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敦煌驱傩词与唐代驱傩活动

【摘要】“傩”，《说文解字》释为“行而有节”，又《正字通》：“馗，同傩，为‘奈何’之合音”。《说文通训定声》：“傩，假借为毽”。当“傩”与“馗”通假时，“傩”借“馗”驱逐疫鬼之...

摘 要：敦煌遗书中有30余首驱傩词，冠以《儿郎伟》这个曲牌名。前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郎伟》写本的辑校上，而这些内容存在值得重新考订之处。另外，从《儿郎伟》等民间俗曲出发，还可以探讨丰富多彩的唐代驱傩文化。

关键词：敦煌文学 《儿郎伟》 驱傩词 唐代驱傩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7-0090-03

作者简介：曹子轩（1989―），四川内江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一、《儿郎伟》驱傩词的基本情况

“傩”，《说文解字》释为“行而有节”，又《正字通》：“馗，同傩，为‘奈何’之合音”。《说文通训定声》：“傩，假借为毽”。当“傩”与“馗”通假时，“傩”借“馗”驱逐疫鬼之意，《玉篇》：“怨，惊驱疫病之鬼也。”《论语・乡人傩》集解：“傩，驭逐疫鬼也”。驱傩文化早在先秦就有，当时的叫法是“时傩”，由夏官方相氏率百杂卒而傩，时间大致在冬季；汉唐时，这种驱傩文化达到兴盛，而内容及装束等则大抵沿用先秦时期的傩事活动。唐代的《儿郎伟》驱傩词正好处于这一阶段。

敦煌写本《儿郎伟》主要见于P.3552、P.2569等20余个卷子，均不题作者，大多冠以《儿郎伟》这个曲牌名，年代多不可考，数量不多，但内容翔实，生动再现了当时颇有趣味的傩事活动。

前人的研究认为，《儿郎伟》这个曲牌名包括的内容大致有三种：“驱傩词”“上梁文”“障车文”，是保存于敦煌写卷中的一组唐五代时期的韵文作品。迄今已经辑录的《儿郎伟》，共22卷59首（其中9首重复）[1]，其中“驱傩词”共17卷39首，属广泛意义上的傩文化作品。“驱傩词”每篇开头多有“驱傩岁暮，送故迎新”之类的套语，内容多为迎春辞岁、去凶纳吉的咒祝赞颂之词。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儿郎伟》不是反映驱傩的傩祭词，而是唐代民间彩词[2]；或曰不存在《儿郎伟》这种文体和曲调[3]。我们认为，《儿郎伟》中确实有一部分内容反映了唐宋时期州县地方驱摊活动，提供了一批生动实在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唐代民间的驱摊活动远比《唐六典》《通典》及《新唐书・礼乐志》所载生动丰富，内容不一，足以反映古代北方的驱傩文化。

二、《儿郎伟》驱傩词的内容再探

现存敦煌卷子中的驱傩词内容不一，主要为祝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侧重于对社会人事的美好愿景，仅仅描写驱鬼活动的，根据陈烁的观点[4]，只有十首有所涉及，如P.2569vg描写了宫宅遇见鬼之后捉鬼杀鬼的场面。

（一）对驱傩词的观照

从形制上看，大部分驱傩词都是押韵的，每一首少则十几句，多则几十句，句式三、四、五、六、七、杂言并备，而以六言韵语为主，一首之中，亦可四言六言参用，并不刻板划一，适合吟诵。从内容上看，敦煌驱傩词保留了驱傩的最初内涵，仍以驱除疫鬼为主要描写对象。

（二）值得注意的问题

敦煌驱傩词不仅仅限于对驱鬼这一活动的本体描写，通过这件事折射的其他内涵颇多，如：

1.讲述驱傩渊源的，如P.2569《驱傩词》七首其二的“驱傩圣法，自古有之”。

2.讲述岁末驱鬼，祝福来年新气象的。

3.对太保、长使（史）、大王、令公、尚书等高级官员及其家人与臣僚的称颂。主要称颂他们平定番乱， 致使四方贡服的功业；还有对长官敬信三宝的称颂，认为敦煌四境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全赖他们敬信佛法，才使佛法佑助。

4.为户主祈祷的，见于P.3468的“岁岁夜孤儿，今夜尤沾恤”和P.2058a的“诸人总莫悭惜”。除了《进夜户词》之外还有驱傩文描写这方面的情况。

按其字面意思，驱傩词明明主要是讲述敦煌人民驱鬼活动的，为什么到后面就演变成了讲述社会人事活动，歌颂功伟绩了呢？是否这个“鬼”除了一般意义之外还有其他内涵？

（三）文献中的证据

大概敦煌驱傩词的内容与当地时局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从传世历史文献中找到一些证据。

1.如P.3270所抄驱傩词，是说经过“数年闭塞东路”，首次重创进犯甘州的回鹘王子后，敦煌军民欢欣鼓舞，在除夕傩礼上颂扬主将张淮深。884年除夕大傩仪，则是歌颂张淮深二平回鹘，说他“如同铁石心肝”地联合龙家，一举打走了回鹘，再次使“河西一道清泰”。

2.P.4055所抄驱傩词则歌颂了曹氏归义军首领曹议金。其中凡有“夜胡”的傩歌，都是丐傩。不要钱的则是社区或宗族傩队：“百姓移风易俗，不乐跳（傩）求钱”。佛教傩队多演唱佛经故事，祆教傩队也有“今夜驱傩仪仗，部领安城火祆”这样特色鲜明的歌词。（“火祆”是祆教的别称。）

三、《儿郎伟》驱傩词所反映的唐代驱傩文化

（一）敦煌驱傩丰富了唐文化的内容

李正宇说：“敦煌傩一遵唐制，驱傩亦于岁晦举行。”[5]早在《周礼・夏官・方相氏》中就有记载，大致在季春、仲秋、季冬时节，方相氏“率百隶而时傩”，所以在唐代以前，一直是传统意义上的分三个时节举行驱傩仪式。唐代一改前制，《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条载：“凡岁，季冬之晦（冬季最后一月最末一天的夜晚），帅振子入于宫中，堂赠大帷。”从这里可以看出，唐代推陈出新，把驱傩变成了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化现象。甚者，宋代的《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条载：“自入此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经李先生考证，“打夜胡”早在唐代晚期就有，见于P.3468，然其带有娱乐和讨赏的性质，和之前驱傩的本质大相径庭。我们认为，这其实也反映了唐代驱傩活动民间化和世俗化的进程。

（二）驱傩词背后的唐代歌曲文化

敦煌发现的数十首驱傩词表明，唐代驱傩活动远比《唐六典》《通典》及《新唐书・礼乐志》所载生动丰富，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唐以前的驱傩歌词多为汉代民歌。如：“甲作食酗，月弗胃食虎（“虎”一作“疫”），雄伯食魅，腾简食不祥，揽诸食咎，伯奇食梦，强梁、祖明共食碟死、寄生，委随食观，错断食巨，穷奇、腾根共食蛊。凡使十二神，追恶鬼，赫汝躯，拉汝干，节解汝肌肉，抽汝肺肠，汝不急去，后者为粮”一首，叙事性强，四、三、二言参差不齐，不便歌唱。而敦煌发现的驱傩词，以六言的韵文为主，讲求押韵，强调其声乐性。这是唐代驱傩词在汉以来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新现象。

2.新词新调。尽管《儿郎伟》怎么唱和，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但是《儿郎伟》带有的关中方音是当时小伙子的斗乐之音。《司空表圣文集》卷十有《障车文》一首云：“儿郎伟，且仔细思量。”“儿郎伟！重重祝愿，一一夸张。”“儿郎伟！总担将归去，教你喜气扬扬。”[6]所以我们认为，新词新调之后也有内容的革新，不再仅限于驱傩，而是进一步扩大到许多喜乐场合。例如，祝愿新郎新妇、障车斗乐、上梁祝赞、岁末驱傩、庆功祝捷等。

3.敦煌驱傩词背后的傩仪折射出的唐代戏剧文化。

首先，唐代傩仪的主体已经从方相氏变成了钟馗。据张兵考证，在P.2444《太上洞渊神咒经》中就已经有钟馗形象的最早记载，其《斩鬼第七》：“今何鬼来病主人，主人今危厄，太上遣力士、赤卒，杀鬼之众万亿，孔子执刀，武王缚之，钟馗打杀得，便付之辟邪。”但此时钟馗并不是捉鬼者，而是只充当行刑刽子手的角色。到了敦煌驱傩仪式中，钟馗已成为仪式主体，如：“钟馗、白泽，统领居仙。怪禽异兽，九尾通天。总向我皇境内，呈祥并在新年。”“唤中（锺）夔，兰（拦）着门。弃头上，放气薰。慑肋折，抽却筋。拔出舌，割却唇。”“中（锺）夔并白宅（泽），扫障（瘴）尽妖纷（氛）。”（P.2569）其次，活动地点从宫闱转移到军府衙门、要人府邸和民众住宅[4]。更为重要的是，其内容有“衣领铜头铁额，魂（浑）身总着豹皮”，化装的钟馗进行大傩的舞蹈和唱和，有一人的，也有多人的，如“大傩，则帅鼓角以助E子唱之”，在唱和的时候是有乐器伴奏的。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可以说，这时的祭礼已经蕴含着戏剧的因素，是后世祭祀仪式剧的起源。所以从本质上讲，敦煌傩似乎已经是准戏剧。换言之，傩仪即是戏剧产生的源头之一。

四、对于《儿郎伟》驱傩词的再思考

（一）驱傩与唐代佛、道教的关系

驱傩词是唐代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综合产物。通过对驱傩词内容的研究，我们认为驱傩词的内容更倾向于道教，尽管在几十首驱傩词里有“地狱”“王道将军”“阎王”等来源于佛教的字眼，但是为数不多，而道教神仙却甚为多见，如：“五道大神执按，驱见太山府君”（P.2058v）。太山府君即泰山神，道教又称东岳大帝，显然是道教之神。而且在驱傩中常直接采用道教的符咒方法：“书符不点朱砂，韧（皆）须门悬赤索。”（P.3486d）捉鬼者“教使朱砂染赤”（S.2055v），朱砂为道教炼汞烧丹的材料，有辟邪之功，此为道教之物。除此之外，改驱鬼的方相氏为钟馗，上文已说明，敦煌写卷中保留着现存最早的文献来源。大抵，敦煌驱傩词是民间创作的产物，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有着天然的契合。

（二）驱傩词的创作群体

驱傩词在唐代之前大部分都来自于中央政府，到了唐代，驱傩的民间化和世俗化打破了这种格局。如P.3270所抄《儿郎伟》，据邓文宽先生的考证，作于公元883年，歌颂文中“太保”的应该是当时敦煌的民众，从文中“灾病永无侵选（扰），干门保愿安居，皆是太保位分，八方俱伏同知”“内使亲降西塞，天子慰曲（屈）名师”等字眼可以看出作者的身份地位。由此可见，创作群体的扩大是敦煌驱傩词的一大特点。

（三）敦煌驱傩在唐以后的发展

我们认为，唐代出现的敦煌驱傩活动及其记录是驱傩文化发展的一个中介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自南宋起，西北地区禁止汉人夜间集体活动，导致驱傩的规模大幅缩小，化整为零。到明代嘉靖年间的闭关大迁徙，驱傩之俗在敦煌当地已无处寻觅，但在酒泉农村仍可找到其踪迹，名为“打醋罐”，又名“清宅子”。

在敦煌一带历史上曾兴盛一时的驱摊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消亡，但记录这些活动的驱傩词却通过敦煌写卷保存了下来。对于研究唐代西北地域的历史和民族关系，以及对从事文学、语言、音乐、舞蹈、宗教、民俗等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记录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7]。

参考文献：

[1]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J].杭州大学学报，1988，（增刊）.

[2]吴尔泰，吴炼.“儿郎伟”与“军傩”及其他[J].江西社会科学，1995，（5）.

[3]杨挺.不存在儿郎伟文体和儿郎伟曲调[J].敦煌研究，2003，（1）.

[4]陈烁.敦煌民间驱傩仪式与驱傩诗[A].第三届中国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项楚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

[5]李正宇.敦煌傩散论[J].敦煌研究，1993，（2）.

[6]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7]谭婵学.岁末驱傩[J].西北民族研究，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