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机构话语的语篇结构分析

摘 要: 虚拟语境会影响网络机构语篇的结构。本文通过分析20组典型机构话语语料,发现虚拟医患对话语篇具有结构上的规律性,同时也表现出新的特征。

关键词: 医患对话 语篇结构 虚拟诊室

1.医患对话结构

针对医患对话语篇结构的研究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并在1984年以后得到繁荣发展。Byrne和Long(1976)首先提出医患对话的六个步骤:(1)和患者建立联系;(2)了解问诊原因;(3)询问和(或)检查;(4)判断患者病情;(5)作出具体诊治或进一步调查;(6)结束诊治。

这种语篇结构为实习医生熟悉诊疗流程提供了指导。但Ainsworth-vaughn指出了它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医生”是六个步骤的执行者,处于对话的主导位置,而患者完全是被动的参与者。这一方面忽视了患者对语篇的积极构建作用,另一方面患者对病情的自我诊断(Lay diagnosis)容易被压制,引起医患双方关系紧张和患者不满。

随后Have提出了类似的六阶段对话结构,但主张这种结构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具体操作中会存在诸多细节变化[1]。Ainsworth-vaughn也发现医患对话中存在大量日常对话性质的非正式交流。因此真实医患对话在细节上存在着更复杂的变体,有必要在上述宏观步骤的指导下,深入每个话步了解医患双方是如何进行语篇构建和磋商的。譬如Fleischman使用医生所作的病情记录说明医生是按照一定的范式收集信息的,主要包括:主诉(主要症状)、病史、其他医生评价、生活习惯、用药历史、家族病史。这些信息将对医生做出准确诊断起到重要作用。

以上综述说明,医患对话属于典型的机构话语,具有结构一致性。这种结构进一步指导着医生进行日常诊断。然而网络诊室的出现大大削弱了医生对患者发言的控制力,增加了患者自由表达自我感受的空间。这种形式的交流是会受到传统诊断结构的限制,还是会突破限制表现出新的结构特征呢?下面我结合虚拟诊室中医患对话语料分析其语篇结构。

2.语料收集与统计

虚拟诊室对话轮次会因医生投入精力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大部分医患对话仅存在一个轮次(即患者咨询和医生回复各一次),而有些对话可以长达数十轮次,历时一年以上。鉴于多话轮对话更能全面体现医患双方的语篇构建过程,我收集的语料都在两轮次以上。语料包括20组对话,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虚拟诊室。统计发现,网络医患对话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3.网络医患对话特点分析

网络医患对话结构(图)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医患对话的诸多特点。

第一,从总体结构看,每个话轮均由患者引导,而医生则处于回复问题的位置。这与传统的医生为主导的会话结构完全相反。传统观点认为典型的医患对话结构类似医生提问―患者回答―医生评价(IRF结构),然而如上图所示,在网络诊室中,患者一般首先根据病情提出问题(话步1,3),而医生则根据提供的信息作出回复(话步2,4)。倘若出现医生提问(2b),则患者会在回复后(3b-i)进一步提问(3c),直到获得确切答复。因此整体上看,由医生控制和主导的话轮交替形式在网络诊室中被颠覆了。

第二,患者在语篇构建中具有了与医生同等的地位,能够更加系统完整地表达自己对病情的看法。在Frankel的统计中,医生一般会在18秒以内打断患者的病情陈述,这被解释为“医生有着自己的诊断思路,可以在不向患者解释的情况下更换话题和打断患者陈述”[2]89。但Frankel的研究结论指出患者对病情的描述对医生的正确诊断起着重要作用[2]90。因此,虚拟诊室在给予患者充分表达空间的同时,增加了正确诊断的可能。就这一点来说,网络提升了患者所具有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提高了病人在医患对话中的参与程度。

第三,患者发言的内部结构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反映出传统医患对话的固有结构对患者发言的暗示作用。Byrne和Long提出的六个步骤中前三步都由医生主导转变为患者执行,比如与医生建立联系(1a),解释问诊原因和描述病情和提供检测结果(1b),这为医生对病情做出判断和提出具体诊治方案(或进一步检查)(2c)铺平了道路。正如Widdowson所说,书面语篇也像口语一样是内心与读者交互的产物[3],患者的咨询也是在顺应传统诊疗过程中内心与医生交流的产物,这间接反映了语篇结构对医患交互的影响。

第四,虽然在实际交流中很少出现与图完全相同的结构,但其中若干核心成分具有普遍性。在话步1中,1b和1c是核心成分,有时会浓缩到一句话之内,如:“我头疼得厉害,应该吃什么药呢?”同样,话步2中,2b或2c两者必有其一出现在医生回复中。这表明,网络交流虽然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又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以往机构话语中形成的会话结构、交流语气等。因此,透过表面无序的交流记录,揭示核心的对话结构能够对正确理解网络机构话语特征提供可能。

第五,对比患者初次咨询(话步1)和后续询问(话步3、5等),最明显的特点是患者会省略一些病情陈述(1b-ii),并在导入阶段增加“致谢”(3a-iii)表示对上文医生回复的呼应;患者一般都会以描述新病情(3b)和提问(3c)引起另一话轮。随着双方交互轮次的增加,类似“寒暄”的附加成分(如建议医生外出旅游散散心等)将更多出现在双方交互中,这证明不仅在面对面机构对话中存在聊天化的倾向,在网络中也有存在。

第六,医生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又通过多种方式得到了补偿和提升。最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医生拥有随时退出谈话的可能。在真实问诊中,医生受到医院规则的约束,一般不能拒绝对患者进行诊治;然而在网络诊室中,医生并没有类似的约束,他们可以采用不予理睬的方式,宣示自己的权威地位。另外,网络问诊的流程或特定的格式赋予医生另一种控制权,比如,在多个虚拟诊室中,患者均被要求提供“性别、年龄、以往病史、最近病情”等隐私或专业信息。这就是说,患者的提问权是被事先约束的。这种约束等同于普通诊室中医生第一话轮的发问,倘若患者不按照规定回复,医生一般会采用不予回复或继续追问的方式再次明确自己的权威。

4.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网络中医患对话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揭示出机构话语在虚拟语境下会出现与传统结构不同的特征,但从微观角度分析,话语的内部结构又受到传统机构话语结构的影响,表现在弱势方(如患者、学生等)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既成的规范。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医患对话,更多针对网络机构话语的研究将有效揭示这种特殊语境下的语篇结构。

参考文献:

[1]Have,P.ten.Lay Diagnosis in Interaction[J].Text,2001,(21):251-260.

[2]Frankel,R.Clinical care and conversational contingencies:The role of patients’self-diagnosis in medical encounters[J].Text,2001,(21):83-111.

[3]Widdowson,H.G.Explorations in applied linguistic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虚拟语境中的言语行为研究”(09SJD740029);

中国矿业大学校青年科研基金项目(OW08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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