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不稳

编者按：农业收益增长停滞，农民收入下降，农民积怨日深，农村干群矛盾也在不断激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曾深刻指出，中国在21世纪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三农”问题是最严峻的挑战。2007年3月15日，英国《经济学人》载文指出：“中国政府正继续努力寻找解决农村不满的根本原因……然而，挑战仍十分严峻。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经费支出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出却急剧下滑”。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权力高度统一的国家，地方政府的“蛮横”也并非痼疾的根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对《经济学人》的尖锐批评，3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刊登Melinda Liu的专文，文章对认为中国现在的领导集体开始着手改变投机性的发展思维模式，并对胡温新政着力解决“三农”的态度和措施进行了积极评价。

由于无法组织足够的资源投入农村急需发展的事业，中国政府难以处理由于不公平和迅速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

据目击者称，不久前，在中国湖南彬州发生的20000名抗议者和1500名警察及准军事力量的对抗性中，有数十人受伤，一名中学生被警察打死。该事件不仅暴露了中国农村严重的不稳定问题，也凸现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已经成为中央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政府正继续努力寻找解决农村不满的根本原因，最近还宣布要增加农村医疗和教育支出，同时加强农村社会保险和福利系统建设。然而，挑战仍十分严峻。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增加农村公共服务经费支出的同时，中央政府对农村发展的支出却急剧下滑。在中国，中央政府指定的政策必须得到地方政府的合作才能有效贯彻执行，但地方政府却与利益相关者在土地掠夺和方面沆瀣一气。

权力之弊

发生在彬州的抗议源于当地公交加价事件，因为很多村民要坐车回家。据报道，一些警车和公交车在冲突中被村民焚毁，一人死亡，多人被捕。

在贫困、不公、腐败以及医疗费用和不合法的土地征用的刺激下，该事件是中国农村不满存在的最新表现。据中国官方台数据，2006年中国发生大约23000起“”，与2005年的26000起相比有所下降。尽管数据和统计方式存在疑义，但这也意味着中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另一些官方来源显示，2005年高达87000起）。湖南的抗议事件反应了潜藏在农村源于深刻不满的爆发随机性（地方官员也承认，事件暴露了村民对腐败的怨恨）。

意图良好

一些中国国家领导人曾在不发达的西部地区任职，他们在为寻找解决农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办法继续推行改革措施。3月初，中国财政部长宣布，中央政府将医疗支出增加90%，教育增加40%。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央政府承诺将为农村发展投资3920亿元（折合506亿美元），绝对数比2006年增加520亿元，比2005年增加940亿元。

这笔投资将用于中国社会福利系统建设，为农村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农村合作医疗。为平息国有企业职工的不满，政府还制定了事业保险和工伤赔偿计划。为减少土地征用中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土地使用转化的相关法律也在紧锣密鼓的改革中。例如，地方政府必须将土地转让收入纳入预算，像高尔夫球场和主题公园这类建设在不发达地区被列为禁止项目，这些措施将通过政府派出土地稽查小组，加强土地利用管理的办法强制施行。人大还通过了私人财产保护方面的法律――《物权法》，该法律结束了农村土地使用方面改革不足的现状，重申必须对被征地的农民给予足够补偿。

尽管在解决农村问题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表现得十分严肃，但其努力面临诸多障碍。尽管投入有所增加，但中央政府在农村发展方面的支出仍显得十分不足。假如地方政府仍对农村医疗和教育承担大部分投入，那么中央政府宣布增加投入的效果可能会令人失望。与城市居民相比，中央政府在农村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显得暗淡无光。（2006年，中国为6亿农村人口支出的生活补助为42亿元人民币，但为2230万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制定的预算达136亿元人民币）

另一大障碍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政策贯彻方面表现出对地方过分依赖。但很多事例都表明，地方政府往往正是伤害农民的罪魁祸首，或者至少与人串通合谋。这也与城市扩张中不公平的土地征用和工业化有关，这样，缺乏财力的地方政府在掠夺农民土地上表现得十分积极，进而对城市建设重新安排，对开发商延长租期为其谋求巨额利润。向开发商和投资者收取土地转让金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如果丧失了这笔财源，地方政府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将更为减少。

即便有足够的投入，地方政府也较好配合，很多在初始阶段的部级项目也对各级政府的合作水平提出了挑战。中国失业保险个人账户系统的缺失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些特别贫穷的农民工失业后的权利保护显得很不协调。据估计，1.2亿民工里只有45万上了失业保险，很多雇主为逃避责任根本不肯掏钱。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政府改进经济结构的努力――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和城市地区劳动工资的举措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15年里，由于粮食价格下落，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繁荣的城市形成巨大的鸿沟。食品价格以及与之联系紧密的农民收入在可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下有所提高，进而对农产品和高附加值农产品的需求增加。沿海地区农民工工资收入增加还将促使这些地区向贫困的农村地区汇款大增。

基本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将最终约束农村经济发展，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也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由于基本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不足，农民面临的超前支付压力越来越大，不得不为节省开支减少花费在农业生产和创办企业方面的投入。结果，政府无法组织足够的资源投入农村急需的发展事业，难以处理由于不公平和迅速城市化带来的种种社会、经济问题。

当然，从政治层面上说，发生在湖南的抗议事件看上去对中央政府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很多事件看上去是自发的，政府一般也会将组织者立即逮捕并安抚众人。很少有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能看到中央政府的责任，或者甚至指责地方政府。很多对中央政府满怀希望到北京上访的情况已见怪不怪，这和君主时代百姓企求皇帝为自己解决困难没有什么两样。

出处：英国《经济学人》2007年3月15日

编译：罗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