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启蒙运动

“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鲁迅在启蒙运动中并不是像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时代的弄潮儿”；相反，他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反思和质疑，对启蒙、对西方文化乃至对知识者自身也予以解剖，从而实现了对启蒙主义的超越。

“启蒙强调了一种对社会、它的传统、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的批评反思。” “启蒙是这样一个运动，其中对真理的追寻比它的获取更加重要：它的主要代表者将现实视为一种实验，试图培养一些供新事物出现的条件”，“他们认为暴政、愚昧和苦难都是自然而非神圣力量的产物；他们相信治疗人们的邪恶要从治疗偏见开始。”

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极其相似的。狄德罗宣称“只有用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吊死最后一个贵族后，自由才有可能出现”。鲁迅则在《灯下漫笔》中号召人们奋起“扫荡这些食人者”，“去创造中国历史上”除“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外的“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潘恩提出“从坟墓中进行统治的虚荣和自以为是乃一切暴政中最可笑最傲慢的一种。人对人没有所有权，一代人对下一代也没有所有权”，鲁迅则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中称封建伦理纲常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强烈呼吁要让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享受“正当的幸福”，并以先知先觉者的博襟表示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谈到自己的文学活动时曾重申：“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这表明他一直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启蒙主义者”。但他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对十多年后成为“五四”启蒙运动主题的“科学”、“民主”等命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即使当他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仍抱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复杂心态：正是这种对启蒙既肯定又怀疑的双重态度，使他与中国绝大多数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启蒙主义者区别开来。

他从科学的发展中发现了潜伏的危机。他尖锐地指出，在科学史上，曾有“以科学为宗教”、“别立理性之神祠”之说，这样将科学理性绝对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就揭示了“科学”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从而对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基本命题采取了“既肯定，又怀疑”的立场与态度，既没有陷入科学理性的神话，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的极端。

鲁迅还对“民主”、“社会平等”等西方启蒙观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毫无疑问，“民主”、“平等”都是具有历史必要性与进步性的。问题在于，当人们把“民主”归之为“众数”崇拜时，就必然陷入历史的循环：依然是“同是者是，独是者非”，只不过“古之临民者，一夫独好；由今之道，且顿变为千万无赖之尤”，即所谓“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专制、暴虐的本质始终不变。当很多人都还沉湎于西方的“民主”神话时，鲁迅却对它提出了如此犀利的质疑，这无疑是具有超前性的。

他对“社会平等”的分析也同样深刻。鲁迅发现，当人们把社会平等理解为“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暨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此其为理想诚美矣”，付诸实践，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此进步水平之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 ，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 他那“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和态度，既非言不由衷，也非时过境迁”，这样的质疑甚至已经具有某种预见性。

鲁迅主张“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他的立足点在于，“比较既周，爰生自觉”，引入异质文化，作为新的参照系，以打破传统文化的神话，进而产生变革的要求；而另一方面，鲁迅同样清醒地意识到，“拿来”的西方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同样是有缺陷、有“偏至”的。“这种以直觉知道一种更加深刻的、超越了所有偶然的社会――历史因素的现实的能力”，促使鲁迅作出了发展中国文化的如下设计：“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去今复古，别立新宗”。

应当指出，这样的全面而毫无偏颇的文化设计（选择）仍然是理想状态的，它的现实，特别是个体现实选择有又必然是偏至的。鲁迅终身的文化活动总是偏向于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言他人所不能（不敢、不愿）言，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偏至”，但这也正是他的独特价值之所在。

西晋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固然体现了中国读书人古已有之的积极入世精神，但这种“自我陶醉”也滋生了知识者的英雄化和自我神化。鲁迅在考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时发现：由于“难到可怕的”汉字，“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使中国的普通百姓“连想都不敢想”，更不会“说”，不能“写”，只能“默默的生长，薰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这种对语言的垄断权，更加强了中国知识者的自我神化地位。

有研究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文言转向白话的语言学革命”，又一次给了中国知识者“千载难逢的制造语言的机会”，从而“强化了他们通过语言来虚构和制造一个世界的信念”，进而形成了胡适所说的“爱说不爱听”的文化性格：自称“现代知识者”的启蒙主义者们“激烈的、热情的，然而也是强迫性地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表述’加入或灌输到周围的他人之中”。

这正是鲁迅所警惕的：他对知识者的“想”与“说”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一再写下这样沉重的文字：“文学家有什么用？”“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这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在血的屠戮面前，他甚至如此自责：正因为自己“无用”，才为当局者所容；他说他“说”的话，“写”的书，都只如“一箭之飞入大海”，溅不起一丝水花……知识者的语言非但不能摧毁“铁屋子”，而且徒然“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却既不能指明改变现实现状的现实道路，又不能给予改变现状的真实力量，而把被启蒙者逼入“醒来无路可走”的困境，而且因为弄敏了他们的神经，使之承受着“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暴露了启蒙主义知识者的“说”与“写”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他们企望靠语言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天真的梦。鲁迅对知识者自身的种种质疑和诘难，彻底打破了知识者的自我神话，而他自己也因此实现了对启蒙主义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鲁迅站在启蒙的立场上质疑启蒙，也解剖自己，但他“同时贡献了”二十世纪“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和第一流的学术著作”。“他渴望一种有机文化的重生，试图对世界‘重新加魅’”，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把启蒙“看作是态度，‘气质’、哲学生活”， 以自己独特的符号系统和人格践履，把民族文化的优秀种子从僵死的体系中拯救出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鲁迅是致力于把中国文化振拔到现代水平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巨人。

赵艳红：保定学院。

邓芳宁：河北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