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还是改编

听说郭颂先生在《乌苏里船歌》侵权案中一审败诉了，我们这些爱听这首歌的人不知是该难过还是高兴，郭先生唱这首歌已经好几十年了。我记得最早得饱耳福的时候自己还在上小学，而且我印象中郭先生还唱过其他歌，不过近几年他在各种晚会上只唱这一首，弄得我也想不起来他究竟还唱过哪些歌了。我知道这一定是晚会节目组的安排，但也是他的悲哀，翻来覆去地“炒冷饭”，他一定觉得很无趣的。可是年纪大一些的观众要看的恐怕还是这一首，足见他也没唱过更加深入人心的歌，所以怪晚会节目组则非也，他们也必觉得无奈的。

原告兴讼的目的在于保护本地艺术，其志可嘉，郭先生想必不会心存芥蒂。其实双方所争者无非是一个道理：原创与改编的界限在哪里？

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鉴定，则《乌苏里船歌》“是在《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原主题曲调的基础上改编完成的，应属改编或编曲，而不是作曲”。有趣的是该协会的名誉会长吴祖强却认为，《乌苏里船歌》的曲子中部采用了赫哲族民歌《想情郎》曲调片段作为素材，经过加工、变化、发展，配合新的歌词构成整首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做法在音乐创作中比较常见，据此便将《乌苏里船歌》全曲简单看作为《想情郎》的改编曲并不妥当。

《想情郎》我未曾听过，所以《乌苏里船歌》和它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我也不便置喙。我只是想说，倘若曲调并无大的改变，仅仅重新填了词，那就不能算创作。创作有两途：一为无所依傍，自出机杼。简而言之，就是首创。这当然最难，因为没有巨人的肩膀可以站。一为以故为新，脱胎换骨。这也极不易，因为稍一偷懒，便涉蹈袭，即极用心，而以才力不逮，也未必能脱其胎。

在诗坛，首创谓之“作”，脱胎谓之“述”。祖袭前人，诗家多不以为非，要在锻炼点化如己出，才无愧创作之名。看今天的音乐界，与古之诗坛情形何其相似。凭空创造，即便瑜不掩瑕，大家对于版权归属也不会有二话。但如果两个人各作一曲而旋律相近，或者像郭颂先生那样将民歌改了自称己作，那就要引起纠纷。前者是无心暗合还是有意剽窃，司法部门调查取证后自会明断。后者则学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虽然多数人认为那也是创作。多年前王洛宾与罗大佑打了场官司，因为罗出了一张专辑《罗大佑王洛宾世纪大合作――情歌纪念日》，事先未经王老先生首肯，王大怒，于是告罗侵权，不料由此引发他的作品是否原创的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似乎并无结果，或者说结果是倘若中国民歌真有个爸爸，则仍非他莫属。王老先生已经作古了，我重提这桩公案，毫无对他不敬的意思，只是事关民族艺术保护，因此希望大家能将他的作品和《乌苏里船歌》深入研究，并加以探讨，各方都拿出大量的确凿的证据来，最终为创作与改编划定界限，此举不仅有功于创作界，也会对中国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写到这里，有朋友打电话来说郭先生在二审中胜诉了，到报上、网上查阅，却未看到，不知消息可确。不过即使是真的，也只是说明郭先生保住了名誉。而官司一了，乐坛息讼，改到何种程度才为创作仍为一问题，中国民族艺术的命运也仍然是难以逆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