莱德津市去求证真相时，因为阴差阳错的火车晚点，终究在最接近谜底的时候失之交臂，尽管在国家媒体博物馆的门口看到了一尊手握烟斗的塑像，符合她猜想中的Nesbit形象，终究无法坐实。

这个开放性的结尾，留下了探索还需继续的悬念。事实上，我们在叙事中也逐渐明白，结局必然向读者敞开，探索是个永远的进行时，因为偶然性与现实线索的歧路丛生，让任何一个个体的探索结果都不得不成为一个部分的真相。“历史上有太多难解的谜团，多重的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意外地交叉在一起，迷雾重重，幽深难辨……我一直认为，因果关系是我们人为地建立起来的分析模式，而由偶然性和时间脉络构成的意外交叉，则大不同，它也许更像气候，更像地球的生态，那里面的因缘脉络无比庞大和复杂，如同科学家所说的蝴蝶效应，这一类的复杂系统究竟如何运行运作，是我们凡人难以把握的。”

这里刘禾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认识论问题。个体的局限性与世界无穷尽的复杂性之间构成难以化解的裂缝，在既有的带有理性和客观面目的历史叙述之外，她提到诗人的想象力也许更能唤起我们的灵感。因为“世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说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通常也都是时间和地点上的交叉和巧合，或者还有佛家所讲的因缘。遗憾的是，历史学家经常趁人不备，把它们想象出来的因果关系和历史逻辑，强行塞进这些复杂的巧合里面，然后利用叙事的手法说服我们。”

历史学家式的理性的诞妄与僭越如果不自知，实际上会形成一种遮蔽，进而将历史的复杂性化约为某些刻板印象，比如纳博科夫和Nesbit对苏联社会主义的不同态度并不妨碍他们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这种冲突与妥协、政治立场与审美态度之间的纠葛恢复了历史中人与事的立体性和全面性。因而，刘禾在叙事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交叉分支的歧路、节外生枝的人物、陡然跃进又跳出的细节，不是一种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叙事技巧、美学试验，而是世界本身的存在状态。

重新发明文学？

尽管强调了个体想象力的重要，似乎应合了亚里士多德式的诗比历史更真实的遥远回声，然而刘禾对于纯粹审美化的观察并不欣赏，甚至有些厌恶。她写到在剑桥共同生活过的那群人时，提到了两个中国人，并且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同样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初的英国，徐志摩为什么看到的那样少，而萧乾看到的那样多？显然不仅仅是因为两人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记者造成的视角差异，而是前者洞察力的缺乏，与时代主潮之间的隔膜，使得他只留下了印象化的浮光掠影，后者则在细节中窥见了历史的脉动，也许并非主观自觉，却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现场印迹。这里涉及到历史叙述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纠葛问题，从而让我一开始提到的文体的错杂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核心问题在于叙述者的眼光。中国传统文类丰富，在先秦、魏晋甚至晚清都有着纷繁复杂的文类。只是，随着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译与影响，文学分化和窄化，形成了今日文学文体的分类法。即便如此，在广阔范围的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文学里来看，维吾尔有《达斯坦》、哈萨克有《阿依特斯》、蒙古族有《胡仁?乌力格尔》……保留了诸多观察世界的维度。

对于多重维度的恢复，在《六个字母的解法》中就是在拆字游戏式的文学诡计中展开的对符号世界的还原。因为我们接受到的有关20世纪政治、社会、文学的知识，都是在特定话语系统中被书写下来的“历史”，这种“历史”避免不了因其叙述的角度和眼光的差异，而成为片面的“事实”。比如书中揭露出来的奥威尔那个写有左翼分子的黑名单，就拆解了作为文学家奥威尔被有意无意遮蔽的另一面。近期由解密文件曝出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美国中情局操纵的内幕，也有着类似的情形。那些既有的符号化形象通过历史事实的进一步还原，瓦解了我们之前对于左派、、社会主义、美国式民主的种种刻板印象，从而愈加接近它本来的丰富面目。

在叙述过程中，文本经常出现的私人化记忆和回忆――类似于普鲁斯特的那种“非意愿记忆”，就是从阿斯曼所谓的“存储记忆”中提取的材料，刘禾将之补充、改造为“功能记忆”的一种，让世界的复杂性与文体的复杂性统一于艰难的认识当中。尽管“真相”永远在无限接近的当中，然而这种努力却完成了一次文学创作与历史叙述的双重变革。

最近，我看到刘禾在《人物》的采访中说道：“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太有意思了，光怪陆离，千奇百怪，出现了大量编都编不出来的故事，几乎让小说黯然失色。如果文学不把这个时刻抓住，就太可惜了，因为纯粹的理论和学术研究根本无法展现时代的丰富性。文学的使命就在这里。……我们能不能重新发明文学？它必须大于小说，它必须创造一个新文体，既好看，又有思想性，并让文学重新获得它的厚重感。”她提到的问题是当下中国文学普遍要面对的问题，有许多主流文学刊物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引导和探索，比如这几年日益喧嚣的“非虚构”写作。应该说，《六个字母的解法》走得更远――“重新发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