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伴随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怎样进行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以及如何规避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给未来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危害，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必然出路，而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上必须坚持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经济支柱、以中小城镇为主要方向、以实行人口迁移自由为根本保证的全方位推进的发展思路。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动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4-0087-04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大力实施鼓励非农产业的政策，农村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根据2007年国家统计年鉴，截至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7.3742亿人，而乡村从业人员只有3.2561亿人，除去非劳动适龄人口，我国农村至少有剩余劳动力2亿人。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必将出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大批农村剩余劳力，探寻加快农村经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出路，成为摆在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经历了“工业化水平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加快-农业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提高）”这样一个过程，实现农村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不发达走向发达、从贫困走向富裕的物质前提。因此，我国要妥善解决农业劳动力的出路，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探索一条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且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

一、农村劳动力剩余转移的现状与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状态，农业自身的发展不足以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着政治、经济体制变革的不断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已成为大势所趋。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由于农业与非农业部门间生产率的差异而造成的收入差距，必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平面无限分散向有限空间大规模转移和集聚。尽管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的总产量仍将持续增长，但农业占三大产业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这就造成城市出现劳动力缺口，而农村则出现劳动力剩余，加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生活环境迥异，从而必然导致农村人口自发地“涌入”城市。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我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末，农村转移劳动力达到1.8319亿人，已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达到37.4%。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地区分布看，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分别占50.25%、31.45%和18.30%，东部地区劳动力转移数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劳动力转移的方向看，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都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有4077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东部地区，约占中西部转移劳动力的45%。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还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兼业性的特征。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可以得知，我国农村大部分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二产业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和餐饮等行业，从事着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随着“新三农”政策内涵的不断扩展和深入实施，农村经济改革将真正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城乡关系格局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当前农村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境。

首先，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质量不高。由于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处于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导致了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教学水平与质量不高，很多农民对子女教育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使得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程度非常有限，其中绝大部分农村转移人口的文化程度仅为初中及以下，这就必然造成当前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城镇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这些农村劳动力专业素质与劳动技能的欠缺，不仅制约了他们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也给城镇的经济建设与和谐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目前，我国存在的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就是由于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使得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素质尤其是专业技能素质的要求提高，但现实中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却无法与其相适应而产生的。这就出现了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另一方面许多城市却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技工荒”问题。

其次，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稳定性不强。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农民工的统计监测与调查，截至2008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因素，但是，这些年的进城农民工只有不到20%能实现真正的转移，在城镇“定居”下来，其他的80%以上都是“两栖化”的流动人。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如现有户籍政策等制度使得他们在城镇的生存能力被人为弱化之外，最根本的还在于他们缺乏在城镇长期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技能与素质。

第三，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往往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由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由政府举办的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此较少，就业渠道不畅，转移往往以自发为主。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亲朋好友、老乡自发相互引带，结帮外出；二是经过“阳光工程”、“技能就业计划”等就业培训，在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合理有序转移就业。但政府主导下的中介机构毕竟很少，由于劳动力需求的用工单位与需要谋求职业的农民信息沟通不畅，使之经常处于盲目流动、盲目应聘中。同时，在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和发人深思的现象，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16～40岁年龄组的农村外出打工人员比例高达84.5%，导致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呈现凋敝景象。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出现比较明显的负面效应，在劳动力转移比较多的村社出现了日趋明显的农业人口“空心化”，除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外，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动因分析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速度与规模是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的动力作用的结果。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城镇化的动因比发达国家要复杂得多，除工业化之外，主要还有强大“推力”的作用和“赶超、发展”经济愿望的驱动。首先，按照布莱克的分析，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是“推力”（push）和“拉力”（pull）综合作用的结果，城市产生“拉力”是由于城市有较高的预期收入和较好的生活状态，“农村”的推力是因为农业人均占有资源量减少和大量剩余人口产生。其次，发展中国家为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都十分注重于工业尤其是城市工业，结果导致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动因比较复杂，但其基本动因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强大的城镇化推力，表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城镇化进程具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特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普遍实行承包制，打破了公社体制的束缚；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由逐步确立到纵深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显现化。同时，由于我国人口增长较快，许多农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断减少，加上传统农业受资源的自然约束，其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十分有限。因此，在旧有生产方式改造没有完成以前，农业难于扩大生产，这就给劳动力转移以强大的推力。

第二，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是我国城镇化的独特动因。我国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从乡镇企业的崛起而起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强烈地吸引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经济动力来源。由于我国乡村工业的区位集聚主要是在小城镇，因此，乡村工业的迅速发展必然直接推动我国小城镇的恢复和发展。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人口变动中，小城镇的人口数量、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及其人口增长速度都居城市系列之首。这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是乡村工业一小城镇的发展道路，这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镇化起步道路，是由乡村工业迅猛发展这一独特动因决定的。

第三，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加快了我国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农业基础，因为农业能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进而影响城镇化程度，所以，必须充分注意农业稳定协调的发展，在产业政策上，应着力改变“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结构格局，同时强化农业投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完善家庭承包制等。快速发展农业必然致使农副产品供给激增，在市场需求方面刺激工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使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和农业剩余资金增加，为形成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开拓新产业创造了前提条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步伐。

从我国城市的整个基本格局考察，城镇化的发展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强制工业化积累及城乡隔绝的政策，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低下；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城市与城市人口分布不均，影响着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城市人口膨胀的需求，产生一系列“城市病”，加上我国人口文化素质低，与城镇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制约了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功能的发挥。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实现途径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可能在农村落后和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完成。既然农村城镇化可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人口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发展，那么，调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迅速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只有采取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要经济支柱、以中小城镇为主要方向、以实行人口迁移自由为根本保证的发展道路。

首先，调整乡镇企业布局，让乡镇企业向城市聚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一”，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乡镇企业日益暴露出规模小、装备差、资源浪费大、技术水平低、过于分散等弱点，难于适应农村工业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农村工业经济实力较差，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较弱，一旦经济萎缩，就可能造成乡镇企业劳动力的“回流”。因此，仅仅依靠乡镇企业难以实现城镇化的发展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对“满天星”、“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现有模式和运行机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力求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在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上，应加强与城市工业的联系，用多种形式与城市搞联营，或邀请城市企业到乡镇设立分厂，这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村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又可引进较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方法。在大城市郊区，有条件的还可以利用城市的交通、电信、科技、人才以及资金、市场等有利条件，建立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结构，除一部分基础较好的乡镇企业可以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外，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应稳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通过劳动对资金的替代增加就业机会，创造农村城镇化的条件。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了乡镇企业向城市工业逐步靠拢和过渡的趋势，这种发展意味着乡镇企业必须实现结构转换、规模升级和技术进步。与此相适应，小城镇的服务范围拓宽，一部分农民跻身于小城镇而造成小城镇的人口聚集和聚居规模扩大，不少小城镇发展成为新兴城市，小城市也会部分地向大中城市过渡。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工业-小城镇的起步模式将逐渐被城市工业-中小城市的城镇化道路所取代。

其次，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城市群落化，逐步形成多层次的区位布局。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小城镇的“蓄水池”和“分流截洪”的功能。一般而言，城市对农村的辐射，总是先传递给城镇，再通过城镇自身的功能传给乡村。长期以来小城镇发展极其缓慢，其“中介”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削弱，要调整这种不合理的城市体系，不外两种途径：一是在既定城镇规模和数量总体水平不变状态下的存量结构调整，即削多补少，重新排列组合；二是在总体水平提高下的增量结构调整，即通过不同类型的城市非均衡发展，主要是提高薄弱层次的比重来改变总体结构。结合我国国情，采用增量结构调整，并把非均衡发展的重点放在小城镇这一层次上，可将城市结构合理化和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机结合。当然，单纯地发展某一规模级的城镇不能解决我国农村城镇化问题，现实的选择是走城市群落化的道路，大中城市协调发展，多层次、多区域地完成农村城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逐渐形成规模不一、类型不同、功能各异的区域性城市网络，促使地区效益得到最大发挥。如果把城市定义为节点、农村定义为域面，合理的节点与域面就形成了地域经济网络，这种网络有着强烈的整体化功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只是在东部和北部以及沿海地区出现了城市群落的雏形，而在其他地区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群，特别是西部地区城市发展极为缓慢。这些地区应重视高层节点——大中城市的建设，用高层节点的巨大吸引效应来吸引乡镇企业的输入，转化当地的过剩人口，使全国范围内的乡镇企业分布、人口分布与城市分布趋于均匀。由于城市和劳动力的聚集程度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不同技术层次的工业对城市规模、劳动力素质、资金集聚以及市场远近有不同的要求，因此需要不同的区位布局。一般来说，工业区位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向外界一圈一圈地扩展，而技术层次也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分布状态，农村城镇化的区位分布也将是这样一种趋势，这就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县城、乡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体系。

第三，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流动和迁移自由。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大批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了，但大量的还积压浪费在农村，变成隐性失业。即使在乡镇企业或开放区及特区务工经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若干年后仍可能回农村生活。这种“离土不离乡”的政策限制了乡镇企业作为效益追求者向优势区域集中，以致使我国农业人口每年只有极少数转移为城市人口，城镇化不能依靠农村人口的规模转移而发展，而是靠城市人口的自生增长，使城市一直成为依靠农村供养的消费性城市，城市不能带动农村的发展，反而成为农村的沉重负担，这就是户籍制度产生的负效应。目前，僵化的户籍制度和封闭的人口政策正在出现缺口，一些地区正在探索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的新路，市场经济要求人口流动，而人口流动必然促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当然，我国人口迁移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中小城市，因而要全方位、多角度制定城市发展战略，要有选择地把一些国家建设项目放在中小城市，形成合理的城市“辐射链”，力争用30～50年的时间按我国总人口80%的比例实现城镇化。城市经济学有条原理，即城市的最佳规模为30万人，由此可知，我国现有600多个城市和超过2万个建制镇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只要国家、企业、农业多元投资主体一起上，讲究投资效益，力求滚动发展，农村城镇化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到时候，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将变成“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此外，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以劳务出口为主的国际性转移，人口的国际迁移不仅有助于减轻我国的就业压力、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还能够锻炼和提高一大批劳动大军的素质，对于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信息网络、发展我国城镇外向型经济无疑具有巨大的作用。当然，在实行劳务出口和人口国际迁移中，难免会让一些高级人才出国外流，但只要政策引导合理，引才、留才机制健全，一些海外高级人才就会被吸引回国服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担心人才外流而关闭劳务出口及国际迁移的大门。

第四，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使农民进入城市边际经济空间。在各国城镇化过程中都产生了“劳动力跟着投资跑”的现象，我国的“民工潮”作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种特殊形式，将会存在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全过程。对于各级政府部门来说，其主要任务不是“堵”，而应当是因势利导地消除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不利影响。由于我国劳务市场规模小、功能不齐、受计划用工的限制较大，很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必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在城乡一元化的流动户籍制度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发动城镇化，可以把劳动力主要进入城市边际经济空间（城市非正式经济领域及有需求而尚未开拓的领域）的流而不滞的城镇化方式作为现实的选择。在实践中，农民群众已自觉地随农业生产的生命活动周期而将劳动力“候鸟式”地使用，主要从事拾遗补缺性质的工作，如当保姆、摆地摊、干粗重体力活等。但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城镇化，必须结束行政干预，加大力度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把城镇各类经济成分的企业职工、临时工、个体劳动者齐聚到社会保险一体化的“旗帜”之下。同时，改革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大力推进廉租房、公租房建设，从而保证城乡居民享有相同的基本福利待遇。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才能最终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不断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条件。

现代社会的城镇化作为一股潮流不可逆转。加快我国农村城镇化的步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与国外的城镇化进程相比较而言，即使是进程较快的英国也花费了七八十年的时间才基本实现城镇化，而到成熟阶段即城镇化率达到80%左右更是花费了近两百年的时间。因此，我国要在50年内达到80%的城镇化水平的任务实属艰巨，自然会潜伏着诸多矛盾。因此，从总体上看，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上，应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差别的事实。最落后的地区，重点是有选择地恢复和发展小城镇；落后地区，可以选择大中城市作为经济成长中心，带动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发达的中部地区。主要选择乡村工业一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但必须加强区域布局和统一规划，并有重点地发展一批小城市；发达的东部地区，可选择城市工业-中大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只有这样，通过城市带动城镇与乡村的建设与繁荣，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才能真正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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