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转移方式与污染控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张江高新区创新系统政府的资本配置功能与效率研究”（09YJA790141）；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开放经济与贸易”（J51702）作者简介：赵大平（1969-），男，湖南澧县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分工与区域创新理论研究。Email：zdaping@hotmailcom

摘要：中国制造业转移过程中污染扩散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内陆地区不具有承接高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是否就意味着污染转移？对于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制造业转移的规律和动力，然后运用该理论模型，针对两个企业案例进一步分析验证制造业以并购、合资和合作等方式转移，能提高中西部地区污染企业的技术和制造规模，有效降低上游地区的污染程度，从而减少上游地区污染扩散导致的危害。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转移；污染控制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8002906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以县域竞争为特点的制度创新和产业集聚，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其历史成就是巨大的[1]。但是，中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结构性矛盾，只有依赖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再上新台阶[2]。在解决中国地区间产业结构性矛盾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地区间产业的区位转移。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其生产制造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区位转移的一般规律是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向低成本的内陆地区转移。例如根据邓国军等的研究，当珠江三角洲发展成为大城市群后，一些高污染企业就向临近地区转移，经济相对落后的东西两翼地区和粤北山区，不断承接来自珠三角地区的污染项目，在广东省的一些大中城市，国家明令停业的15类严重污染的小企业已逐渐绝迹，但不少厂商却把它们搬到了偏远山区[3]。近些年来，中国东南沿海较发达高新区的制造业也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这主要是因为东南沿海高新区内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不断上升，而制造企业的优势主要来源于规模经济，受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较大，高新区制造业转移的一般规律也是自东南沿海高成本地区向中西部低成本地区转移。相对来讲，产业链上的制造企业比产业链其他部位的企业污染程度高，这种产业转移可能也会引起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上升。

对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否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上升。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欠发达地区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发达地区高污染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必然导致欠发达地区环境恶化，使欠发达地区成为“污染天堂”[4]。就国际间的产业转移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实证的有力支持，例如，Mielnik和Goldemberg通过FDI 的规模与当地环境污染的回归分析，发现由于跨国公司挤走低效的当地企业，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带来更发达的技术，提高生产力和能源效率，FDI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带来了有利效应[5]。大量关于中国环境污染与利用FDI的实证研究表明，FDI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中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6]，沙文兵和石涛的研究得出FDI 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 对中国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7]；邓柏盛和宋德勇的研究则得出FDI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8]。就中国国内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情况来看，目前还缺少大量有力的数据来证明这种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环境恶化。理论上，当引入产业的扩张产生的平均污染低于当地缩小产业的污染水平时，这种引入客观上可以优化当地产业结构，降低污染程度[9]。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产业经营权向私人开放，内陆地区私人集资办的小采矿厂、小冶炼厂和小造纸厂比比皆是。如果东南沿海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规模产业向内地转移，能有效挤出这些当地落后企业，或者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减少私人胡乱办厂的冲动，这种产业转移是有可能降低中西部地区污染程度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扩散。中国地理特征是西高东低，污染扩散，特别是水污染扩散的特点是自西向东，自内陆向沿海扩散。如果中国的产业区位转移造成了内陆地区环境恶化，这种环境恶化也必然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恶化。未良莉等关于中国利用FDI 为载体的产业转移研究得出，地理因素的影响大于经济水平因素的影响，中国区域间环境质量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10]。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地区的开发，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全国各地的河水越来越脏就是再明显不过的例证。为了减少上游企业污染向下游扩散的危害，美国纽约州就规定禁止当地电厂向南部和中西部各州出售排污权，否则处以罚款[11]。

可见，在区域间产业转移过程中，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否会导致污染扩散，结果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国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如果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造成了中国内陆地区污染程度加剧，东南沿海地区一定会深受其害。目前中国正面临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一些内陆地区甚至在建立承接东南沿海制造业的转移基地，相关部门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应根据制造业污染扩散的危害以及制造业特殊的经济效应，重新思考这些决策的合理性。

二、制造业转移的动力与一般规律

1制造企业与创新企业的优势来源差异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大企业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有市场垄断力量（Market Power）的大企业在集中度很高的市场中能有力地推动技术创新。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技术进步的加快，企业面临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传统的大企业一体化经营组织模式，由于缺乏灵活性，越来越不适应外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也难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相比之下，灵活的小企业网络经营组织模式则更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成功经验证实了小企业灵活的社群网络模式在高技术创新上比集团化的大企业组织模式更有优势[12]。

根据Bendor等，Casson和Howard的分析，大企业组织模式和小企业网络模式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环境变量和企业关系变量[13-14]。就环境变量而言，技术革新越快，环境系统振荡越大，小企业网络模式因适应性高于大企业组织模式，因而在创新中更有优势。就企业关系变量而言，网络中企业合作大于竞争时有利于创新，网络中企业竞争大于合作时，则不利于创新。产业链中的制造类企业由于标准化程度较高，同类企业间竞争激烈，因而难以获得网络集聚效应，规模经济优势相对重要，适合采用一体化的大企业组织方式（这类企业，下文简称制造企业）。产业链上的其他类企业，由于受集聚效应的吸引，适合采用小企业网络模式（这类企业，下文简称创新企业）。

可见，制造企业的优势来源于内部规模经济，大企业的效率高于小企业的效率；创新企业的优势来源于外部规模经济，规模大不一定有效率，但集聚是有效率的。所以产业转移过程中，制造企业应该兼并做大而不必集聚在一起，创新企业应该集聚在一起而不必兼并做大。

2制造企业与创新企业的转移规律

产业集聚效应对创新企业和制造企业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Baldwin和Okubo认为，企业的异质性会强化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导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集聚到大城市或发达地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逐渐转移到地区，这种自我选择效应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15]。外部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下降可以弱化核心结构，导致集聚效应相对弱化，扩散效应相对增强。实际上，中国政府推动城镇化和产业集聚，一方面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导致了城市的土地和房价上涨，由此推动企业雇佣劳动的成本、租用厂房和土地租金的成本等不断上升。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加速城镇化和产业集聚形成了正的集聚效应和负的高成本效应。当集聚效应大于高成本效应时，企业将因为集聚效应的吸引而继续向城镇集聚；当高成本效应大于集聚效应时，则可能导致企业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区域转移。

对于制造企业来说，由于其标准化程度较高，企业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因而制造企业较少受益于外部网络集聚效应，主要得益于内部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制造企业适合采用大企业一体化组织模式，受中心城市高成本效应的负面影响，制造企业可能会从中心城市的生产网络系统中转移出去，同时因为制造企业不能受益于网络集聚效应，所以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时，不应该像20世纪90年代政府主导建立高新区那样进行区域集聚，只需要在交通运输便利，区位成本较低的地方形成内部规模经济效应即可。区域集聚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中国高新区的产业集聚就带来了这种负面效应；二是可能导致污染集聚，因为有害的要素只要足够分散就不会形成污染，过度集中便是有害的。此外，如果制造企业直接从中心城市迁移出去，还要受沉淀成本、制度障碍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制造企业向地区转移，采用向低成本地区投资新建企业的方式或是并购方式更好，因为这能避免沉淀成本损失并减少制度障碍。

对于创新企业来说，由于创新企业受网络集聚效应的吸引，高成本效应对创新企业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因而创新企业将继续向中心城市集聚。也就是说，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或市场价格机制，对异质性企业的转移效果取决于区域的集聚效应、高成本效应以及外部运输成本。即集聚效应越强，创新企业受网络集聚效应的吸引，不会被转移，转移出去的将是受高成本效应负面影响的制造企业。外部运输成本越低，这种转移效果越好。

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中， 出现了好几次大的制造业并购浪潮，Donald研究认为，19世纪末由于技术进步，铁路等交通运输工具的革新，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市场扩大，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大规模的并购浪潮，以充分发挥内部控制经济优势，导致规模制造业迅速发展。而20世纪80年代，美国硅谷则聚集着大量高科技创新型小企业，这些高科技小企业相互之间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规模经济优势。

3制造企业与创新企业转移的条件

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与中国西部地区相比，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镇已形成了较强的产业集聚效应，而政府的产业转移政策或市场价格机制，对异质性企业的转移效果与集聚效应成正比，即使没有政府产业转移政策，市场价格机制也可能将制造企业从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下文简称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下文简称内陆地区）。这里的市场价格机制主要表现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相比，所具有的网络集聚效应（ΔU）、高要素使用成本（ΔF）、企业的高污染成本（ΔT） 因为污染总是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扩散，实际上污染在内陆地区可能具有更高的社会成本，由于难以对污染的扩散征税，企业在沿海地区可能被征收更高的污染税ΔT，所以这里称之为企业的高污染成本。以及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运输成本（ΔE），

这里的Δ表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企业被转移的地区）两种成本之差。如果是已有企业的转移，则还要受沉淀成本（C）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市场价格机制使沿海地区的企业转移出去的条件为：

ΔF+ΔT-ΔU-C>ΔE（1）

式（1）表示，当企业在沿海地区的高要素使用成本与高污染成本之和减去网络集聚效应和沉淀成本大于相对落后地区的高运输成本时，沿海地区的企业将向相对落后地区转移。

如果产业转移采用新建企业的方式，则产业转移条件式（1）中，不用考虑沉淀成本（C）和制度障碍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更容易实现。

由于制造企业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所以需要更多的土地和厂房，因而具有更高的要素使用成本（ΔFM）。由于制造企业标准化程度较高，同类企业间竞争激烈，因而难以获得网络集聚效应，所以不妨假设制造企业的网络集聚效应ΔUM=0。同时制造企业的污染程度也相对较高，因而制造企业在沿海地区可能被征收更高的污染税。根据式（1），制造企业转移出去的条件为：

ΔFM+ΔTM-CM>ΔEM（2）

式（2）表示，制造企业在沿海地区的高要素使用成本与高污染成本之和减去沉淀成本，大于内陆地区的高运输成本时，沿海地区的制造企业将向内陆地区转移。当政府加大对内陆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降低运输成本，将有效地推动沿海地区制造企业的成功转移。

一般来讲，运输成本降低也可能间接弱化集聚效应，缩小两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和污染成本差距，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运输成本降低的产业转移效应。

同样，如果制造企业转移采用新建企业的方式，则在制造企业转移条件式（2）中，不用考虑沉淀成本和制度障碍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更容易实现。

由于创新企业具有更高的网络集聚效应，更低的污染成本和运输成本。不妨假设创新企业的污染成本ΔTI=0，运输成本ΔEI=0。根据式（1），创新企业继续向高新区集聚的条件为：

ΔUI>ΔFI（3）

式（3）表示，对于创新企业来讲，当沿海地区的网络集聚效应大于高要素使用成本时，创新企业将继续向沿海地区集聚。

综上所述，产业转移的动力来自于不同区域的网络集聚效应、要素使用成本、污染成本和运输成本等的相对大小。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是：沿海地区的制造企业因为成本上升效应大于集聚效应，制造企业将由沿海地区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内陆地区转移，而创新企业将因为网络集聚效应的吸引而继续向沿海地区集聚。

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不应该像20世纪90年代政府主导建立高新区那样进行区域集聚，只需要在交通运输便利、区位成本较低的地方即可。

三、企业案例与调研分析

1上海宝钢集团

上海宝钢集团主要从事钢铁产品生产，由于过高的运输成本和沉淀成本，如果让宝钢集团直接由上海迁移到内陆成本低的地区，经济上不一定合算，因此，类似宝钢这类制造企业应探讨新的产业转移方式。

宝钢集团转移要考虑的成本因素有：生产要素成本（ΔFM）、污染成本（ΔTM）、运输成本（ΔEM）、沉淀成本（CM）和制度障碍等。

（1）从生产要素成本（ΔFM）看，中国中西部地区土地、厂房和劳动力价格更低，宝钢集团迁移到中西部地区后，其生产制造成本可能会因此下降，所以生产制造成本是推动产业转移的正面因素。

（2）从污染成本（ΔTM）看，上海比中西部地区具有更高的环境标准，宝钢集团自身在上海可能要承担更高的污染成本。如果宝钢集团转移到西部地区制造了污染，其污染将扩散到下游地区，这将同样使东部地区遭受污染的危害，产生更大的社会成本，但企业不必承担现有体制下的这种社会成本，所以污染成本也是推动产业转移的正面因素。

（3）就运输成本（ΔEM）而言，像钢铁制造、火力发电和采掘类制造业由于运输成本过高，一般都建在离原材料较近或运输便利的港口，宝钢集团紧靠上海海运码头，这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如果转移到内地，运输成本必定会增加，所以运输成本是不利于产业转移的因素。

（4）从沉淀成本（CM）看，宝钢集团由上海整体向内陆低成本地区搬迁要面对巨大的沉淀成本，这至少在短期是不合算的，因此沉淀成本是产业转移的主要制约因素。

（5）从制度障碍看，宝钢集团从上海转移出去，会降低当地的财政收入，甚至增加当地的失业，一般来讲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但会得到被转移地区政府的支持。同时，制造业具有更高的污染，也会受到被转移地区人们的抵制。

现实中，制造企业以整体搬迁方式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模式不多，一般都是采取投资新建厂房、并购或合资等多种方式转移，因为这些转移方式没有沉淀成本损失，也较少受到制度障碍的影响。而且东部沿海地区因技术水平较高，采取这些转移方式有利于提高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从而降低污染程度。因此，近些年来，宝钢集团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对内地关联企业进行了大量的并购、合资与合作。例如，2007年，宝钢集团增资30亿元重组八钢，“宝钢集团新疆八钢公司”正式揭牌，成为宝钢集团控股公司；2007年与邯钢合资成立了“邯钢集团邯宝钢铁有限公司”；2008年，宝钢集团和广东省国资委、广州市国资委共同出资组建“广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标志着宝钢与韶钢、广钢的资产重组取得阶段性成果；此外，宝钢集团还在上海、浙江和江苏等省市建立废钢加工生产基地；2011年3月，宝钢集团投资200亿元入主福建罗源本土企业德盛镍业，在罗源湾打造绿色不锈钢生产基地等。

与中西部地区同类企业相比，宝钢集团有更先进的制造工艺和环保技术，宝钢并购、合资并参股内陆地区的同类企业，有利于内陆地区企业的技术进步、制造规模效率的提高和污染水平的降低。也就是说，宝钢集团对内陆地区的投资主要是市场机制驱动的，因为这有利于多边共赢，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通过对技术相对落后企业的改造，能有效降低内陆地区高污染企业的污染损害，所以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并不会增加对内陆地区的污染，而且遭到双方地方政府反对的制度阻力也会很小。

2湖南省湘西金矿及周边地区的调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了发展本地经济，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几乎在没有任何技术限制的情况下就将矿产开采权向私人开放，于是人人都可以集资乱采乱挖（一般情况是先集资到处乱挖，挖到值得开采的矿床之后再补办采矿证、交纳资源补偿费）。1993—2000年，笔者在湖南省湘西金矿进行矿产资源抽样调查，一般凡是有民间乱采乱挖的地方都调查取样。当时民间挖矿几乎人人参加，不过大多数人都未挖到值得开采的矿床，但也有不少运气好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老板”。采矿、选矿和提纯的污水自然是由山沟经过多级河道流入沅江，最后由长江入海，所以本文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和中下游地区的水域污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内陆地区的乱采乱挖和高污染采掘制造企业的污染及其扩散。

湖南省湘西金矿，2006年上市之后更名为“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十大黄金矿山企业之一，也是全球第二大开发锑矿和国内主要开发钨矿的公司。该公司集黄金及有色金属的矿山勘探、开采、选矿、冶炼、精炼、工程测量、矿山测量和地质测量为一体。公司上市之后开始采取全面收购扩张战略，逐步由2000年仅有两个坑口的区域性公司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的矿业企业，公司目前在湖南省内拥有正在开采的矿山接近二十座，并且已经在甘肃、新疆、陕西、江西、河北和湖北等地建立了省外矿产资源基地，在省外的资源开局已经全面展开。同时公司利用在金锑分离方面的核心技术，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收购金锑伴生的精矿。以前民间挖矿的地方基本上都纳入了湘西金矿的管理范围之内，私人开矿已经很难找到，买黄金也难以找到“金老板”。因为以前这些区域属地方管辖时，当地矿管办通过向私人出售采矿权获得收入，间接鼓励了私人乱采乱挖，目前属于湘西金矿管辖，湘西金矿不允许私人在其管辖范围内乱采乱挖，自然周边地区的污染就有所降低。

从某种意义上讲，湘西金矿的对外收购，也可以看成是产业转移的一种方式，由内地的先进采掘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收购并改造内地相对落后的采掘业，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没有沉淀成本（CM）的损失，一般也不会遭遇制度障碍。主要障碍是运输成本（ΔEM），不仅矿石的运输成本高，管理的运输成本也非常高，中国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湘西金矿已通高速公路）和企业网络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极大地推动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如果今后能适当降低国内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收费标准，这将对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非常有利。

类似湘西金矿这种形式的收购可以提高被收购企业的技术水平，发挥采掘制造业的规模经济优势，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同时也降低内陆地区的污染程度，因而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方式将使整个社会的污染成本减少，如果能通过污染税或污染减少的补贴（ΔTM）

污染减少的补贴可以看成是负的污染税，下文对补贴和污染税统称为污染税。将这一社会成本的下降反映到企业成本的降低上，将有利于推动这种形式的产业转移。实际上，湘西金矿在全国范围的收购大多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并购，因为采掘类企业受资源限制，通过并购实行产业转移，获得战略资源，可以延长企业的生命周期。到目前为止，湘西金矿并购的矿山企业大多处于亏损状态，因为被并购的矿山企业大多是因为技术水平落后、效率差且濒临破产才寻求被收购。如果污染税的设计中考虑到技术水平和污染的社会成本，对技术低的污染矿山企业征收更高的污染税，对类似湘西金矿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征收更低的污染税，一旦技术低的污染矿山企业被技术高的矿山企业并购，进行技术改造之后，污染税就会大大减少，这将是对并购的一大激励。此外，污染税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将降低技术落后污染企业的利润，甚至迫使其关闭破产，这将有力地推动这些技术低的矿山企业去主动寻求被收购。

四、结论

中国内陆地区不具有承接高污染产业的比较优势，采掘业、制造业具有相对更高的污染，不适合以直接搬迁的方式向内陆地区转移。考虑到沉淀成本、制度障碍和技术差异的存在，先进采掘、制造企业转移采取并购、合资方式参股内陆地区技术相对落后的同类企业，或在欠发达地区投资新建厂房设施，减少或停止在发达地区继续投资等渐近的转移方式更有效率。

对于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污染问题，可以尝试设计“全国性污染税”，在一定技术标准下对污染企业征税；或对污染减少企业补贴；或多种措施结合进行，以阻止污染企业直接向内陆地区转移，同时激励内地规模小、技术低的污染企业改进技术；或积极寻求与先进企业的合作；或寻求被收购，从而有效地推动产业转移。

目前中国内陆有些地区正在建立承接东南沿海制造业转移的基地，但实际上，制造企业的优势在于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不在于网络集聚效应。因此，制造业向内陆地区转移不应该由政府主导建立类似高新区那样的制造业产业集聚基地，只需要在交通运输便利，区位成本较低，有利于形成内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地方集聚即可。区域集聚导致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污染过度集中会对制造业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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