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钊:市场经济应打破行业不平等

[学人档案]

陈钊，1973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曾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省部级科研或教学成果奖多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与国际合作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教材2部。兼任匿名审稿杂志《世界经济文汇》的编辑，The Studi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的编委会成员，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咨询专家等。

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壁垒，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行业不平等具有不公正性质

新沪商：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我们知道影响收入的因素有很多，那么，首先请问陈老师，怎么界定行业收入不平等?

陈钊：简单地说，行业收入不平等是指排除体现个人生产率的因素，比如教育、工龄、年龄等之后，纯粹由于所处行业不同造成收入的不同，就属于行业收入不平等，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行业间收入差距。这里我们研究的是排除其他的因素，单纯考察行业因素对于收入的影响，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们通常称之为“行业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举个例子来说明：条件相当的两个人，同时参加工作，但是进入了不同的行业，他们年龄相当，学历相当，性别相同，但是收入差距很大，比如一个在垄断性质的部门工作，如电力行业，另一个在普通的竞争性行业工作，他们的收入差距多半就是由于行业不平等造成的。

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中，行业间的不平等已经被人们普遍感受到，从传闻中10万元年薪的电力行业抄表工到最近银行业高管们的天价年薪事件，垄断行业的收入过高与灰色收入一样被视为“收入不公”的重要表现，这就有别于一般的“收入不均等”，而具有了社会不公正的性质。

行业因素对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大

新沪商：您提到“行业因素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在中国，行业不平等对居民收入差距有多大影响?

陈钊：我们曾经就影响收入的11项因素进行研究，考察了1988年、1995年、2002年的情况，研究结果显示了这11项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其中2002年数据得到的排序是这样的：遥遥领先的是区位因素，也就是不同区域的地理、制度和文化等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达到了31.984％到37.02％之间，这反映了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始终存在。排在第二梯队的因素依次是职业、所有制、教育和行业这四个因素，它们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基本上在10％左右；第三梯队的因素是年龄、是否完全就业和性别，它们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5％至6.8％之间；有否第二职业和是否党员的贡献度分别为3.321％和3.982％；是否为少数民族这一因素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

在中国收入差距的构成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为重要。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由行业间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在1988年，行业间不平等对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仅占1.5％，到199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3％，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上升到11.1％。从横向比较来看，1988年，行业间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到了2002年，行业间不平等已经成为仅次于地区间差距这一因素之外的，导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第二重要的因素。

竞争不充分是直接原因

新沪商：行业不平等是中国的特殊现象还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陈钊：行业收入不平等是一个在全世界广泛存在的现象。事实上，国际上有关行业间收入差距的研究是一个持续了20多年的话题了，美国、德国、北欧国家、巴西、俄罗斯等，都存在行业收入不平等问题，从趋势上来说，似乎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行业间工资差距有所扩大，而在其他国家，行业间工资差距较为平稳。当然了各个国家各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在中国，我们发现，行业间的不平等对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国有垄断行业造成的。

新沪商：哪些因素导致了行业不平等?

陈钊：从国际上的研究看，行业间工资差距与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产出增长、资本密集度和出口导向等很多因素有关。在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和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是形成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两个必要条件。产品市场上的行业垄断使得企业可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一超额利润作为前提，行业间工资差距就无从谈起；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则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得特定行业的超额利润转化成为个人垄断收入。其实，不管是进入障碍还是行业垄断，都说明竞争不充分。

市场化改革并不必然带来公平竞争

新沪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进入障碍和产品市场的行业垄断?

陈钊：这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我们来梳理一下过程：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几乎全部工作于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单位，他们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劳动工资，而工资水平又完全由计划体制决定。在同工同酬的理念之下，除了职务和工龄外，其他的因素(包括教育和性别)对工资级别的作用被人为地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已有研究发现，在当时的收入决定因素中，工龄要比生产率(教育)更为重要。由于工资级别由劳动管理部门统一制定，企业对利润的支配权很小，因而行业和企业的效益差别对职工的收入影响不大。

改革开放以来，在劳动工资和收入的决定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教育回报的提高和行业间差别的扩大。市场化改革使得在计划经济下被扭曲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读书无用论”一去不复返。二十世纪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使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决定工资和奖金水平的权力，这使企业效益的差别可能体现为员工收入的差别。而市场化的改革恰恰使企业更多利用货币对职工实施激励以提高工作的积极性，这就使得行业和企业间的效益差别体现为不同行业或企业间职工收入的差距。

那我们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市场化过程也导致行业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呢?答案就在于市场化改革对不同行业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从亏损企业开始的，当时的政策仅允许连续亏损两年的国有企业通过下岗分流的方式减少企业富余职工，而亏损企业显然更多地集中于竞争性部门。对于像公用事业、邮电、通信等没有受到市场化冲击的垄断性部门来说，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他们影响不大。相反，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快速成长起来的金融、电信等部门反而受益于产品市场的巨大盈利空间而积累了大量的利润，随着企业能更自由地制订工资，利润中的相当一部分就体现为这些行业内员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进入二十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主要集中于低技能要求的岗位上，这就加剧了城市内部原本收入较低的低技能劳动力面临的就业市场竞争。

1997年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获得了大幅度的增长，因为，通过下岗分流，在国有部门出现的产出增长主要被继续留下的那部分人获得了，而被分流的富余职工除一部分再就业之外，另一部分则转为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由于在岗职工和下岗职工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内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了。一部分下岗职工成为城市的贫困人口，他们再就业之后，也几乎不再可能进入垄断行业，于是收入差距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

这说明，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部分行业相对受益更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并没有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作用。市场化改革对不同人群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恰恰是那些原本处于竞争性行业、低教育水平或低技能的人群在改革中受益较少甚至反而受损，于是，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避免。谁能够在改革中受益，谁将受损?只要存在着体现个人生产率之外的因素决定着个人在改革中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市场化改革必然走向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通过对外开放推动对内改革

新沪商：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不是可以说行业不平等与市场经济不完善是互相影响的?如果行业不平等是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因素，它给我们下一步的改革提出了什么要求?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陈钊：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只要劳动力市场上没有行业进入的壁垒，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将仅仅由不同行业的劳动者个人差异导致，而在个人的特征被控制之后，行业因素就应该不再重要。那么，如果在市场化过程中，行业间的因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逐步缩小，就预示着中国在行业竞争层面上将走向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

然而，我们的发现与此恰恰相反。尽管市场竞争在加剧，但市场竞争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是不同的，相对来说，国有垄断部门行业受到的影响较小。这说明，在中国渐进式的改革中，转型并不必然走向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不着手控制行业间收入差距，这一因素就可能把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引向不公正的市场经济。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中国如果要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就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打破行业进入壁垒，实施有利于行业收入均等化的政策。以2002年的结果来看，如果能够实现行业间的收入均等，那么，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将缩小大约5％至10％。事实上，仅仅是打破个别行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便可以使得行业因素不再成为导致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

当然，对于缩小城市收入差距而言，地区和教育间的收入均等政策也是重要的。地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反映了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并不自由，这主要源于由户籍制度而产生的各种制度障碍，因此，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应该是消除不利的制度障碍，而不是简单地依赖于地区间的财政转移。

在教育方面，教育回报的扩大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因此，从教育着手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只能通过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而不是人为地降低教育的回报。特别是在未来，即使地区间劳动力的流动越来越为自由，但如果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农村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那么这些人进入城市后，随着教育回报的提高，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可能仍然存在。

从行业间不平等问题来看，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并没有自动、自发地产生合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经济转型并不必然形成一个公正的市场经济。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和表现，以行业收入问题为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其间恐怕面临着两个非常关键和本质的问题：第一，政府和垄断者是否存在利益共生?第二，政府是否会被垄断行业的利益集团所俘获?如果这样，我们怎么进一步改革?我个人的观点还是，未来内部的改革需要坚持并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对外开放将会成为未来对内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

新沪商：为什么您认为进一步改革需要坚持深化对外开放?

陈钊：回顾我们改革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改革的前期容易推行，后期却比较困难，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的改革都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还是城镇住房分配体制的改革，都是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困难，这些改革都是一种不影响既得利益的改革。经过了改革的初始阶段后，改革慢慢变成了强者得益、弱者受损的模式。而目前我们面临的很多改革，或者说我们希望进一步推进的很多改革，都是指向强势部门的，比如垄断领域的铁路、电信等强势部门。这就意味着要有一场强者受损的改革，怎么改?这样的改革往往内部缺乏动力，因而是很难推进的，于是导致改革变得僵化。这时全球化就很重要，因为全球化可以借助外部压力来处理内部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有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所以扩大内需的政策，比如如果提高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的政策就再一次被强调，并且各地政府做起来十分踊跃。因此当内部改革受阻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

打破垄断以一赢带多赢

新沪商：应该怎样解决行业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陈钊：需要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同时加大竞争。在商品市场方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反垄断法》终于在2006年完成了起草任务，2007年被正式颁布，2008年正式实施。可惜的是，这部《反垄断法》的对象，主要是“经营者”，而对于由政府导致的行政性垄断，没有明确的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规定，即使这些都有了，如果做不到司法独立，法律的执行也估计要大打折扣。

在打破商品市场垄断的同时，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也很重要。从逻辑上来说，即使商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只要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够保证，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将被均等化。遗憾的是，如果观察周围的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社会关系网络、家庭背景等都成为人们进入垄断部门从而获取高收入的筹码。

新沪商：在解决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钊：最大的困难在企业层面，如何打破行业垄断，这里更多的是指行政性垄断。只要行业垄断能够打破，劳动力市场竞争自然就会加强，因为此时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必须通过雇用有能力的员工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如果可以消除行业垄断，至少可以起到以下几个好的效果。第一，能够改善效率。打破了行业的垄断，既可以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又可以打破民营企业进入的壁垒，增进社会的竞争。第二，可以增加就业。这很显然，因为垄断力量会导致企业产出的下降。第三，能够缩小收入差距。我们对于城镇收入差距的分解研究发现，行业间收入的不平等已经成为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消除行业垄断，那么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会大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