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社会的家庭:关于家庭研究的范式转换

摘 要：家庭演变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家庭不仅是受社会变迁影响的被动研究对象，也可作为透视社会的研究视角。从横向社会结构来看，家庭作为中层视角有助于沟通了解社会学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从纵向社会发展来分析，通过对家庭与社会互动历程考察，家庭史提供了观察社会发展变迁的有效视角。家庭研究的范式转换有利于实现将家庭由单纯的研究对象向作为社会现象的缩影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

关键词：家庭研究；家庭社会学；家庭史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124-03

家庭这一微观社会组织所承载的不仅是家庭本身的几组概念，同时也是折射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轨迹的全息体。从该意义上说，家庭不应是受社会变迁影响的被动研究对象。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学界关于家庭研究的路径，亦正是实践将家庭由单纯的研究对象向作为社会现象的缩影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本文拟从理论梳理和文献对话的角度来讨论学界关于家庭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

一、从“家庭”观察“社会”何以可能

长期以来，人们将家庭视为社会的细胞，这种观点被理论界视为家庭细胞论。这种观点的核心是将家庭视为社会这一有机体的基本构成单位，社会是否稳定与发展取决于构成社会的各个家庭的状况。19世纪中期以来，家庭作为现代化进程中首当其冲的波及对象而较早被研究。最初家庭研究注重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以对家庭生活现状进行分析，如德国学者里尔访问了大量平民、医生、牧师、教师等，于1885年出版了三卷本的《家庭》。同一时期，法国社会学者勒・普累在欧洲各国用问卷的方法对家庭进行专题调查和研究，并提出“要独立地研究欧洲各国三百个以上属于许多居民阶层的家庭。……不仅研究每个家庭物质生活的细节，而且研究他们的感情、激情以及一般的理性生活和道德生活。”[1]3461勒・普累在研究中将家庭与外部社区联系起来，注意到宗教、政府、教育、经济对家庭的影响。

19世纪后半期，受进化论影响，家庭研究开始聚焦于家庭起源及发展史，以及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等问题，如摩尔根的《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进入20世纪上半叶，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家庭生活的冲击，家庭研究的关注点从家庭现状、家庭发源史转向对家庭问题的剖析，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如德国妇女社会和教育工作研究院。该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家庭问题研究，出版了《关于家庭是否仍是一个稳定、良好的结合单位》等研究报告。德国豪克海默领导的法兰克福学派围绕“家庭和权力”展开研究，并于1936年出版了《权力和家庭研究》。此外，还有德国汉堡的心理研究所，奥地利维也纳心理研究所开展的关于儿童社会化、父母与子女关系等研究[1]347。

这些研究虽然注意到将家庭放在社会背景中去考察，但社会结构和变迁只是作为研究背景来叙述，未能就家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展开深入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论成为家庭研究中主要学说。它着眼于各个家庭整个存在过程中经常不断发生的变化，并主要以家庭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动力来解释这些变化。发展论虽不忽视社会环境的作用，但它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分析外部因素对家庭内部变化的影响。例如对于经济衰退问题，这派学说首先关注它如何改变了家庭内角色的正常转换，如何促使充当了妻子或母亲的妇女重新出卖劳动力。60年代以来，冲突理论在家庭研究中颇为流行，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利益冲突，既与家庭微型结构所产生特殊条件有关，也是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矛盾的反映。并认为外部因素是家庭变化的主要动力[2]。冲突论虽关注到家庭外部因素，但这一理论取向按照线性模式解释假定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人行为之间是单向决定关系，将家庭作为社会变迁的被动结果，未能体察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也未能对社会变迁中的家庭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

从上述研究来看，家庭仅被视为社会缩影，以及社会变迁被动的因变量，仅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其实，家庭本身也是一自变量因素，具有能动反作用外部环境的能力，因而具备作为研究视角观察社会的可能性。中国家庭社会学代表人物杨善华认为，家庭应被看成组成社会系统的一个因子或子系统，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作为社会生活一个基本单位的家庭及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3]。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将家庭作为研究视角，从家庭与社会互动关系过程的分析上来透视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不仅具有可能性亦具必要性。

二、家庭：观察社会结构的中层视角

社会理论中经典的二元对立观点是结构理论与行动理论的对立。结构理论由迪尔凯姆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确立，认为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实在性，对行动具有制约作用。行动理论由韦伯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所确立，认为社会是由人们有意义的社会行动构成，社会学研究对象不是脱离个人行动的抽象社会结构，而是人本身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与行动理论实质反映了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立。

个体行动如何过渡到社会层面而成为结构，如何实现客观结构与主观行动的融合是社会学家们一直致力解决的难题。此后发展的社会学理论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都试图整合社会学研究的主观、客观、宏观、微观等不同取向。其中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是典型代表。帕森斯认为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各有优缺点，都未能对社会行动的结构做出完整的说明，必须综合起来。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逐渐超越发展论和冲突论成为家庭研究中的主流范式。该理论实际上将家庭视为低于社会系统水平的子系统，作为介于抽象的宏观社会同具体的微观个体之间的中层分析视角，在家庭这一分析单位上沟通社会学研究不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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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与宏观社会结构有关联，这表现在一方面宏观的社会（客观性结构、主观性结构）通过家庭影响个体社会行动（主观性个体）及身份地位（客观性个体）。

事实上，无论是研究家庭与现代社会形成的宏观家庭史，还是重视家庭内部成员与外部社会关系的微观家庭史，都突破了将家庭作为单一研究对象的分析模式。这一突破昭示了在分析路径上，理论家分析的焦点已不仅限于对家庭如何被动受社会变迁影响的考量，而转变为家庭与社会关系过程的分析，这一互动过程的分析使得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透视社会发展变迁的有效视角。

四、小结

从前文对横贯的社会结构和纵观的社会变迁两个维度剖析来看，学术界积极努力实践着将家庭从作为研究对象到研究视角的范式转换，这一转换不仅具有可能性也十分必要。

透过对微观家庭的个体性行动所隐含意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发生逻辑有一个更为具体的洞察和体认。有鉴于此，借用肖林对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社区研究”所做的解释[11]，我们也可给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家庭研究”概括为，将“家庭”当作一种研究社会变迁的特殊方法、研究范式和切入点，或者说把家庭作为研究其他主题的一个具体而独特的“场域”，从而更好地理解该问题。此时的“家庭研究”既在家庭之内又在家庭之外，因为研究者可能是在家庭这个平台上进行考察，但在本质上其所关怀的并不局限于家庭之内，最终实现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融合，最终实现将家庭由单纯的研究对象向作为社会现象缩影和社会透视单位的结合体转变。

参考文献：

[1]宋书伟，王因为.社会学纲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2][匈]拉斯洛・切-索姆巴蒂.社会与家庭相互作用的模式化[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4，8（4）：3-11.

[3]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4]Murray，C.Losing Ground：American Social Policy，1950-1980

[M].New York：Basic Books，1994.

[5][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M].宋践，李茹，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7.

[6][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M].彭铟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19.

[7]张永健.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J].社会学研究，1993（3）：103.

[8]Durall，E.M. Family Development（4th ed.） [M].Philadelphia：J.B.Lippincott.1971.

[9]Elder，Glen，Family History and Life Course[C]//in T.K.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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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永健.家庭与社会变迁――当代西方家庭史研究的新动向[J].社会学研究，1993（3）：103.

[11]肖林.“‘社区’研究”与“社区研究”――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研究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1（4）：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