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中国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有位学生向梁启超交了一份读书报告。梁启超读罢此文，拍案叫好，在批语中写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意思是，以你这样的才华，你研究什么都能够成名成家。

这篇题为《冯小青考》的读书报告，今天依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它出自当年只有二十三岁的潘光旦之手。

潘光旦（1899年8月13日―1967年6月10日），字仲昂，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1913年至1922年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2年至1926年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以其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学问和卓然不群的独到见识著称于20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界。

潘光旦先生一生涉及广博，在性心理学、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马克思主义和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著作《冯小青》（即《冯小青考》的正式出版文本），译著《性的道德》《性的教育》和《性心理学》译注，树立了中国性文化史上的四块丰碑。无论从成就还是从影响力方面而言，潘光旦都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性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物。我国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曾说过，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注中写出了“一部中国性文化史的大纲”。

“一个对于性的问题很早就感觉到兴趣的人”

潘光旦的父亲潘鸿鼎一生忙于乡国事务，对儿辈身教多于言传，埋头读书，报效乡国的家风代代相传。潘光旦从少年时代起就接触到性书籍并产生兴趣，这与他父亲的鼓励分不开。其父担任过清末翰林院编修，也曾任职于京师大学堂，思想较开明。潘鸿鼎赴日考察归来时，带回一本日本医生写的有关性卫生的书。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潘光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本书，便好奇地翻阅起来，一发而不可收。他父亲发现后，不但没有责怪他，还告诉他这是一本青年应该读懂少年儿童不妨也可读读的书。潘光旦多年后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坦言自己是“一个对于性的问题很早就感觉到兴趣的人”。

1912年潘光旦从“两等学堂”毕业，父亲从北京寄回家书，要他参加下年清华学校的入学考试。第二年父亲去世，十三岁的潘光旦遵父亲遗命考进了清华学校。这时的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潘光旦在清华“预备”了九年。其间除了抓紧学习英文，他从没有放松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在寒暑两个假期，别人都想方设法放松放松，潘光旦则按预先定好的计划读书。他说：我是中国人，要是没学好中文，那是一桩羞耻的事情，要是没学好英文，跑到国外去留学，岂不是滥竽充数，贻笑大方？因此，在清华期间，潘光旦在国学水平和英文水平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期的清华学校只招收男生，他们大都处于青春发育期，对异性的好奇与兴趣随着身体的发育与日俱增。但是在学校的环境里又难得接触到女性，这种好奇与兴趣越来越强烈。“封建社会由于日常生活中把两性隔离开来而发生的所谓同性恋爱的现象，在清华也有所流行，在某些角落里也曾造成过很恶浊的气氛。”

在这种环境中，已经读过“性”书的潘光旦设法偷看到了一些含有成分的小说或图画。那些科学价值颇低的读物，尽管满足了他一时的好奇心，但满足不了理智上的求知欲，比如中国古记小说中记载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会有同学产生同性恋的感情等，都是他想要解开的谜团。

当时清华学校的教育，事实上已经走上英美“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的道路。课程与上课时间不多。学校鼓励学生跑图书馆，闯书库，乱翻书，说是“跌跌撞撞”大有好处。学生本人在准备成为一个“通才”的同时，会“撞出”个比较专门的名堂来。清华的藏书一直比较多，当时号称国内最现代化的馆所建成以后，库藏更充实，环境更吸引人，借阅也更方便。特别是到了高年级，很多课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学生多看参考书，搞些小题目，从事写作，长短虽不拘，却要别出心裁，不蹈前人窠臼。这无形中给潘光旦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20年，潘光旦在清华图书馆发现了西方性心理学大师霭理士的英文原著《性心理学研究录》，共六大册。这部书在当时还不能公开借阅，平时锁在书库以外的一间小屋里，只有教师和校医可以问津，所以潘光旦费了不少的周章以后，才逐本借阅了一遍。幸运的是，潘光旦这时在清华已有七年扎实的英文训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也比较丰富，因而基本上读懂了这部性学名著。如果早几年看，他或许未必能够理解书中的要义。读完这六大册后，当时的他就颇为自豪地以一个性方面的小权威自居，不少同学也拿一些自恋与同性恋的问题向他讨教，他也不客气地就自己所知逐一解答。此前他还认真阅读过西方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感到获益匪浅。他一向喜欢看中国的稗官野史，在其中发现了明末一个奇女子冯小青。在对照弗洛伊德的著作后，他认为冯小青的表现是影恋的绝妙例子，于是就借梁启超催交“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报告的机会，写出了《冯小青考》。

《冯小青考》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文章考据了明万历年间那位叫冯小青的女子的死因。冯小青天资聪颖，却因家境贫寒，十五岁就嫁给了杭州一富商的公子做妾，因为大妇嫉妒，把她关在西湖边的院子里。两年后，冯小青病故。她的死因世人众说纷纭，却仅止于猜测。潘光旦被冯小青的红颜薄命触动了，因为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曾不止一次看到女子因痨病去世。潘在文中有板有眼地分析道：“影恋无他，自我恋之结晶体也。”他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为解剖刀，将其死因确诊为性压抑后的极端自恋，而痨病只是生理表象。传统社会对“性”讳莫如深，潘光旦的这一分析可谓惊世骇俗。但它比以往的各种猜测和推论都更为高明，因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科学的合理因子。后来，在抗战时期，潘光旦和他最亲密的学生费孝通同在昆明，他们一起参加民盟的民主运动，来往很密切，在学术上的交流也很频繁。费孝通在写《生育制度》时就借用了《冯小青考》的结论，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女性的感情生活，指出潘光旦所揭示的冯小青式的心理变态可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

潘光旦曾在十七岁那年遭受了人生灾难性的重创。他在清华校园内跳高时受伤，后来受到感染，未能及时治疗，最后不得已锯掉了一条腿。他在家休养了一年多，返回学校时拄上了两根拐杖。从此，这两根拐杖伴随他一生。

潘光旦身残志不残，依然把目光投向海外深造。当时在中国，残疾青年留学海外尚无先例。他郑重其事地询问当时的清华代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校长沉吟片刻，然后用不太肯定的语气回答他：“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来了。”这句话使潘光旦心里“气死了”。他决心以自己的能力，取得赴美深造的资格。他最大的优势就是从进清华学校起，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所以，连教图画的美籍女教师都为他抱屈鸣不平：“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进入美国东北部素以学术著称的达特茅斯大学。

潘光旦选择的学科或多或少都与性方面有所关联，例如生物学、遗传学以及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等。在学校允许自我安排的时间里，潘也是整日辗转于各个书库之间，博采众家之长。1924年，潘在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生，主修动物学、遗传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两年间，他还利用每年暑假在纽约长岛等地学习优生学、人类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等。这些都为他后来的研究和传播科学的性文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用科学理念解释性现象

1926年，留学美国四年后，潘光旦回到了祖国。他在上海开始了教书生涯。自20世纪以来，上海不仅成为商业都会，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中心。“五四”思潮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性禁锢思想，一时间，“性”的话题成了社会舆论的热点，自然也成为知识分子们各抒己见的热门话题，同时还成为一些报刊书籍的焦点选题。

潘光旦认为，中国在世纪之初经历了社会大动荡以后，新的社会性道德还没有建立起来，必然会出现一个时期的混乱。现实确实如此。在当时应运而生的林林总总的性读物中，虽然有一部分是严肃地介绍性知识，但同样有为数不少的却是借传播性知识以售其奸，从中渔利。在1926年后陆续登场的《新文化》《性杂志》《周报》《性三日刊》《性报》等报刊中，胡编乱造的内容随处可见。后来又出现了一些粗制滥造的性书籍，如《爱的人生观》《色的社会问题》和《性学ABC》等。对于这些以“性”为噱头，大肆铺张卖弄的书籍报刊，潘光旦极为反感，他评论道：“这种种刊物，名为介绍正确的性观念，他们自己的动机和态度便很有问题。名为介绍精当的性知识，他们所叙述的事实常有错误，有的更是半出臆造。要辩驳起来，真是辩不胜辩，驳不胜驳。” 面对当时的乱象，潘光旦以为，和这些所谓“性学家”是犯不着争辩的。但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曾挺身而出写过驳斥文章。他的文章往往是找出那些书刊文章中的基本知识性错误加以批驳，以此帮助读者迅速辨别出那些质量甚差、误导读者的读物。

在性文化的传播和性教育问题上，潘光旦利用自身学贯中西的根底，总结出性教育者必须具备三方面的资格：一是个人精神生活健全，这是具备正确性观念的基础；二是在教育的训练上，是生物学家与医生两类职业的人，而生物学家因其学识准备较医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而尤为相宜；三是具有社会道德的动机，不以发表性的文字来求名求利。

潘光旦身体力行，除了直接介入当时有关性研究、性言论的讨论以外，还积极参与当时出现的其他与性有关的社会事件、法律案件的讨论。他以自己科学的态度和渊博的知识，积极撰写文章。这些文章一般都发表在大众媒体上，而不是专业学术报刊上。这样可以较多地在社会各界流通，从而起到普及科学的性文化的效果。

1934年初，天津《大公报》刊登的一则报道引起了潘光旦的注意。该报道说，四川省内江县某书店有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经理傅先生，年轻时在日本留过学，归国后曾当过中学教员和校长，口碑不错。但到书店工作后，不知从何时起，忽然开始喜欢打扮成女人的样子，脸上还涂脂抹粉，不论居家外出，都是如此。这种现象在当时实属罕见，因此，“人妖”之说在全县城传开，继而传向全省以至省外。潘光旦依据性心理学的知识，参照稗官野史中的事例，判定傅先生的这种表现是“易性乔装”，属于一种简单的性心理变态。他撰文解释道：“‘易性乔装’和别的性心理变态一样，有它的先天的原因和后天的缘会，没有此种因缘的人，别人虽欲勉强他改装，既有所不可，有这种因缘的人，自己虽欲抑制自己，也有所不能。我们遇见这种比较不幸的人，无论男女，都应该表示几分同情，虽不能加以援助，至少不应该拿‘人妖’ 一类的名字来骂他们。”

对于当时社会上涉及性的法律案件，潘光旦积极参与讨论的也不少。他写出的评论文章，有的尽管有些超前意识，但在当时仍然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在客观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他的文章还是尽可能地普及了一些科学性知识。

中国历史上是个农耕社会，因此重男轻女的观念很严重，在旧中国尤其如此。有一年上海吴淞的一位妇女连生了两个女孩，受到公婆的严厉责怪，公婆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儿媳妇身上。后来矛盾激化，成为一桩引人注目的官司。潘光旦虽然知道这种把生男生女的责任推到女方之说是荒谬的，但他也知道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状况，所以他在评论文章中，采取由浅入深的方法，将生男生女是由男子的染色体决定的缘由娓娓道来，说明女方在生女一事上没有任何责任，而男方对于染色体也不可能自由选择，因此男方也负不了这个责。在文章最后，他呼吁道：“妇女解放运动里的诸位姊妹，少喊一些平等自由的口号，多做一些这一类的教育工作吧！多一分这种工作，便可减轻一分妇女界的痛苦！”

对于性作用的认识，潘光旦认为“性是人类最大的原动力”，而性与个人卫生，性与社会等都是互有关系的，有的还有密切的关系。1932年，一位叫周亭荣的十五岁温州少年，反反复复地犯盗窃案，但案值都不大。他多次被捕入狱，但始终没有悔改之意。当时上海各报的社会新闻都据此做了不少专题报道，报道标题中还往往以道德谴责式的词语称他为“劣童”“无恶不作”等。潘光旦依据性心理学，认为那些“义正词严”的报道是有所偏颇的。他评论道：周亭荣今年十五岁，正当春机发动的初期，他没有受过教育，更没有受过适合他年龄的性教育。他正在性发育期内，生理上有种种的冲击，心理上有种种的疑难，也没有人替他解释，给他慰藉，内部的冲击和疑难找不到正当的排解，便转变为偷窃、逃脱、假扮、谎骗、捏造故事种种形诸身外的行为了。这是最近十多年来西方发育心理学已经确定的一部分的事实。西方像周亭荣一类的少年，有一经专家向他说明性发育的道理之后，便立即放弃偷窃、逃脱、捏造的行为的。性教育的不可不讲求，有如此者。 社会对于周亭荣，不明白他的行为的症结所在，把他叫作“劣童”，说他“无恶不作”，不坐实他的犯罪行为不止――这是什么社会！呜呼，不教而诛的社会！

30年代初期，有件女生杀女生的命案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杭州西湖艺专女生刘梦莹被同为女性的同学陶思瑾杀害。当即沪杭一带的报纸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连续报道，北平《晨报》的报道尤其详细。潘光旦仔细阅读了各报的有关内容，结合自己从杭州朋友来信中获悉的有关信息，进行了条分缕析，最后推断出此桩命案源自于陶刘两人的同性恋。因两人爱之深切，妒情也必定浓厚。后来陶有了恋人，刘获悉后，想方设法地去破坏也就不足为奇。陶思谨因此亦产生了被迫害的幻觉，最后导致妒杀事件发生。潘光旦一直在跟踪这个案件的进展，先后写出了直接相关的短评五篇，间接涉及此案的短评两篇。

1932年5月5日该案开庭时，潘光旦在《华年》周刊发表的两篇有关评论由被告律师呈缴法庭。潘光旦在这些短评里，呼吁在陶思谨的判决和量刑之前，应该邀请有关专家对其家世遗传、日常行为等进行充分的调查与鉴定，并声称缺少这个环节就难言会有公平合理的判决。他还就这个案件呼吁律师、法官要积极借鉴西方性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他还建言要善待那些因精神异常而无罪开释的人，应该给予适当的安置。尽管潘光旦的超前意识在本案的判决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坚持不懈地宣传科学的性文化，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解读，在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在思想学术界，还是引起了不小反响的。

写出中国性心理学第一部重要文献

潘光旦深厚的中英文根底，加上他精益求精的精神，使他在中国翻译史上占据了一席显著的位置。他翻译和加以详细注释的《性心理学》，则是至今无人超越的扛鼎之作。我国著名散文大师，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熟悉西方哲学的张中行先生，在评论潘光旦的翻译时说道：“‘精译’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精通外文；二是精通本国语；三是有足够的所译著作这一门类的学识；四是认真负责。用此四个条件考试，即使出于林琴南、严复之手的也算在内，过去的译著必有多一半不及格。而潘译《性心理学》却可以得特高的分数。如果一百分算满分，该书应得一百二十五分。”

潘光旦自从在清华学校读了霭理士的六册《性心理学研究录》后，就对霭理士的学问推崇备至。虽然一生无缘与其相识，但他自称是霭理士的私淑弟子。他在《性心理学》的译序里说：“译者并不认识霭氏，也始终不曾和他通信；但二十年来，总觉得对他要尽我所能尽的一些心力，总好像暗地里向他许过一个愿似的。以前学问的授受，有所谓私淑的一种，这大概是一种私淑的心理吧。至于译者所许的愿，当然也是一般私淑的弟子所共有的，就是想把私淑所得，纵不能加以发扬光大，也应该做一些传译的工作。”

1933年，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在英国出版。1934年秋，转入清华大学任教的潘光旦看到这本书后大喜过望，决心抽时间翻译这本书。因为他认为，国内那些胡编乱造甚至鼓吹“性解放”的读物，误人子弟，仅仅靠批评还是不够的；而对那些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很多愚昧的性观念，同样也急需启蒙。因此，宣传自己认可的科学的性文化和树立自己认可的正确的性道德观刻不容缓，而下大力气译介西方先进的性科学研究著作无疑是一条有效的路径。1934年，潘光旦先从霭理士《性心理研究录》第六卷“性与社会”中选译了两篇，分别以《性的教育》与《性的道德》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不久他读到了《性心理学》，发现其论述范围更加全面，是更为理想的译介对象。

由于潘光旦到清华后不久又担任了教务长，教学和教务工作相当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完成这个愿望。1939年，清华大学为避日军战火，辗转南迁至云南昆明安顿下来，与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潘光旦在昆明用了两年时间将此书翻译成中文。为了让读者不感到中西间的隔膜，潘光旦以精湛的国学造诣从中国古代典籍中找出丰富的例证，为这部名著做了精当的注释，使读者可以反过来，通过霭理士的结论，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性文化中的一些长期被误解与曲解的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译作后面附的《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举例》一文，这是潘光旦在翻译《性心理学》的同性恋章节时，联系到了中国的情形，在广泛查阅和摘录正史和野史中有关中国同性恋现象的记载的基础上，写成的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这部三十四万言的译著，大约十万言是注释和附录，占原著近三分之一篇幅。这些注释和附录的主要内容是从性心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文献，尤其是稗官野史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对霭理士《性心理学》的原文内容进行印证、补充，个别地方甚至进行了修正。因此，学术界认为，这十万字的文献是中国性心理学第一部重要文献，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性学界的专家学者们对潘光旦有这么一个评价，即：奠定西方两性之学基础的是被称为“最文明的英国人”霭理士，而“接住这个火把，把它传到中国这片土地上来的，是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