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根源探究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贫富分化现象日渐严重,贫困群体出现了代际传递趋势,在广大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现象尤为明显,已成为中国21世纪反贫困的新目标。造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极为复杂,重点从环境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文化性因素、贫困家庭与贫困者个人等方面深入揭示了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根源。

关键词: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46-03

从人类的历史进程来看,贫困问题始终是困扰世界各国的难题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农村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的90%以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了缓解贫困,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绝对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也由30.7%下降到1.6%。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当前贫困代际传递的趋势日渐突出,贫困家庭几代人都长期陷入贫困无法摆脱。2006年3月,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要更加注重对贫困家庭子女的扶助,通过寄宿学习、家庭寄养、社会托养、免费职业教育等,改善其成长环境,防止贫困代际传递。这是在党和国家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贫困代际传递”这一概念,这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已经引起高度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贫困代际传递”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贫困阶层长期性贫困的过程中发现贫困家庭和贫困社区存在贫困传递现象,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贫困代际传递是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族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是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

要想破解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路径,提高反贫困绩效,就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复杂原因,从而将反贫困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环境性因素

2006年半数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在山区,而山区往往与土地贫瘠、生产条件差相联系。2006年贫困人口人均耕地面积1.6亩,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4.5%,其中有效灌溉面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6%;人均粮食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1.1%,亩产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1%,这一切反映出贫困人口所处的自然环境耕地资源少,生态环境差,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在此生存条件下,农村贫困人口世代难以摆脱贫困的梦魔。

二、制度体制性因素

制度体制性因素是导致中国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之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决定性因素。

1.户籍制度。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形成。1984年,国家颁布相关法规,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集镇入户,稍后又出台了暂住人口管理办法,要求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办理暂住登记。直到2004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才有了较大的松动。但总体而言,对农民的管制依然严格。

近五十年严格户籍管制,成为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制度基础,给广大农民造成了严重伤害。一方面,固化的二元结构,使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福利,相反,在国家实行的城市偏向、工业偏向政策下,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抽走了上千亿元的农业资金,从而在这种体系下农民大量陷入绝对贫困。另一方面,严格限制了农民的就业和创业空间。户籍管制使农民只能在其户口所在地从事农业生产,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尽管现在对农民进城务工给予一些优惠,但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或当地的“常住户口”,在就业方面仍然不畅,就更不要奢谈进城创业的机会。这导致广大农民的人力资本价值难以实现,造成国家人力资源浪费。

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下,由于剥夺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民利,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城乡群体一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成分间难以转换,且社会对不同成员分别给予不同的对待,所实行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农民的子女和后代难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使农民这一职业与身份在代际之间世袭和传递。这种城市和农村制度性的不平等,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结构性原因。

2.农地制度。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有解不开的情结。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民基于土地的所有权结构,而所有权结构是农民的交换权利束的首要影响因子。改革前,中国实行制度,土地和生产资料归公社统一所有和使用,农民的生产权和收益权严格受到限制,各种获得收益的机会远离农民,由此造成农民的普遍贫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获得了一定收益权,劳动热情高昂,土地产出率提高,收入增长。但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现有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安排已不能满足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曾促进农村快速发展的农地安排,很难再显现其发展动力。农地产权的不清晰、不稳定性以及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只能实行的土地超小规模平均化经营模式,都使得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动力减弱,再加上城市化进程中对农地征用的不规范甚至是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使得弱势的农民失去了生存的依赖,而陷入贫困的泥潭,父辈的贫困很容易通过代际传递而在其子孙身上复制。

3.社会保障制度。中国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是在二元经济体制模式下构建的,不可避免体现二元的弊端。在改革前,城镇企事业单位就业人员及其家属享受以“二高一低”(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企业保障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相对完善的保障服务;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的是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城镇地区基本上建立起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农村地区,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解体,合作医疗在绝大多数地方宣告破产,只剩五保户供养,社会救济面进一步变窄,救济水平偏低,且时有时无。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开始推动新一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但从现实情况看,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参保人员较少,能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比例更小。2006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不足5400万,只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按理说,农村医疗保险应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现实情况是覆盖率低,参保人少,2006年扶贫重点县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户比例仅达

37.7%,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仅101元,人均报销医药费只有2.4元,仅相当他们当年医疗支出的2.2%。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仅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不同形式的健康保障制度,至少还有5亿多农村居民没有医疗保障。医疗保障还主要来自家庭,而仅靠家庭的经济实力是很难保障的,这就决定了农民的生活充满了风险性和脆弱性。在农村“因病致贫”是农村贫困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村贫困户中有30%是因病致贫户。

4.市场制度。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偏远山区,加上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不高,贫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渠道十分有限,造成其现金收入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的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长期以来,中国在农村产品流通制度上实行严格的控制,通过统购统销方式进行农产品流通。虽然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松动,绝大多数农产品价格由市场定价,但仍有部分主要农产品价格由国家掌握。这种流通中的政府干预容易造成供求关系紧张,且不利于贫困农户根据市场需求配置资源和调整结构,使贫困农户遭受损失,难以实现脱贫,并陷入更深的贫困状态。

5.教育制度。在开放型社会,贫困人口可通过后天努力(如接受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实现向社会上层的流动,破除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1979年就曾指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的质量,而非资源的贫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人的质量的提高,教育是关键,中国农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受教育权问题上却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制约,致使受教育权弱化,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存在着极不协调的状况,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城镇居民享受公共财政拨款建设的中小学校,享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而农村居民却长期承担义务教育的各项费用,教育负担事实上把农村大多数孩子排斥在基础教育之外;同时现存的高考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不合理的社会排斥功能,致使农村居民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教育资本,使他们的弱势长期处于恶性的代际循环之中,难以自救。

三、文化性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在研究墨西哥贫困地区、家庭、个人等案例比较研究中发现,文化因素往往是导致贫困产生延续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穷人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会形成一整套特定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往往导致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互隔离,这种脱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贫困个体产生影响,尤其是对贫困者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形成自我维持和不断复制,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

在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由于受到恶劣环境和长期贫困的折磨,许多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宿命感,听于天命而不是穷则思变,奋力改变生存状态,致使劳动效率低下,养成了“等、靠、要”的信赖性心理;此外,还受到一些遗风陋习的影响,对外来先进文化有着强烈的排斥感,使得贫困在_些地方根深地固,世代承袭。

四、家庭因素

1.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经济状况对子女儿童时期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和成年后经济收入的影响是巨大的。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614元,比上年增长11.2%,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7.1%;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纯收入为869元,比上年增长1.1%,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2%。贫困农户和低收入农户收入低下,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尤其是种植业。由于受收入水平的制约,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农业投入少,生产耕作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难以引进先进科技投入生产,生产在低水平下循环,收入难以实现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家庭经济状况的不佳,使得家庭开支中的绝大部分用于农业投入和基本的生活消费开支,难以保证子女的教育投入和营养支出,从而导致子女成年后由于儿童期的教育和营养的欠缺而失去其竞争的优势,从而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境遇。

2.父母受教育程度。教育的收益不仅为受教育者所拥有,而且它的边际收益可以扩大到家庭甚至社会。最一般的情况是教育的代际影响,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影响儿童未来教育成就。不少学者研究证实,与家庭收入相近而父母接受较少教育的孩子相比,父母接受了较多教育的孩子所受的教育也比较多。教育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子女成年后的就业机会以及向非农行业转移的机会和能力成正比,并通过收入水平的高低体现出来。

大量受教育程度低的贫困父母,观念陈旧落后,思想保守,对市场经济不适应,不愿冒险外出打工经商,也缺少参加新技术培训的机会,无法掌握现代农业种养新技术,仍然按祖辈传下来的老办法耕种土地。2006年农村贫困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在户主文化程度为文盲的家庭为6.3%,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小学的家庭为3.4%,在户主文化程度为初中的家庭为1.8%,在户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上的仅为0.8%,由此可见,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代际传递有着密切的联系。

3.家庭规模。一般而言,在个人收入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少,或家庭总人口越多,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也就越低。当前,中国贫困农户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受家庭规模和结构的负面影响而以难以提高。2006年,贫困农户户均家庭规模5.4人,低收入农户户均5人,均远高于全国农户4.1人的平均家庭规模。家庭规模越大,贫困发生率也就越高。家庭规模在1～4人时,贫困发生率较低;家庭规模在5人时,贫困发生率与全国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大致相当(2.3%);当家庭规模为6人及以上时,贫困发生率均在4%以上,此种家庭规模势必影响贫困农户摆脱贫困的速度。

4.家庭社会网络资源。家庭社会关系的强弱是家庭生产能力和经营战略的基础,也是他们克服土地、劳动力、资金短缺困难和获得借贷等的基础。但在中国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家庭社会关系主要靠天然的亲缘、族缘和地缘关系来维系,而由于贫困家庭的亲威网络较薄弱,难以给予更多更有效的援助。

五、个人因素

1.个人受教育程度。国外学者曾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收入和教育都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要高于文盲或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者的平均一生收入。劳动者通过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文化素质提高,个人就业能力增强,能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减少失业的威胁。

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较低,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年限为1.8年,其中具有高中以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重为14.2%。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文化程度更低,其中,贫困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8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年;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年。由于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过低,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就大,靠自身摆脱贫困的希望就更渺茫,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2.个人劳动技能素质。劳动力个人生产技能高低与家庭收入密切相关,个人生产技能越高,收入也就越多,而由于贫困农户的劳动力文化程度低,再加上接受专业培训的机会较少,甚至是贫困农户由于观点的落后和保守尚未形成培训意识,而使得贫困劳动力仍然以祖辈遗传下来的耕作技术和水平进行劳作。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培训,但2006年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仍比较低,为21.3%,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明显偏低,分别为13.8%和14.8%,这意味着仍有86.2%的贫困农户和85,2%的低收入农户仍以低劳动产出率的耕作方式对有限的土地进行传统的小农式的耕作,可预想其劳动收入的低微。

3.心理素质。由于贫困农户长期在贫困的折磨中生存,而无法改变自身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往往会产生贫困心理,即被相对剥夺的感觉,表现出自卑、抑郁、忧虑、沮丧、嫉妒、怨恨和苦恼等心理问题。一方面,他们可能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情感体验,缺乏对生活的激情和改变命运的动力,而采取逃避、退缩的方式,消极对待生活,将贫困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由于自身相对剥夺感的增强,而将因贫困所产生的怨恨归罪于父母、家庭乃至于社会,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行为,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定。

综上所述,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产生,是以上诸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应成为中国反贫困战略调整中的新动向。

参考文献:

[1]王　瑾.破解中国贫困代际传递的路径探析[J].社会主义研究,2008,(1):119-122.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9-27.

[3]肖冬平.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探析[J].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学报,2005,(1):7-12.

[4]梁　鸿.试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及其特殊性[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5):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