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改革试验区之争

尽管这些地区试图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来达到区域性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但如何激发本地区内生的发展动力，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可能比争夺“综改试点”显得更为重要。

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谁会成为下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问号吊起了许多省份和城市的胃口。

今年“两会”期间，围绕着这个主题各地竞相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申报争夺战，一时间申报之热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与讨论。随后在成都召开的全国体制改革会议，以及国家发改委起草的《关于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已进入征求各方建议阶段，使得这个话题再次升温。虽然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日前向媒体透露出“中央政府已原则同意在重庆设立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之消息，使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将会花落谁家看似没有太多的悬念，但这场争夺战远未结束。

其实，早在去年“两会”期间，淮海经济区的近百名人大代表就联名提出了“将淮海经济区设立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议案。然而，由于这个区域分属4个省份，无法形成合力，显得声音微弱，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其后，湖北、湖南、重庆、广东、广西、四川、辽宁等省份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希望成为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在今年“两会”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一些省份和城市为何热衷于申报“综改试点”？“申报热”的背后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潜台词？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牌子之所以令各地心动不已，在许多地方看来，“综改试点”就是“新特区”，其意义可以与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相比。但是与当年的深圳模式有所不同，它不单纯依靠国家投入资金、享受税收优惠发展，而是一个综合性的创新实验区。也就是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建设，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深化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担负着探索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区域发展模式、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使命。眼下各地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同程度地受到现行财政、投资等政策规定的障碍，使改革工作难以深入。对于地方来说，“综改试点”的战略价值在于，通过体制创新和先行先试，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以此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探索新时期区域发展的新模式，形成区域重点突破。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经济效益的增长和经济模式改革的助推效应，加大了各地对第三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争夺力度。

面对各个地区竞相争夺“综改试点”的热潮，虽然国家发改委的态度是，这次“综改试点”要实现地方自主改革，不给优惠政策，但是“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给一个城市一个区域带来的利好是深远的。地方以为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在某些政策方面开小灶，而此前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的经验表明，一旦成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上将有很多优惠。可见来自地方政府的经济特权争夺战，更大程度体现了地方经济发展中各方权利的博弈，其最大的吸引力是以“试验”的名义向地方让渡了中央的部分职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譬如当前公共财政本来就集中在中央，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不公等市场失灵的领域，当然要有行政力量的介入，这也符合中央财政的公共职能。

此外，来自“综改试点”的品牌效应同样不可小视。国家宏观决策给一个地区发展带来的品牌效应，属于国家营销效应。“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块金字招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此前浦东新区、滨海新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所带来的品牌效应，在区域形象、招商引资和政府改革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如此背景之下，就不难理解一些省份和城市不遗余力地争夺“综改试点”的真正用意。尽管这些地区试图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来达到区域性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改革的动机不容置疑，但如何激发本地区内生的发展动力，着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可能比争夺“综改试点”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