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生命之树

如今人手一台相机让摄影不再那么神秘，甚至连手机软件每秒都有3600张照片诞生。摄影的门槛被一再降低，但摄影的历史却是由庞然大物般的木盒与才华横溢的摄影师所构筑而成的一棵宏伟巨树，这些营养让我们得以在每一个细枝末节继续发芽成长。而追寻着历史的枝桠，或许我们能找到当年播下的那颗种子。

第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

十九世纪是欧洲绘画艺术的壮年，新旧美术思潮频频更迭。浪漫主义的脉搏在炙热地跳动，古典主义的血液也在鲜活地流淌，一切都那么生机勃勃，蓄势待发。

不过，依然能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找到许多个宁静的下午，期间一位痴迷绘画的文艺青年在法国的一个小镇的花园里，望着自己刚为邻居画好的肖像发呆。由于艺技超群，请他帮忙画像的人纷至沓来，这可占用了这位业余画家不少的时间，于是他将“缩短作画时间”视作一种追求。这就是Louis-Jacques-Mandé Daguerre（路易・雅克・曼德・达盖尔），爱自然，爱文学，也爱图方便。而刚好在另外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法国的一位退役军官Joseph Nicéhore Nièpce（约瑟夫・尼塞福尔・涅普斯），用针孔相机复刻并洗出了家中窗外的风景。这个消息让达盖尔产生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兴奋感，不久后，达盖尔就如愿会见了这位伟大的发明者，并与他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合作，直至涅普斯因病逝世。经过执着努力，他终于发明了一种只需“20-30分钟”曝光时间的银版摄影术，并根据这种摄影术制作了第一台照相机。于是，当他心满意足地用自己的名字为他的发明命名时，也向摄影的领域投下了第一个意味深长的启示。就此，十九世纪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结束，而一个摄影的时代，却被真正开启了。

摄影术的自我解放

当观众最初面对达盖尔拍下的照片时，他们首先怀疑这是否是一幅画。于是，达盖尔不得不拿出放大镜，向观众解释摄影术在反映现实细节中表现出的非凡还原能力。这个故事恰好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摄影存在条件的质疑，以及摄影与绘画界限的模糊。不管怎样，摄影术作为一枚新鲜的时代产物，仍然震惊了整个欧洲，一时间，摄影展、摄影沙龙、摄影运动……各式各样有关摄影的活动在各国各地激烈地开展，像核爆炸股开出一个个蘑菇云。

然而，当时公认的观点是，由于摄影术依赖于镜头的光学作用和底片的化学作用，因此只能将现实的情境机械而冷漠地翻版、记录。摄影，决不可能像绘画那般成为一门艺术。与此同时，摄影史上的第一支流派――“绘画派”出现了，对摄影报以期望的艺术家们企图改变摄影的地位，他们绞尽脑汁地把照片弄得更像一幅画。如艺术摄影师Oscar Gustave Reilander（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的“人生两条路”，与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对照来看，便颇有邯郸匍匐之感。

一战后，一位实验派的摄影师几乎在眨眼之间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他就是Man Ray（曼・雷），一位在某种程度上扭转摄影方向的人物。除了摄影，他还在诗歌、电影、雕塑等诸多领域有先锋性的造诣，可谓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不过，他开始摄影的契机完全不像他的成就那般崇高。1921年，Man Ray随另一位达达主义艺术家好友Marcel Duchamp（马塞尔・杜尚）离开纽约来到巴黎，由于痴心实验，终为生计所迫，只能把摄影作为谋生手段。然而，当他在此后开始时装摄影时，他浑然一体的艺术思维与摄影术碰撞出火花，使得摄影有了传递感情的能力和刺激眼球的威慑力。特别是曼・雷对光的运用前无古人，他的镜头里，摄影脱离了纯粹的纪实而有了无与伦比的唯美和“梦的通感”。而在他拍摄自己恋人吉吉的一系列广受称誉的作品中，幽默、朦胧、超现实等新奇的表现手法，更是与自己的情感结合，使得冷冰冰的镜头有爱的温热。有趣的是，这位达达主义的艺术大师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摄影家，用他己的话来说：“对我而言，摄影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就像我喜欢兜风而经常开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成为一个驾驶员”。

一个美国战地记者的日本情怀

当摄影终于从绘画和纯粹记录这两个极端解放出来，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时，它的生命轨迹便会引发更多的好奇和关注。同时照相技术与照相机的更新换代，使摄影术在艺术家的眼里大放异彩。1925年，由德国徕兹公司生产的徕卡A型相机上市，这款相机可以被装进口袋轻松携带，使得摄影师以灵活动态的方式拍摄而不必受三脚架约束。由此，一大批摄影师们从摄影棚中涌入大街小巷，世界各地。其中一位年轻摄影师William Eugene Smith（威廉・尤金・史密斯）一门心思想成为战地记者，根本没想过自己后来会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新闻摄影师。

上天仿佛是在为史密斯酝酿一般，当他第一次来到日本，初上二战战场时的史密斯原想拍摄一些洋溢着爱国情感的照片。但是，他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他放弃了辨别交战双方正邪的想法，而是全身心地投入战争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恐惧。他在日本各地战场上拍摄到的被苍蝇覆盖的奄奄一息的婴儿的照片，以及正在腐烂的日本兵尸体的影像，更是成了太平洋战场最严肃和最有力的战争影响罪证，对于历史的正义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战场上，他小伤频频，大伤不断。直至1945年，史密斯在冲绳海岸附近被一片弹壳的碎片击中，从嘴至手多处遭受重创，在两年的时间里无法进行工作。

在接受治疗的时间内，史密斯对医护人员、病人和弱者产生了极大的关注，当他再次拿起相机时，许多以此为主要内容的作品相继出现。从1953年的“The Reign of Chemistry”（化学王国）到1955年在纽约“Museum of Modern Art”（现代美术馆）举办的“Family of Man”（人类的家庭）展览上压轴的“A Walk to Paradise Garden”（通向天堂之路），史密斯的纪实照片不再像是一张张照片，更诉说着一个个故事。尤其是，史密斯关于助产士Maude Callen故事的照片感动了美国读者，人们纷纷捐款帮助她建立了诊所。当摄影有了普遍的社会意义，摄影师对于社会的地位和价值也由此显现出来，史密斯的一生就是对于个人摄影最完美的诠释。

谎言，情感，还是灵魂？

1947年，一位名为Robert Capa（罗伯特・卡帕）的匈牙利裔美籍战地摄影记者，将几位同好David Seymour（大卫・西摩），George Rodger（乔治・罗杰），以及Henri Cartier-Bresson（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拉在一块儿，打算成立一个公司，专门负责发行乱世影像的照片。这家公司的宗旨是摄影师自主选题，自主经营，并拥有自己图片的著作权。这就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摄影组织――MAGNUM（马格南）。卡帕面对人生诙谐乐观，他曾有这样一句生动的名言：“如果你的照片拍的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很不幸，这位用生命在拍照的老兄终究没有史密斯那样的好运气。在躲过西班牙内战以及二战中一次次的炮火之后，由于与地雷靠得太近，在参与拍摄第一次印支战争时，误入雷区踩中地雷被炸身亡。但，马格南图片社留存了下来，引领了后来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双眼，称得上是卡帕一生伟大的贡献之一。

不知是马格南成就了布列松，还是布列松成就了马格南，总之，翻开当下的摄影作品，你很容易发现后人在细节中向这位“现代新闻摄影之父”致敬的蛛丝马迹。布列松生于巴黎，年轻时酷爱绘画，他的梦想一度是成为一个画家。奔放的思维方式和多愁善感的性格为他投身艺术准备了丰厚的先天条件。年轻的布列松来到非洲寻找内心的解脱和情感的释放，但那里，等待他的只有热病。1331年回法途中，他无意发现了35mm相机，小型相机立刻使他着了迷，为他找到了情绪的最佳“出口”。1932年，他携带徕卡相机和黑白胶卷游历世界，见证了20世纪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观察绘画作品的独特视角影响了他的镜头，他用这样的眼睛捕捉并在一个又一个蓄势待发的“瞬间”按下快门。人们惊讶于一位摄影师的眼睛竟能具有如此之大的洞察力。在转瞬即逝的那个事件的至高点里，竟蕴藏着如此巨大信息。那些本来不易看到的动人而有趣的场景，就这样有了凝固在相纸上成为永恒的可能。

布列松是新一代摄影师的一面旗帜。他的摄影著作《决定性瞬间》更成为摄影名著之一，他在摄影舞台产生的巨大影响，至今无人可以超越。可以说，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影响到了全球的影像，他在拍摄的瞬间同时选取现实并重新构图，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摄影的艺术表现力。有意思的是，也许出于对绘画的热爱，在布列松眼里，好不容易从绘画中解放出来的摄影似乎又回归了绘画。他认为摄影是“绘画的速写”，“凭直觉完成，不容修改”。至布列松为止，对于摄影是不是一门艺术的问题，已经无需置疑了。

《美国人》的残缺世界

战后的美国，经济蒸蒸日上，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但是，在一个美国摄影师的镜头里，这个国家到处充满着伤口、残缺和幻灭。脱焦的画面里，黑糊糊的天空和建筑，阴冷忧郁的树木与河流、失衡的构图支撑起整个画框，这种压抑的气氛让人痛苦和彷徨。然而对此，著名电影导演Jim Jarmusch（吉姆・贾木许）这样评价道：“这不是完美的东西……但我感到自己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将它占有。”这就是摄影师Robert Frank（罗伯特・弗兰克）和他的摄影集《美国人》的力量。

拍摄《美国人》的时候，“瞬间美学”正在风行。因此，人们对弗兰克的作品褒贬不一。在弗兰克的眼里，世界是流动的也并非完美无缺。相反，正是其残缺成就了它的美丽。在弗兰克的作品里，漫不经心与条条框框、对焦不实与精准对焦等极端混合在了一起。他用一种可贵的眼光去质疑布列松的“摄影圣经”，对后来日本摄影师荒木经惟和森山大道作品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时尚秀场的后台

战后，人们明显感到，对于绘画，摄影开始了反击，许多画家不得不因此下岗或转行。被取缔的职位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传统的美术记者，另一类是肖像画家。19世纪50年行的～些时尚刊物上，时尚照片已取代了版画插图。到了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追求“即时魅力”和“新鲜潮流”的时尚界，摄影师已经可以轻松胜任画家的工作了。许多著名的摄影室也已是风生水起、家喻户晓。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名为Diane Arbus（戴安・阿巴斯）的女摄影师会成为日后挑战整个摄影世界。这位敏感多愁又有着男人一般强大灵魂的女人与社会扳起了手腕。同那些时尚画报里的俊男靓女不一样，阿巴斯照片里的主角是一些社会的边缘人――精神病人、畸形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等不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人群，在简洁的构图里，镇定、坚韧地正视着镜头外观者的眼睛，没有一丝他人想象中的卑琐和怯懦。在她之前，罗伯特・弗兰克已经用独特的方式对城市的伤口进行了放大，但这次阿巴斯直截了当的正面补光和那些所谓的“怪咖”摄人心魄的神态，扇了明朗乐观又故作平和的社会一个巨大的耳光。当她将这些“局外人”呈现给主流规则中的人们以后，她对社会主流人物和边缘人的两面性在视觉上所做的深入探索，也成为纪实摄影不可缺少的部分。

商业性？创作与多元化！

当照片被印上画报，摄影的商业性就再也无法被否认了。

这个年代的某一天，马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Martin Parr（马丁・帕尔）拍摄了一组名为“一日游”的照片。在这组照片里，一些英国市民为了买到比本国更便宜的日常用品，不惜在周末坐一小时渡船过多弗海峡来到法国抢购商品。帕尔的镜头里，他们专注购物的锐利神态与呼之欲出的夸张动作被生动地刻录在了胶片上，使得超市购物这样平常的行为有了舞台表演般的戏剧性。同时，人们惊奇的发现，在超市的环境里，商品包装的五颜六色与消费者的情绪形成了鲜活的对照，正是环境中的色彩，使得“一日游”具有了多义性。

帕尔热衷于展现商品经济对人的影响，也擅长用商业摄影中的鲜艳色彩去表现纪实环境中的人物。除了在不需要打灯的正常环境下给人物打上各种颜色的闪光灯，帕尔照片里的高饱和度也透出他对商业摄影的娴熟而先锋的运用，使他的作品透出一种典型的英式幽默。摄影的商业性，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极为有趣的体现。对摄影商业性的灵活把玩，可谓今年刚过六旬的他能够在摄影舞台上有如此重大影响的原因。

现在，登陆任意一个你所知道的摄影网站，依旧能够看到行走在街头的布列松们，进行超现实实验的曼・雷们，在摄影棚进行商业创作的莱柏维兹们……历史种下的种子生根发芽，成长为参天大树，而每一个枝头都有新鲜的枝叶在迅速的成长着。从19世纪到21世纪里的每一天，都有着更多新鲜出炉的惊喜在等待着摄影新生命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