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论文范文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1.1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改革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地提高，自然而然的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的追求。住房是人们最为基本的生活需求，房地产行业就直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多层到高层，从扶梯到电梯，人们的住宅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

1.2促进社会进步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最为基本的就是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比如说，房屋销售工作，对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很多大学毕业生就业，有效地缓解了连年紧张的就业矛盾。在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房价过高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不满，这不但加大了社会矛盾，也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加以分析，追根溯源，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成功经验，对房地产经济以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引导，从而使房地产经济能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

2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原因

2.1价格与价值出现不协调

房地产的价格与价值背离的现象引发了强烈的市场波动，价格是围绕着价值进行波动的，但现阶段的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了其自身的价值，这也就扰乱了市场经济的秩序。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其主要是由于开发商的非法销售手段以及炒房团的影响，造成房地产行业出现泡沫经济，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相反的，难以保障房地产经济向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此外，由于泡沫经济的问题，导致房地产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并随时面临着市场破裂的现象。房地产进行开发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并在建设的过程中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这不仅对房地产行业有着一定的影响，也阻碍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2.2政府的过度干预

我国对房地产的发展较为重视，所以对其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相对较大，但效果却并不明显，没有对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进行解决。2013年2月20日出台的"国五条"虽然对炒房投机的现象进行了抑制，但对市场的刚性需求的影响不大，虽然使二手房的交易成本提高，但对一手房的影响却是相对较小。房地产市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国家的政策难以对市场的状况进行解决。现阶段房地产经济依然被认为是财产保值的主要方式，目前阶段，我国的房地产经济并没有受到政策的影响，一手房与二手房之间的价格差异相对较小。尤其是现阶段很多的政策在制定的时候没有对市场进行研究，所以市场也就无法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只是按照民意来对市场的秩序进行干预，这也就难以将政策贯彻落实，更是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流于形式。

2.3对资源利用的不合理

房地产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已经导致很多不利的要素在环境中慢慢滋生，这其中包括对土地无计划、无节制的开发，没有环保和节能的概念，都加剧了环境的污染与能源的破坏，房地产行业可持续发展无法保障。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这些年房地产行业对土地的开发，已经破坏了我国的自然环境，加大了能源矛盾，不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更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3解决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的对策

3.1调控房地长价格

现阶段房地产价格偏高，违反了价值规律，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混乱的局面，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对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进行有效调节，调节并不是要打压房地产价格，更不是无底线地降低房价，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手段来使房地产的价格与它真实的价值相适应，稳定房地产动荡的现状。近些年，我国房地产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房价过高。而在金融危机时候，我国的房地产又是由于价格过低，企业的资金不能进行有效地运转，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一度受到阻碍。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房地产的价格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否则都不利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有关部门应该做好调控工作，地房产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调研和把关，从而正确地判断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协调程度，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法规。其实，价格始终是引导房地产发展的关键因素，泡沫经济也是由此而来。因此通过政府正确的宏观调控地引导使得房地产的价格回到与其价值相适应的范围内，建立正确房地产行业秩序，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3.2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金融监管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金融方面的监管力度以便保障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够和谐发展。房地产的各个环节都应该进行有效地管理，特别是在投资和还款能力上，对这些方面进行管理是加强房地产与银行间合作的基石。将房地产的借贷业务与资金流动进行控制，是保证银行的资产结构更加地科学化和合理化。

3.3加快房地产经济的转型

社会发展进行时，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房地产经济中倡导环保、节能新理念是时下的风尚，是人们对追求更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更是我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本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还需要政府来管理房地产行业将环保和节能的理念落实到位，才能保障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有一个良性的发展空间。政府还可以以奖励的方式来鼓励那些自觉进行低碳和环保的房地产商，也可以调整贷款利率的方式来促进房地产企业改变思路，把企业向着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也是房地产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新方向。

4结束语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部门应该重视其发展。房地产行业健康稳定发展了，才能有效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随着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地不断加大，房地产经济与市场经济得到了协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1.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市场经济下市场的作用不会是一直有效的，也存在市场失效，即市场存在无法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形。由于这些失效状态是由市场机制的客观因素造成的，因而仅凭市场行为无力弥补,只能依靠诸如政府财政等的非市场性手段来解决。市场与政府公共财政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但都以提高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两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系列事实均表明，不用公共财政权利来巩固国家制度的社会是不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的，因此，大力发展公共财政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2.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相互促进行为互补。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财政，是弥补市场缺漏的国家政策。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由市场自发的调节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模式。财政是政府组织收入、安排支出并对收支进行管理的一系列活动。财政运行以公共财政为一般框架，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经济的公共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并受其监督。公共财政的要义主要不在于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更侧重于法治和民主，其实质内涵是公平合理的对市场所创造的财富进行分配。国家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必须实施适当的政策进行干预，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构建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公共财政便作为这种政策得以执行。我国公共财政的建设内容不断转变，从最初对公共财政理念的接受，到之后对公共财政框架的设计，再到党的十提出了要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这其中是一个认识不断提高、理论不断升华、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二、坚持公共财政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意义

1.坚持公共财政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需要发展经济，还要加强法制与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中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就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满足公共需要正是公共财政最基本的任务。坚持公共财政不仅可以为公共需求提供经济上的必要支撑，而且为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只有加快公共财政的实施步伐，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并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财力保障。

2.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建立公共财政，以“市场失灵”为基本准则界定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财政的活动范围，避免政府对正常和正当的市场活动的不应有干预，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使社会供给与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都保持基本平衡。保持供需的平衡，一方面要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另一方面则要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即政府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不断地调整政策和调控的力度。建全和完善公共财政后，即可为不同市场主体提供相同的公共服务，为市场竞争提供统一的政策保障，从而有利于公平市场竞争，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3.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严格遵循非营利性准则以区分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是正确处理政府及其财政与市场的具体关系的基础。我国的市场主体结构不是很合理，国有企业从竞争领域退出，为市场主体结构的合理创造了前提，但市场主体结构的真正完善还须依赖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有效的市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而市场对于公共产品提供的缺失又必须要有政府的干预，一个完善健全的公共财政能更好的把握这种干预的尺度，令政府和市场友好共存。

4.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人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创造财富，并利用所创造的财富实现国家职能，使人民从物质到精神的生活均得到满足。而这也正是公共财政所要进行的经济活动。健全公共财政制度，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财政收支结构，逐步减少盈利性、经营性领域投资，大力压缩行政事业经费，把经营性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将财力主要用于社会公共需要和社会保障方面，是将建设财政、吃饭财政慢慢转变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的必然选择。

三、如何平衡好公共财政与市场经济的对策建议

1.合理定位财政职能的边界，消除越位缺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只限于公共服务领域，为保证政府不超越这一领域提供公共产品，必须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范围划一明确的界限。这一界限作为约束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提供的边界，显然不能由政府全权划分，而应通过立法规范这一界限。财政政策必须与市场调节结合起来，合理区分公共财政与市场的职责范围，使财政合理介入市场结构的调整。财政还应探索建立政府向各类投资主体公平配置公共资源机制，即在明确界定政府可配置公共资源与各类投资主体的范围和类别，理清各类公共资源可选择和适用的市场化配置方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设、加强多方综合监管、推行竞争性配置等三个层次改革，并强化改革的综合配套。在市场稳定有效运营时，将调控权交给市场，让市场自由发挥它的效用。总之，政府要在“守夜人”和“指挥人”的角色间合理转换，既要管的少又要管得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出“无限”作用。

2.立足大局，增强财政综合实力和服务意识。市场参与者大部分都是为了盈利，对于公共领域如医疗卫生教育等获利少甚至不获利的部分供给很少，故这部分物品应由政府公共财政提供。公共财政是为人民服务提供公共物品的财政，政府应明确这一点，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创造出更大的财富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政府应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大民生资金投入，夯实社会事业薄弱环节。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抓总量、提质量、勤调度、强征管”的工作思路，综合采取体制、政策等措施，使财政综合实力得到明显加强。

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对社会经济参与者的税款征收，故深化税制改革,合理财政支出对于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必要内容。为此更应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税收制度。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更应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各项政策措施，着力完善体制机制，提升财政增长质量。在财税领域，要通过推进税收制度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在今年两会中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也指出，面对还未从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中完全走出的经济背景下，要稳步的去杠杆化，采取适度的财政政策对市场进行干预同时去除一些不利于市场竞争的政策。

4.财政及市场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公平与效率共存。努力构建一个透明公开的政府，使社会经济参与者得到的信息更为准确便利。同时继续加大反腐力度，杜绝腐败现象，让社会全体成员更清楚的了解到财政的经费究竟去了哪里，更好的利用这些经费到公共财政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去。在市场有效的条件下增加经济成果分配的公平性，同时也尊重市场经济对资源的配置。在预算分配中，特别是在转移支出和专项支出，建立科学严格的规章制度，令预算编制方法更为科学合理，统一政府收支，令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下更好地履行职责。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注重全球化趋势公民教育。世界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联系日益密切，世界性的频繁交往促进了各国间及我国人与社会的发展，但是全球化也造就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比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贫穷问题等。所以为了我们更好的生活与发展，应积极参与全球事务，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应转向公民教育，以全球化的视角，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2）培养合格公民才能构建和谐社会。要构建和谐社会就需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只有合格的公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和谐社会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公民的参与意识，法制意识薄弱，极少数人还用暴力等危险手段解决问题，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和谐因子，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合格公民消除不和谐因素势在必行。

二、公民教育的内容和实现途径

1.公民教育的内容

（1）培养具有主体意识的公民。公民教育首要在于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应该具有的意识，主体意识首先应该是理性的，是正常思维活动的结果，依拖正确的价值观所对事物的行为方式等的正确判断。要实现公民的参与社会活动，就得对公民进行参与意识的教育，让公民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意识的参与进来，参与决策与监督，使每个公民和国家推动公民参与意识的实现，形成一个广泛参与的社会。

（2）重视公民对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认知。重视公民对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认知，一方面教育公民履行自己应尽的责任，国守法的公民，另一方面强调公民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权利和义务具体涉及到公民在社会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也是公民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规范调整各种社会活动，也为公民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权利性的保障，然而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义务的教育而轻视了对权利的教育，因此要加强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教育，具体教育包括对公民权利具体内容的教育，让公民了解自己享有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人身权利及其他法律赋予的权利，并尊重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3）培养公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环境的压力不断攀升。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培养公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人的生活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培养现代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之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公民认知到只有和自然和谐相处，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同时，地球自然环境系统中的大小子系统组成一个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

2.公民教育实现的途径

（1）学校教育。教育的传播首要依赖的是学校的教育，学校应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其他学科的时候，融入公民教育的内容，将课程知识内化为学生思想的一部分，加强对学生的法制教育，逐步提高公民权利意识，使学生自觉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应用到生活去解决问题。同时从现实社会出发，用生动的社会实例加以分析有利于学生深刻了解社会。

（2）重视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重视对公民道德意识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公德心的培养，应该使公民懂得同情弱者，对人宽容，诚信，将公德，有礼貌。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自由、多元化的社会，人们行为选择的空间日益扩大，所以对个人应当遵守的准则、价值观标准，完全依赖个人的理性选择，比如“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肯坐在自行车上笑”的人所体现的价值观，此外，培养道德责任感对规范不良社会行为起到一定作用，制定严格的道德责任制度，对某些有不良道德行为的人进行严厉处罚，有利于社会公民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态度，有效克服不良道德行为的危害。

3.网络技术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网络的利用率和信息的接收率，所以应当把网络视为公民教育的新领地，发挥其作用，加强网络公民意识教育的宣传，利用报刊、杂志、校园广播和城市广告牌等使广大公民及大中学生了解网络公民教育的知识，及时更新网络信息，增加知识量才能使网络教育持续发展，所以要做好网络知识信息的更新域维护工作。同时要建立一支具有较强专业知识和网络技术的维护的职工队伍，使之拥有良好的网络技术水平和优良综合素质，比如、道德水平、语言编辑的能力，促进网络教育的发展。为了让它发挥其更大作用，应加强网站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要防范网络的负面作用，确立网络中道德行为准则，提供网络技术支持，防止广大公民受到不良信息和网络病毒的危害。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纵观历史，我们容易看出，资产评估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越发展，评估越重要；资产评估行业越发展，经济活动就越加规范有序和充满活力。资产评估与市场经济有因有果，相互促进。当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各国经济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频繁。在这种背景下，资产评估行业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1.1服务经济发展，扩大国际交流，全面开创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新局面①资产评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资产评估行业在改革中产生，在改革中发展。随着市场发育的成熟和市场体制的完善，资产评估行业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评估范围继续拓展，从对原来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资产评估，扩展到资源型资产、金融资产、公共资产等领域的评估；评估方法不断改革和创新，从单一的成本法发展到以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和价值类型相匹配的多种评估方法。②中国政府积极培育并推动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勇于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中国和世界资产评估行业的发展道路才会更加宽广。需要我们携起手来，为了开创与中国评估界和谐发展、互利共赢和谐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1.2适应形势服务市场做规范职业的典范大中型资产评估机构决定着中国资产评估市场的质量，也决定着或者影响着中国上市公司和一些大中型企业在市场中的表现。大中型资产评估机构应该成为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应该成为深受社会尊重、享有诚信声誉的机构。需要在评估质量上下功夫；要加强机构内部管理，要树立品牌意识；要加大培养人才。我国应与国外的评估专家及名牌机构交流，建立一种广泛的联系，能够经常沟通，使我们的评估理念、方法、意识，使我们整个的人才素质能够和国际融为一体，这样才有可能使资产评估行业，做到无愧于市场经济。

1.3打造无愧于市场经济的资产评估行业通过努力，大大加快了评估立法的进程。作为一个行业，最基本的依据就是这个行业的法律。需尽快制定一部属于本行业的法律。评估准则建设，不断拓展资产业务领域以及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都将是我们打造资产评估行业所需要努力的方向。在从事资产评估、财务工作和会计工作时，应该认真地去研究那种不完全成本下的状况，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使企业的成本内部化。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改变。应该认真研究中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资产评估的地位和作用。

2资产评估在市场经济下的作用和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由单一公有制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就要加快本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深化改革；要坚定对外开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经济。所有这些，都离不开资产评估的发展。因此，在改革开放中，资产评估是必不可少的。

2.1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资产评估在以下几点中体现其作用①有力地引导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在经济转型中，中国资产评估行业为国有企业的改制、兼并、拍卖、重组、破产、担保等涉及产权变动的经济活动提供了相关的价值鉴证服务，有利于国有企业改革顺利进行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②坚定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政府推进经济改革的一项重大措施。按照中国政府的相关规定，企业在改制上市前，需要对其全部资产进行评估，以评估后的净资产额作为老股东的投股依据。③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和谐发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资产评估行业踊跃的为各种经济成份提供评估和其他咨询服务的平台，有效地保障了各类企业的合法权利。④保障了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规定商品的交易特别是资产的交易一定要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基本符合它的内在价值。资产评估正是以中介的身份为交易的双方提出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咨询意见，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因此，维护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⑤加快了高新科技成果的转化。通过对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计算机软件等相关无形资产的评估，保护了知识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加快了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⑥有助于支持中国的对外开放。通过对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建立、境外投资及其各种设备的进出口业务中相关资产的评估，维护了各类资产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促进了经济合作。中国经济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快速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因此中国资产评估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带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痕迹。二是资产评估的方法和准则体系正在完善中。

2.2资产评估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一步一步的建立，在经济、金融、财政、外贸等领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使投资建设的政策、环境条件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①资产评估是建立市场体系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利用价值规律经营，出现了适者生存的局面。②资产评估是资产保值价值、巩固经济基础的必要条件。一按大幅度低于现值的账面原值提取折旧。二由于折旧额高于实际提取的折旧额，反映到产品成本的物化劳动费就失实严重，造成企业利润虚增。三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流动资产的价格飞速上涨，如果仍按原始成本计算，造成利润不实。③资产评估是理顺产权关系，完善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保障国有资产完整不使其流失，确定产权关系。因为历史和认识的因素，我国产权关系比较迷糊，这非常不利于资产优化配置。④加强国有资产评估是保护所有者、经营者和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发展，出现联合经营、承包经营、企业兼并及股份经营等形式，完善和深化企业改革，需要明白企业资产的准确数量和现实价值。所以，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3结论

资产评估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对全行业进行清理整顿、对评估机构进行脱钩改制、取消政府对评估结果的确认制度、调整政府对评估行业的管理模式等。通过这些相关改革，资产评估行业独立、客观、公正的中介行业形象正在树立，行政管理和自律管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加强。资产评估正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能缺失的服务媒介、而且资产评估在中国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过程中发挥着重大影响，推动了产权市场的发展和自我完善、保护好产权各方的权益。所以要尽快建立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体系，实现其制度化，加快与国际接轨，巩固资产评估在我国的地位和作用。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选取经济增长速度(GGRP)、城镇化率(UR-BAN)、工业化率(PGRP2)以及反映市场经济秩序状况(ILLEGAL)和地方政府管制力度(POL)的5个变量共同构建面板数据VAR进行分析。由于双对数模型具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并可在一定程度消除量纲和异方差带来的不利影响，模型采取双对数模型。具体指标设置如下:市场经济秩序状况ILLE-GAL用各地罚没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违法行为多发，政府查处的违法案件数量以及罚没收入也相应较高;不同性质的违法行为，不宜简单地通过数量来比较，相关的综合数据也由于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难以获得，而法律和执法部门对违法行为一般根据其性质和危害程度处于不同程度的经济处罚，因此，该变量可较好地综合衡量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程度。地方政府管制力度用各地当年行政管理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比重越大，认为地方政府对行政管理工作越重视，管制力度越大。经济增长速度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上年=100)来衡量;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率(PGRP2)用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衡量。由于中国统计机关自1999年以来对各地罚没收入进行统计，因此本文的样本数据期间为1999—2012年，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除少数缺失数据使用均值替换外，用的数据均为原数据。

2实证分析结果

2.1单位根检验为了增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利用Eviews6.0软件(下同)，分别使用上述5种检验方法对变量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各变量依据时序图确定是否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并根据Schwarz准则自动确定滞后阶数。由于5个变量的原序列均含有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经过差分变化后均表现为包含截距项而不包含时间趋势项，因此对原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包含了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对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时选取的是只含截距、不含时间趋势项的检验模型。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综合5种检验方法，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

2.2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检验。最佳滞后阶数用模型滞后结构确定准则进行筛选，经过试验综合比较后选取滞后4期进行估计。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结果见图1，面板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无论是用最大特征值法还是迹检验法，五个一阶单整序列之间在99%的概率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从图2可知，LNPOL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但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并于第5期后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也就是地方政府加大管制力度，尽管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违法行为发生率的提升，但长期效果不佳，甚至促使违法行为反弹。一方面，“过度干预”和“过度管制”普遍存在，管制本身可能成为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另一方面，在一些有必要加强管制的地方，管制方式不当也可能导致对违法行为的管制效果不佳。中国政府部门对违法行为往往习惯于采取专项执法、集中整治的治理方式，这种“运动式执法”由于具有成本虚高、治标不治本、违法行为容易反弹的特点，而广受批判和质疑，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这点。从图2还可看出，与LNPOL相反，LNGGRP、LNURBAN、LN-PGRP2对LNILLEGAL的冲击，在短期内表现出正向的作用关系，但在长期内却表现出负向的作用关系。这反映出: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在短期内确实带来了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违法行为多发的问题，需要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转变;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引起的阵痛，随着改革发展进程有可能得到缓解，因此，我们要坚持改革方向，在发展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2.4方差分解从表3的方差分解结果可知，对LNILLEGAL变化贡献最大的是自身因素的变化，其对自身的贡献率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但是下降的幅度和速度均不大，因此，市场经济秩序和环境污染类似，一旦出现严重问题短期内将难以得到有效恢复，治理起来可能需要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大的代价。LNPOL对LNILLEGAL变化贡献在第2期为0.64%，并呈现逐渐增强再到回落的趋势，在第7期达到最大为2.24%。与其他变量相比，LNPOL对LNILLEGAL长期变化的贡献比LNUR-BAN、LNGGRP略大，比LNPGRP2略小，但差异不大，说明对政府管制对违法行为发生率的影响进行研究还是有意义的，同时对政府管制对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也没有必要做过高估计，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应当适度。

3结论与政策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管制对市场经济秩具有一定影响，地方政府管制在短期内可以抑制违法行为的发生，但是长期效果不佳，尽管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在短期内会导致违法行为发生率提升，但在长期内会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改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坚持改革方向，坚持把发展经济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强基础，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发展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第二，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调整两者之间的边界，建立健全行政立法的成本与效益评估制度，对不符合成本收益分析标准的行政规章不予通过或及时修订、废止，尽可能避免因为政府干预过度、管制不当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违法行为多发，出现管制“宽严皆误”的局面;第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治理违法行为，需要长效的制度安排和整体统筹，要创新政府管制方式方法，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管理的执法体系，尽可能避免采用“运动式执法”这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第四，推进政府绩效考核，加强对政府管制成本和效益的定量测算和分析，特别是充分发挥“绩效财政”的强有力调控功能，推动政府管制改革，促进政府管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第五，大力加强技术执法实践，在政府管理和行政执法的各个环节注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式、方法和先进的技术装备，顺应“大数据”时代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强违法信息的采集、分析、研判、运用和处置工作，动态分析市场经济秩序发展态势和规律特点，以提高政府管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近年来我国的大气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2010年达到306亿吨，是目前第一大环境问题。最普遍的大气污染是燃煤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造成的，目前我国燃煤量约1.5亿吨/年，大约有2／3的工厂能源还是主要依靠燃煤。现代都市中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夹带大量化学物质，在阳光作用下，形成一种刺激性的烟雾，雾霾越来越严重。近20多年我国企业大多采取传统的粗犷性生产方式，在能源、资源方面造成了严重浪费，有些资源已趋近枯竭状态。煤矿资源是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和消费结构中占70%左右，由于开采技术有限，造成大量煤矿开采的浪费。我国虽然地大物博，资源种类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严重浪费。多年来，我国排放的废水总量年均值约为500亿吨，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据统计，只有5%的生活污水和17%的工业污水在排放前经过了处理，其它都直接排入江河湖泊。迄今为止，我国已有90%以上的城市河段、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城市的水源、水质达不到标准，水资源的污染程度在逐年增加。总之，虽然我国人均GDP逐年增长，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要想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浪费再节约，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因此，如何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二、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新思路

生态文明教育是普及生态环保知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全民教育。对全民实施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使其树立科学的生态观。这种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更主要的是针对全体社会成员，使生态文明意识真正成为每位公民的自觉行动。

（一）从孩子抓起，建立起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建立从幼儿、中学到大学的生态教育体系。在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生态意识的培养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幼儿是祖国的未来，21世纪的主人，体现环保的言行习惯首先应从娃娃抓起。萌发幼儿环保意识，喜爱优美的环境和动植物，厌恶破坏环境的行为。使幼儿的自我意识逐渐转化为自觉的行为，良好的习惯会伴随孩子的成长，对自身、家庭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环保意识在中小学中仍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小学生每星期应该有一堂生动有趣的环保课，如让学生自己动手做垃圾分类，观看垃圾回收工厂电视，领略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中学更要注重感受和参与，如在花园制作农肥，培育植物，到农村体验，通过课程教育和亲身体验使环保真正渗透进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将生态文明教育扩展至全社会。借助各种媒介、进行经常性的教育培训活动，用社会舆论的力量来形成普及生态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崇尚生态文明的意识和氛围，建构起社会全覆盖的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二）培养全社会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个人的欲求、意志和计划之上的，自诞生之日起，就走入了对增长无限制追求的困境，市场经济一方面在推动文明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蕴含着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其负面效应越来越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虽然找到了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但它却带来了很多难以化解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在技术层面、政策层面、文化层面和人格层面培养全社会的忧患意识。如营造社会氛围、完善相关的生态法律、倡导生态消费和低碳生活等。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从全面和协调发展角度去考察发展的问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满足人和自然的和谐。

（三）以大学为中心形成生态科研、教育辐射网格

现代的大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不仅是知识传授，还是科研和社会文明传承的中心，其外部效应越来越明显，大学已经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首先大学应该成为传播生态文明知识，培养生态文明观念，弘扬生态文化的重要阵地。高校知识信息传播面广，可以迅速传播生态文明的知识观念并将其渗透到全社会，使人们普遍树立适应时展的生态文明观。其次，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具有最前沿的知识和应用技术，能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发挥科研的优势，其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为企业和社会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和难题。如研究大气污染、污水处理、风沙防治、水土流失等。最后，大学里拥有具备社会生态文明思想的先锋群体，他们对人类和社会的关注是最前卫的，富有热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充沛的创造力，会用敏感的眼光去发现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应用自己的知识、技术和能力去参与和解决环保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大学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生态文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使人们在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与文明的协调发展，虽然市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是相互矛盾和制约的，但从本质上分析，只有生态文明达到了较高水平，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才能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中国服装模特行业和国外模特行业相比，虽然兴起的时间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时装模特行业在我国的兴起，对当时整个服装行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服装的款式从之前单纯的颜色搭配到现在各式各样的服饰创意，需要模特具备更加专业的知识。目前，我国模特职业基本分为三个类型：

1.职业模特。职业模特具备非常强的专业水平，管理规范化，是服装模特中最为规范的一种类型。职业模特在进行表演时，步伐、动作、神态以及韵味，直接关系到设计师的水平和表演的档次。

2.平面广告模特。平面广告模特主要涉及的是对一些商品品牌的广告宣传。专业的设计使模特很大程度上展现了自己的风采和韵味。从目前我国平面广告模特的发展状况来看，模特代替名人做广告将成为一个趋势。

3.成衣模特。成衣模特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平民化，成衣模特最多的是橱窗模特，例如，在超市和商场等场所表演，起到一个商品的销售作用。从中国现阶段来看，模特行业已经不是单纯的走秀表演，也成为了很多商品的代言形式，模特促销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当中。

二、我国服装模特的发展趋势

（一）提高模特素质，迈向国际2002年，国家颁布了《服装模特职业技能标准(试行)》的条文。国家切实反映了模特现阶段的水平，对模特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职业标准客观地反映了现阶段模特业发展水平，对模特的知识水平和工作内容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把职业技能作为发展的核心。模特行业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国内模特在内心修养和气质上和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对我国模特各方面素质进行相应的提高，以适应行业的发展。中国服装模特尚没有真正走上国际舞台，根本原因是我国少有走上国际舞台的服装。但随着东方设计元素不断地多元化，未来模特行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中国的服饰文化对国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要归功于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推动和我国服饰的多元化。因此，我国服装模特在提高人员专业素质的同时，还要通过东方服饰的设计理念，设计出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服装，成为国际知名品牌。

（二）建立院校培养和公司运作机制，规范化发展学校通过和一些院校相结合的方式对模特进行专业的培训，进行专业、系统的学习表演训练和一些知识的相关学习，在培训中要注重内在的修养和外在的气质。通过进行培训来提升模特自身素质。提升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使模特行业的发展更加稳健。同时对我国模特经纪公司的运作机制进行有效合理的整顿和规范，对公司的内部资源进行合理的优化和分配，让模特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加快模特行业的发展。通过一些大型的选拔活动，对模特进行广泛的选拔，通过一些知名品牌产品使模特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走到国际的前端。相关部门还需要根据一定的情况对模特行业制定出一套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使经纪人、客户和模特三者之间形成遵守原则、规范市场运作的良好合作关系。

三、结语

服装模特选择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给很多模特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自我的机会，所以，模特在对服装进行展示的同时，还需要提高心理素质和外在的素养。因为，模特很大程度上代表的不完全是模特自身的形象，实际上代表的是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民族的形象。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今天，我想谈一谈交换之本义，谈一谈我们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同时下的定义。使用这两种叫法表明我们意欲将这两个领域区别开来，在我们眼中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让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两类活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直至十八世纪仍是势单力薄的，人类行动的主要部分被包含、淹没在物质生活的广大范畴中。如果说市场经济在扩展，已经覆盖了很广阔的地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它却常常缺乏厚度。我或对或错地将欧洲旧制下的现实称作“资本主义”，它属于一个光辉的、精良的、但是狭窄的层次，它还拢不住经济生活的全部，没有创造出——例外正可证实规律——独有的、自身趋于普及的“生产方式”。这个资本主义通常被人们叫作商业资本主义。它还远远未能抓住和左右整个市场经济，尽管市场经济是其不可或缺之先决条件。然而，话又说回来，资本主义在国内、国际、世界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已是很明显的了。

第一节

我在以前已经给你们谈过的市场经济呈现在我们面前，没有太多含糊不清的地方。历史学家们实际上赋予它一个显赫的地位。大家对它皆优厚有加。相比之下，生产与消费则是勘察得仍然很不充分的大陆，对它的研究从数量而言仅属起步而已。了解生产与消费天地并非易事。相反，市场经济是不断被谈论的对象。它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档案资料：城市档案、经商家族的私人档案、司法与警务文书、商会的讨论记录、公证人的记载……如此这般，叫人怎能不注意它，不对它产生兴趣?市场经济始终占据着舞台。

此中的危险，恰恰在于人们仅仅盯住市场经济，用大量的细节描绘它，使人意会为其存在是蔓延性的，固守不缩的，而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组合中的一个片段。这是由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其本性只允许它在生产与消费之间扮演一个联系角色。这也是由下述的事实决定的：十九世纪之前，在支撑着它的日常生活的海洋和十回中有五回是自上而下地左右它的资本主义进程之间，它只是一个有些厚度与强度、有时却很单薄的夹层。

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一局限性，感觉明快的历史学家不多。正是这种局限性，通过对市场经济进行的界定，给市场经济下了定义，指明了它的真正作用。维托尔德·库拉即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它的起伏，它的危机，其遥远的关联，其取齐的趋向，也就是说，一切使交易量规则的增长变为有形之物的原由都未能蒙骗住他们。库拉有些形象的说法，其中之一是，始终应该注视井底，将视线穿透到水之深层，即穿透到“物质生活”的深层，市场价格可以触及物质生活，却钻不进去，也不是每次都能带动它。因此，一切不在两面——即井口和井的深层——着笔的经济史恐怕就是极其不完整的了。

这一点讲明之后，我还要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从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市场经济这个快速生活区不断拓宽。拓宽的征兆，证明拓宽的标记，这就是市场价格越过空间呈现出的连锁变化。在全世界，在对此已有许多观察的欧洲，在日本、中国、印度，在伊斯兰国家(也在土耳其帝国)，在美洲，特别是美洲的那些贵金属已发挥早期作用的地方，如新西班牙、巴西和秘鲁，价格都在变动。这些价格呼应得或好或坏，起伏相随的差距有大有小，在整个欧洲，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相互钩连着，价格差距微乎其微，但相反，拿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的印度来说，与欧洲相比，价格上至少有二十多年的差距。

总之，说好也行，说坏也行，某种经济已将世界各地的市场联系起来了，这种经济牵动的只是几种特殊的商品，也牵动着已经周游世界的贵金属。用美洲白银铸造的八字硬币横渡地中海，穿越土耳其帝国和波斯，到达了印度和中国。从1572年起，经过马尼拉中继站，美洲的白银跨越了太平洋，通过这条新路，又一次抵达中国，完成了它的旅程。

这些实质性的联系、联营网络、买卖和运输，怎能不吸引历史学家的视线?在这些事物的景象面前，当时的人们为之惊愕，今天的历史学家亦为之惊愕。甚至人类史上的第一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不也正是市场的供与求吗?目不转睛的市政当局，它们奉行的经济政策，不正是监视其市场，监视其市场的供应及市场的价格吗?一国的君王，当他采取的行动形成了某种经济政策的时候，该政策所涉及的不正是理应保护的国内市场和国籍旗帜吗?所涉及的不正是与国内外市场紧紧相连的、理应推动的民族工业吗?只有在市场这块狭窄而敏感的区域内才有可能并顺理成章地行动起来。正如实践天天显示的那样，已经采取的措施在市场这个区域内都能得到反响。这终于使人们或对或错地相信，交换起着决定性的、平衡的作用，使人们相信，交换通过竞争可以铲平水准差，调理供求关系，相信市场是一尊看不见而甘尽义务的神明，是亚当·斯密(1)称之为的“无形的手”，相信十九世纪的自动调节的市场是经济的拱顶石，如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laissezpasser)的话。

在这些论调中，有一份真理，有一份坏心，也有一份幻想。有多少次，市场被扭曲了!有多少次，价格被实际存在的或合法的垄断集团专横地确定了!这一点能够忘记吗?特别是，姑且承认市场(“市场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一台电脑”)的竞争效能，但至少应该指明，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市场仅仅是个不完善的连接件，光是它的“局部性”就足以说明它是不完善的了。我们要强调的字眼是这个“局部性”。诚然，我信奉市场经济的效能和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独辖一切。事实虽然如此，然而直至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经济学家仍只从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实践推理。杜尔哥(2)认为，流通就是经济生活的整体。同样，远在杜尔哥之后的李嘉图(3)眼中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一条很狭窄的、但很急湍的河流。诚然，五十余年以来，在经验的教益下，经济学家们不再为放任主义的自动效能辩护，但是，在当今的舆论和政治讨论中，这方面的迷信仍然没有消除殆尽。

第二节

在一段历史时期内，资本主义并不总是被认可的。在关于此一时期的讨论中，我竟然使用了“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之所以如此，首先因为我所需要的词汇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另一个字眼，用以指明一些显然不同的活动。我的意图决非引狼入室。历史学家已反复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词，而且用得恰如其分，因此，当我也使用了它的时候，我心里明白，这个战斗的字眼是暧昧的，可怕地载满了现实意义，也很可能潜含着年代的颠倒。置一切慎重于不顾，我给“资本主义”这个词打开了大门，个中倒也有些因由。

首先，在十五至十八世纪这一时段，某些进程需要有一个特定的叫法。当人们细察这些进程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将它们大而化之地列入普遍的市场经济之中，实属荒唐。在人们脑子里自然跳出的字眼就是“资本主义”。你会觉得词不达意，对它恼火至极，将它扫地出门，它却几乎立即越窗归返。因为你找不到替代它的合适字眼，这种状况是很凸显的。正如美国一位经济学家(AndrewShonfield)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个字眼不论如何声名狼藉，还得使用，最大的理由就是人们毕竟没有找出替代它的词汇。无疑，“资本主义”一词是有弊病的，它总引起不可胜数的争吵和辩论。然而，这些争吵，无论是好的、差一些的或是废话连篇的，实际上都是无法避免的，也不可能不理这些争吵而行事或讨论问题。该词最大的弊病在于，当今的现实生活赋予了它另外的意思。

“资本主义”一词，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广泛使用。我也可能有点武断，不过我认为，1920年出版的威纳尔·桑巴特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是该词正式出台之时。实际上，马克思从未用过这个字眼。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可能直接犯下最大的过失：时序颠倒。有一次，一位年纪尚轻的历史学家喊道，在产业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并不存在，“讲资本嘛，有的。讲资本主义，没有!”

然而，在过去——甚至遥远的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跃变，或者，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说过去和当今之间决不会没有沾染。往昔的所为不断延伸到现时生活中来，也不断扩充它。由此，许多历史学家，且不是平庸之辈，今日都意识到，产业革命远在十八世纪之前已初见端倪了。说服自己相信古今无断裂的最佳论据或许就是今天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景象。它们试图进行产业革命，而且，眼皮底下就有成功的模式，但它们却受挫了。总之，这个无休无止地被翻来覆去的辩证关系——过去，现在；现在，过去——恐怕正是历史本身的核心，正是其存在的理由。

第三节

“资本”和“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的支架并赋予其含义。若仅仅用于历史探索，只有当你把“资本主义”一词认真地用“资本”和“资本家”两个词套起来的时候，你才能界定其义。“资本”是可触知的现实，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进程之人，对于此一进程，一切社会皆仰赖系之。“资本主义”，大体上(也只能是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这种营营不息的行事方式。

在这里，关键的字眼是资本。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中，“资本”的含义更被强调为“资产”。它不仅指积蓄的钱，还指先前一切劳动所取得的可资利用或已被利用的成果。一幢房子是资本，入仓的小麦是资本，一艘船、一条公路也是资本，但是，一项资产，只有当它参与再生产的进程时，才称得上资本，金库里不使用的钱便不再是资本，同样，不开发利用的森林也不是资本，以此类推。这一层意思就说到这里，那么，就我们所知，难道真有一个社会未曾积累过、也不去积累资产，不把资产有规律地用于劳动生产，并且不通过劳动重建资产，不使资产开花结果吗?在十五世纪，西方最简陋的村庄也有它的道路，也有清除了石块的田野、种了庄稼的土地、筹划安排的林子、磨房、存粮……欧洲旧制度下各国经济的统计表明，一年劳动的毛值与资产总体(在法文中我们称为patrimoine)之间的比例为一比三或一比四，这也正是凯恩斯所认可的现代社会的经济应有的比例。如此说来，每个社会都积累了三到四年的劳动成果，储存在一边，用以进行顺利的生产。当然为此只是动用部分的积累，决不会动用百分之百的积累。

这些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你们对此和我一样熟悉。好了，我现在该给你们解释的只剩下一点了：我如何才能有根有据地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

当然，你们不会期待我作出下述这种毫不含混的区别：一层是水，另一层是浮在水面的油。经济现实永远不可能支撑在简单的物体上。你们不难理解，至少有两种形式的所谓市场经济(甲与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从它们建立的人际、经济和社会关系来看，这两种形式即可识别。

我把市场的每日交换、当地的或者近距离的贸易归入第一种形式(甲)之中：譬如说，小麦和木材流向附近城市；我甚至把范围更广的贸易也归入这种形式之中，只要这些贸易是定期的、可预见的、常规的、向大小商人放开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波罗的海地区的粮食从革但斯克卖到阿姆斯特丹；再譬如，欧洲从南到北的食油和葡萄酒贸易——我想到了每年到伊斯的利亚地区(克罗地亚)采购白葡萄酒的德国大车队。

第一种形式的交换没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每个人都了解其来龙去脉，人们也大致承受得起其一贯有分寸的利润。在这方面，一个镇子的市场所提供的便是一个好的典型。它首先汇集的是生产者——农家男女、匠人等——和买主，其中一些人是本镇的住户，另一些是邻村的居民。在买主与生产者之间，不时有中间商出现，最多也就是两三个人。在有机会的时候，中间商通过囤积的手段搅乱市场，支配市场，左右价格。一个小转卖商甚至可能违反规章而去镇口迎堵农民，以低价收购他们的食物，然后高价出手：这是一种初级的欺骗行为，它在乡镇周围，尤其在城市周围普遍地存在着。当这种行为扩展时，便造成了物价的上涨。在一个我们想象的理想乡镇，其贸易是有条例的，是公正的、透明的——如同德国成语“眼对眼，手接手”所说的那样，即使在这里，逃避透明与监督的乙式交换也不可能绝对没有。再如，贩卖波罗的海地区小麦的大型车队所做的贸易是一种透明的贸易：在始发点革但斯克的价格曲线和在终点阿姆斯特丹的价格曲线是同步的，商人的利润既有保证，亦颇适度。但是，倘若地中海地区发生饥馑，如同1590年出现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代表大客户的国际商人让海轮改变惯常的航线，所载之货运至里窝那或热那亚，价格必然增加二倍或三倍。在此情况下，甲式经济便让位于乙式经济了。

只要在交换中升级，第二种形式的经济便占了主导地位，在我们的眼前便画出了一个显然不同的“流通范围”。英国历史学家指出，从十六世纪起，在传统的公开市场（publicmarket）身旁，他们称之为的私下市场（privatemarket）日渐扩大着影响。为了强调二者的不同，我特意把它叫作“反向市场”。说实在话，这个市场不正是寻求挣脱传统市场的那些极为碍事的规则吗?流动的商人，上门的收购人径入生产者的家中。他们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他们甚至预先订购剪羊之前的羊毛、还在地里长着的小麦。一张普通的条子，在村子的客栈里，或者就在农家中，签了字就等于订了合同。然后，他们将收购的货物用车辆、牲口或小船运至大城市或输出的港口。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比比皆是，巴黎四周如此，伦敦四周亦如此，塞哥维亚是羊毛集散地，那不勒斯是小麦集散地，普利亚是食油集散地，南亚诸岛是胡椒集散地……流动商人不亲赴农户的时候，便与卖主在集市的外侧约会，或者，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一家客栈揽生意：客栈于是成了货流的中继点，运输的驿站，这种类型的交换用个人之间的交易替代了集体市场的正常状况，而个人交易的条件又随着当事人各自的处境而任意变化。在英国，由于对卖主所签具的条子有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大量官司清清楚楚地证明了这一点。显然这是些不平等的交换。在这些交换中，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竞争——大失其位；在这些交换中，商人占了两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可以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就这样，在生产与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尤其在大城市的供应方面，由于它有效率，当局对它便听之任之，至少对它放松控制。

然而，这些链条拉得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和惯常的控制，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加清楚地凸显出来，在Fernhandel(德文，意为远程贸易)中，它展现得很鲜明，并非只有德国的历史学家从中看到了交换生活的顶点。Fernhandel是个绝妙的自由操作的领域，它长距离运作，这使它不受通常的监视或者避开监视。在有需要的时候，它的行动可由科罗曼德尔海岸(印度)或孟加拉沿海直至到阿姆斯特丹，由阿姆斯特丹直至波斯、中国或日本的某家销售商店。在此广阔的经营区内，它有选择的可能，它选择最能生利的买卖：安得列斯群岛的贸易不是已经利微了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在同一时刻，在印度所做的区间贸易或对中国进行的贸易保证了双倍的利润。扛枪的人换换肩就行了。由于远程贸易经手人只有几个，从这些丰肥的利润中便积累起巨额资本。并不是任何人想挤便能挤得进来的。相反，地方贸易分散于众多的受款人之手。譬如，在十六世纪，葡萄牙的国内贸易，若论其总量和所料想的全部款额，远远超过胡椒、香料和的贸易。但是，这种内贸经常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表现为使用价值。香料贸易则直属货币经济。只有大批发商从事这种经营并在手中集中了超常的利润。?牡览硪彩视糜诘迅J贝挠⒐?BR>在世界所有的国家，总有一伙大批发商从芸芸商人之中脱颖而出，一方面，这批人的范围很狭小，另一方面，他们在从事其他活动的同时总是与远程贸易联系在一起的，这决非偶然。在十六世纪之后的德国，在十三世纪之后的巴黎，在十二世纪之后、可能更早的意大利城市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西方出现第一批批发商之前，伊斯兰国家就有了tayir，即进出口商人。tayir从他们的商号里(已经实行坐商)指挥着经纪人和人的活动。tayir和市场里的hawanti（小店主）不可相提并论。印度的阿格拉，在1640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城市，一位旅行者记述道，在那里被称为sogador的人“正是我们在西班牙称之为商人的人，但在他们之中，有些人则冠以Katari这种特殊的称呼，它是这些国家中经商者的最高尚的称号，其意为‘极其富有、威望崇高的商人’”。在西方语言中的词汇也标明了此类区别。“批发商”（Negociant）就是法国的Katair；Negociant一词出现于十七世纪。在意大利，mercanteataglio(零售商)与negoziant(批发商)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在英国亦然，零售商是tradesman，批发商是merchant，后者在英国的港口首先经营出口和远程贸易。在德国，天壤之别存在于小作坊主(Kramer)和大商人(Kaufmann或Kaufherr)之间。

不用说，在伊斯兰国家也好，在基督教国家也好，这些资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国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择手段利用国家的人。他们很早地、一贯地超越“本国”的界限，和外国商人串通一气。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私利搞鬼，通过操纵信贷，也通过在好钱和坏钱之间进行偷梁换柱的取巧把戏。金币银币值钱，是好钱，用于大宗交易，流向资本；铜币不值钱，是坏钱，用于发工资和日常支付，流向劳动。这些人有着信息、智力和文化优势。他们攫取周围一切可取之物——土地、房产、定期租金……他们依仗着垄断或者必要的权势，十居其九能够击败竞争对手。谁会怀疑这一点?一位荷兰商人写信给他在波尔多的一个伙计，叮嘱他保守他们计划的机密，否则的话，“在这笔买卖上如同在其他许多买卖一样，只要有人出来竞争，那就无水可喝了!”最后，由于资本雄厚，资本家才得以维持其特权并包揽了当时的国际大生意。一方面，因为在那个运输缓慢的时代，做大买卖，资金流动的周期必然很长：投入的金额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连同利润收回。另一方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大商人不仅仅动用他的资本，还借助于信贷，即借助于别人的钱。总之，资本是流动的。佛罗伦萨附近的普拉托城中的商人弗朗切斯科·迪·马尔科·达第尼所遗留下的档案向我们揭示，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汇票已往来于意大利各城市和欧洲资本主义热点之间：如巴塞罗那、蒙彼利埃、阿维尼翁、巴黎、伦敦、布鲁日……他们的这一套玩艺就像今天巴塞尔(Basel)国际清算银行的绝密会商一样与平民百姓毫无干系。

商品世界或交换世界就这样被严格地等级化了，从最卑微的职业——脚夫、装卸工、小商贩、运输者、水手，到出纳员、店主、各种经纪人、高利贷者，直至批发商。一眼看上便使人惊异之事，就是专业化，即劳动分工。劳动分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展，迅速增强，波及整个商业社会，但处于顶层的批发商——资本家却是例外。职能分解的进程是一种现代化，它首先并且仅仅表现在下层：各种手艺人、店主，甚至商贩都专业化了。但金字塔的顶尖却并非如此，直至十九世纪，实力雄厚的商人可以说从不局限于某一种经营活动。当然，他是商人，但从不只干一种行当，他随机应变，一会儿是船主、承保人、贷款者，一会儿又是借款人、金融家、银行家，甚至是实业家或企业经营者。在巴塞罗那，十八世纪的时候，零售商店总是专业化的：出售的或是粗布，或是呢绒，或是香料……财发大了，有朝一日变成了批发商，他就立即从专业化走向非专业化。从此之后，一切力所能及的好生意他都做。

此种越规行为经常被注意到，但通常的解释却不能令我们满足：人们对我们说，商人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散经营，为的是减轻风险：做红染料赔了，靠香料赚；错过了一桩生意，那就靠换汇或向某农民借钱收息赢利……总之，他遵从一则法国成语的忠告，即“不要把全部鸡蛋装在一只篮子里”。

对此，我认为：

——商人不实行专业化，其原因在于，在他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行当有足够的油水可以将其全部的活动拢固。人们往往以为，往昔的资本主义由于缺少资金而财单力薄，花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积累才得以枝繁叶茂。然而，商务函件或商会的备查文书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显示，一些资金找不到投入的场所。资本家于是有兴趣置地，土地是保值之物，拥有土地在社会上亦颇光彩，资本家有时也有兴趣购置收益颇丰的、以现代方式进行经营的土地，在英国，在威尼斯或其他地方都是如此。资本家或者受诱在城市倒卖房产，还可能谨慎而再三地涉足工业领地，如进行矿产投机(十五—十七世纪)。但是，意味深长的是，除了个别例外，商人对于生产体系不愿入股，而是满足于使用把活计外派到承揽人家中去做的办法，即puttingout的办法，来控制手工生产，以便保证更好地销售。与工匠和puttingout系统相比，工场直至十九世纪只不过是生产领域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大商人经常更换经营活动，这是因为高利润不断地从一个部门向另外一个部门转移。资本主义的实质就是随行情而变。现今也还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巨大能力之一是它很容易适应形势与进行转产。

——大商人的经营活动只有一种有时具有专业化的倾向，那就是金钱交易。但是，它的成功从未为时长久，好像是经济大厦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这个经济尖端一样。佛罗伦萨银行，曾辉煌一时，但在十四世纪便败落在巴尔迪家族和佩鲁齐家族手里，到了十五世纪又改落在梅迪契家族手里。从1579年起，热那亚兴办的普莱桑斯金融交易会变成了几乎全欧洲的汇划结算所，但是，热那亚银行家非凡的作为持续了不到半个世纪，至1612年便销声匿迹了。在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独点了欧洲信贷流通的鳌头，但这一番经历到了下一个世纪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在1830—1860年之后，金融资本主义才取得了成功，因为这个时候，银行已掌握了一切，既控制了工业，也控制了商品，而且，从总体来说，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茁壮，最终撑得起金融建筑了。

我现在总结如下：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的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我并不否定可能有一种既狡滑又残酷的明火执仗的乡村资本主义。莫斯科的达林教授对我说，列宁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若一旦将自由归还给乡村市场，它便能够发育出资本主义的整棵大树。我也不否认存在着由店主们实行的某种微型资本主义。格申克隆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脱胎于此，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力量对比可能成形并且存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层次。但是，归根结底，初始的资本主义铺展、显示力量、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地方是社会的上层。只有在巴尔迪、雅克·科尔、雅各布·富格尔、约翰·劳或者奈克尔等家族的高度上方可探索并或许能了解到什么是资本主义。

通常，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不加区别，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二者从中世纪至今总是同步发展的，是因为人们经常将资本主义说成是经济进步的驱动力和经济进步的充分的展现。其实，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市场经济也就藉此迅速地充盈起来，扩展其关系网。资本主义一贯是这种扩充的受益者。约瑟夫·熊彼特把企业家奉为天降的神明，我不认为他说得有理。我固执地相信，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它的下层经济。

第四节

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没有社会的积极协从，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它必然是社会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政治秩序的一种现实，甚至是一种文化现实。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全社会必须以某种方式，带着或多或少的清醒意识接受资本主义的价值。当然，情况并非一贯如此。

一切密集的社会都可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级制度。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且也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这些“组合”既有单独的行动，也有相互的作用。资本主义是经济“组合”中的一种特殊的和部分的形式。上述的“组合”相互为邻而又相互渗浸，只有以此为据，资本主义方可得到充分的解释。

所以说，现代国家并没有造就资本主义，而是继承了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时好时坏。时而允其扩展，时而断其生机。当资本主义与国家趋同，当它即是国家之时，便是它得胜之日。在资本主义第一个大发展阶段，在意大利的城邦中，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正是财主中的佼佼者。在十七世纪的荷兰，摄政贵族为了生意人、批发商和出资者的利益，甚至根据这些人的指示来统治国家。在英国，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工商界的登基，如同荷兰一样。法国则晚了一个多世纪，经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工商资产阶级才稳稳当当地主了政。

国家根据自身的均衡状况和自身的抵制能力对于金钱世界采取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文化与宗教的情况亦然。从原则出发，作为传统力量的宗教对于市场、金钱的使用、投机、高利贷等方面出现的新事物总是说不。但是，教会对此却有些顺应。教会口头上也是不断地说不，到后来对于世事迫切的需求终于说了行。简言之，教会采纳了aggiornamento(意大利文，意为入时)，aggiormento是个较新的用法，当时的说法是modernisme(modernism，现代主义)。奥古斯丁·勒诺代回顾说，圣·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确立了第一个应运成功的现代主义。不过，如果宗教，或曰实质上的文化，相当快地撤除了障碍，但却坚持了强烈的原则上的反对，尤其对于有息贷款，将之谴责为高利贷。有人甚至过于匆忙地认定，若没有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这些顾忌是消除不了的，还认定，这正是北欧国家臻至资本主义的深刻原因。马克斯·韦伯认为，从字眼的现代意义上来讲，资本主义不多不少就是新教的产物，或更恰当地说，就是清教主义的产物。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种难以捉摸的论点，尽管他们做不到将其彻底放弃。此一论点不断在他们面前再现。然而，该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北欧国家只不过取代了地中海老的资本主义中心长期而出色地占据过的位子。它们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工商业的操作上，都没有任何创新。阿姆斯特丹仿效威尼斯，正如此后伦敦仿效阿姆斯特丹，纽约仿效伦敦一样。此事的关键每次都是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转移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并不涉及资本主义固有的或秘密的性质。在十六世纪的最末期，由地中海向北海的最终转移正是一个新兴国家对衰老国家的胜利。此外，其规模亦今非昔比了。随着大西洋的兴起，全面的经济、各种交换、贷币的储存都扩大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进展。市场经济忠于阿姆斯特丹的约会，此后便背负起资本主义更大规模的建树。最后，依我之见，马克斯·韦伯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开始便夸大了资本主义的作用，将其视为现代世界的创导者。

但是，实质问题并不在此。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真正命运是在同社会各种等级制度的较量中决定的。

一切发达的社会都允许几种等级存在，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几个阶梯，这些阶梯可供人们从楼底向上攀登。住在楼底、在贫寒中生息的是基层的大众，即纳尔·桑巴特所说的Grundvolk。等级分为宗教的、政治的、军事的、各种钱财的。根据时代和地域的不同，在等级之间，有敌对，有妥协，有同盟。有时甚至混乱不清。在罗马，十三世纪的时候，政治等级和宗教等级汇为一体，但是，在城市周围，土地和畜群造就了一个危险的大领主阶级，而与此同时，教廷的银行家——即锡耶纳人——也爬到了很高的地位。在佛罗伦萨，十四世纪末，过去的封建贵族与新起的商业大资产阶级已经合二为一，组成了英气勃发的钱财集团，理所当然地也攫取了政权。相反，在另外的社会环境中，政治等级制度能够压倒其他的等级制度：中国的明朝与清朝便是如此。欧洲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政体亦如此，只是不像中国那样明显与一贯而已。在很长的时期内，法国的君主政体只准商人、哪怕是富有的商人扮演一种无威望的角色，而将贵族的决定性的等级制度推至一线。在路易十三统治下的法国，通往权势的道路是接近国王和宫廷。穷酸的吕宋教区的主教黎世留的真正生涯的第一步是当上了皇太后玛丽·德·美第奇的指导神甫，由?吮阒比牍⒉⒓方苏迫ㄕ叩男∪ψ印?BR>有多少社会便有多少实现个人野心之路，也就有多少成功的典型。在西方，尽管孤立的个人成功并不少见，历史却频频不休地重复同样的课程，即个人的成功几乎总应记在某些大家庭的账上，这些家庭警觉审慎、专心认真，拚了老命也要一点一滴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影响。他们的抱负与耐心配合，长期铺展。如此说来，是不是应该赞颂一下那些“继世长”的家族，赞颂一下名门的荣光和功德呢?我之所以讲这些，为的是突出我们从总体上称之为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我们使用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是“很晚”才被人们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是日后成为资本主义的牢固的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利用者。在实际中，为了确立其财富和势力，资本家们轮番或同时依靠商业、高利贷、远程贸易、官府和土地。土地的价值是可靠的，此外，超出人们的想象，土地为其拥有者在社会上建立一种显耀的威望。如果你们注意研究一下这些渊源流长的家系，注意一下慢慢积累起来的家产和荣誉，你们就差不多懂得了欧洲是如何从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制度是领主家族分享基础财富——土地财富——的一种持久的形式，即一种在其结构中的稳定的秩序。“资产阶级”，延绵几个世纪，寄?谡飧鎏厝ń准叮址炊运盟拇砦蟆⑸莩蕖⒂问趾孟小⑷狈υS酶呃陌旆ǎ崛×怂牟撇钪兆杲男辛校缓笕诤掀渲小R慌什哒庋闪耍硪慌俳釉倮鳎⑵鸪宸妫匦峦度胪亩氛W苤纳浅诘模鹤什准段搜首约憾莼偻持谓准叮谡夥矫嫠蔷霾换岚帐值摹5牵什准兜纳仙腔郝模哂心托牡模浔Ц旱氖迪钟勺铀锵嗉膛Γ哟谒铮镉执樱扌菸拗埂?BR>此类社会，从封建社会派生出来，自身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状态，它是一种这样的社会：财产、社会特权都相对地受到庇护，由于财产是、至少想让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大家族在一种相对的安定中尚可享受财产与特权，每个人大体上各归其位。财富得以积累，家系得以成长与维持。在货币经济的帮助下，资本主义最终得以浮现，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平静的或相对平静的社会之水。这样做，资本主义摧毁了上层社会的某些堡垒，当然是为了修筑有利于自身的、同样坚固的与持久的新堡垒。

家财孕育经千日，光彩成就一朝至，在过去和现在，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是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难于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西方社会的一大特点。只有当我们置身境外，放眼欧洲之外的社会所展现的不同景象之时，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此点，在欧洲之外的这些社会里，我们称之为，或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总要遇到很难或者不可逾越的障碍。通过对比，这些障碍成了我们进行全面解释的引子。

我们且把日本社会放在一旁。其发展进程与欧洲大体一致：封建社会日渐损蚀，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脱胎而出。再者，日本乃商业豪门传世最久之邦：其中一些形成于十七世纪，至今仍兴旺发达。但是，西方社会和日本社会是比较社会史上几乎自动由封建秩序转入金钱秩序的唯一例子。在其他地方，国家、身分特权和金钱特权的地位殊异，我们正是从这些不同之处谋求教益的。

书归正传，且谈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中国，向我们提供的不完善的统计留下的印象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机动性较欧洲更大。这倒不是因为拥有特权的人数相对更多，而是社会的构成远不如欧洲稳定。科举是敞开的大门，开放的等级。虽然这些考试并不总是在绝对公正的环境中进行，但社会各界皆可应试，比十九世纪进西方名牌大学不知方便了多少倍。科举打开了通往高官厚禄之路，实际上是社会游戏的重新分牌，是恒定的NewDeal(新政，新的分配局面)。晋升至顶峰的官位从来都是暂时的，弄得好，最多也不过是终生受用。他们在任时所敛之财很少能够奠定一个在欧洲称得上的大家族。再说，过分富有，势力过大的家族定将受到国家的怀疑。在法律上，国家是土地的唯一拥有者，只有国家有权向农民征税，对于矿、工、商企业看得很紧。尽管商人与腐败的官吏在地方上共谋，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都毫不懈怠地反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伸展。每当资本主义在有利的条件下成长之时，它最终就会被可以称为极权(totalitarian，该词并非当今理解的贬义)的国家所制服。中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处于中国之外，譬如说在东南亚诸岛。在那里，中国商人可以完全自由地行事与作主。

在广阔的伊斯兰国家，尤其在十八世纪之前，土地的拥有是临时的，因为土地在这些国家同样属于君王。历史学家使用旧制下的欧洲语言说，在这些国家里，好处(即终生得到的利益)是有的，家族采邑是没有的。换言之，领，即土地、乡村、地租，是由国家分配的，如同加洛林王朝过去之所为，受益者一死，领重新由国家支配。就君王而言，这是一种酬赏士兵和骑士、保证他们效力的方式。领主一死，其采邑和一切财产便重归伊斯坦布尔苏丹或德里的大莫卧儿。可以说，只要权在手，这些大君王便能够像换新衣一样地更换统治圈子和精英阶级，这个权，他们不可能不用。社会的顶峰因此经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动。最近有一份研究十八世纪开罗的材料告诉我们，大商人无法维系一代以上。政治社会将他们吞噬殆尽。在印度，商业生活比较稳固，那是因为商业生活的发展处于上层变化无常的圈子之外，处于商人和银行家阶级的护栏之内。

讲了这些之后，你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所阐述的相当简单的、也许正确的论点：资本主义的推进与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它要求社会秩序有某种安定，要求国家政权的某种中立，或某种宽容，或某种殷勤。就在西方本身，这种殷勤讨好的程度也有差异：由于广泛的社会原因和历史的原因，譬如与英国相比，法国一直是一个更不赞同资本主义的国家。

我想，这个观点不至引起严重的异议。相反，一个新问题自动提出来了。资本主义需要有一种等级。但是，在一个审视过成百上千个等级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等级制度本身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这些社会的顶峰都形成了一小撮特权者和负责人。这便是昨天的现实：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如此，在旧制度(AncienRégime)之下的欧洲如此，在梯也尔先生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36年的法国，人民群众提出口号，谴责“二百家族”的权力。在日本，在中国，在土耳其，在印度，情况亦然。这仍是今日的现实。甚至在美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创造各种等级制度，它只是利用这些等级而已，正如它并未创造市场或消费一样。从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是一个晚间来客。当它到达的时候，一切早已安排就绪。换句话说，等级这个问题的本身已将资本主义超越，事先就支配了它。非资本主义社会可惜也未能革除等级制度。

这一切引发着漫长的讨论。在这里，我试图对此介绍，不求结论。因为，这肯定是个关键问题，是问题中的问题。要不要打碎等级制度?要不要消除人对人的依附?1968年，让—保罗·萨特说要打碎，要消除。然而，这真的能做到吗?

注释：

(1)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第一部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大著作。他主张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涉，认为自由竞争就会增加国民财富。

(2)杜尔哥(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六在位时曾任财政总监，试图进行经济大改革，取消了内部关卡，主张商业与工业自由，由于阻力巨大，终遭失败。

(3)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居于领导地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起了他对经济问题的兴趣。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分析了社会中三个阶级，即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在社会产品分配方面的规律。他使经济学的研究系统化了，然而他把经济学的范围规定得比亚当·斯密狭窄得多。

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法国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1.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存在明显脱节现象

一是技术供给和技术需求的行为主体目标存在差异，技术从研发生产到推广应用等各个环节的主体目标不一致导致了农业技术的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二是农业技术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反馈机制不足，信息反馈机制存在明显的落后，阻碍了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和研究，进一步阻碍了新技术的推广和扩散。三是信息通道不顺畅，导致了科研机构不能及时掌握农民群众对技术的需求变化，从而影响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

2.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限制了其走向市场化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但现行的农技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还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阴影，与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结构相适应。随着广大农民非农业收入比例的增加，农民采用的农业生产技术更加先进，尤其是先进的田间耕作技术大大降低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原农技推广体系的功能发挥就逐渐弱化，农技推广工作的效率逐渐降低。同时，农业收入与农业技术研发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农业收入却没有与农技推广进度、普及率、服务质量以及推广效益挂钩，现行的农技推广体制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激励作用。

3.农技推广与科学教育分离

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农科研发、教育与农技推广是统一的、大一体的推广体系，既要合理分工，又要密切联系，最终为促进农业生产服务。但长期以来，各自为政，形成各自的工作倾向，缺乏合作意识，制约了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进程。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技推广工作的成功经验，综合我国的农技推广实际情况，我省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农业教育体系

建立农业教育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切实提高基层农民群众和其他农村居民的文化素养，通过高等农业院校、中等职业院校以及地方性的农民培训基地，积极培养农业科研、开发和应用型人才；也可通过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进行中、短期培训，向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民群众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

2.建设农业科研体系

建设农业科学研究体系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出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农业科学技术，从而降低农民群众的劳动强度。农业科研机构作为地方的一个公益性的非政府的组织机构，通过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凭借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基层积极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相应的推广工作，让科学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撑。

3.建设以政府部门为主体的农技推广体系

由于我省农技推广和农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农技推广工作的经济特点，政府应该在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中占据主体地位，积极解决好政府下属的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对组织结构不断进行优化，提高农技推广机构的服务效率，确保将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到生产实践，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政府部门还应该保证农技推广组织有充足的工作经费，真正解决其后顾之忧。

4.建设以当地企业为载体的农技推广体系

涉农科技企业，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和设备优势在基层开展农技推广服务，并凭借自身的营销体系实现科研、开发、推广、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一体化经营。通过这种体系的建设，让涉农科技企业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之一，促进企业不断加强面向市场化的研究和开发，并最终形成有利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从而大大增强农业创新科技的有效供给。企业在进行农技推广体系建设过程中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模式。可以通过购置科技新成果，将其转化为实际的科技产品；可与农业科研机构、教育单位合办、合作发展。

5.建设以中介组织为载体的农技推广体系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地区农技推广工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有限的推广力度与众多的服务对象之间的矛盾。当前，农村地区农业经营方式比较分散，推广力量存在明显不足。而通过中介组织进行农技推广，能够将农民有效地联合起来，切实提高服务的质量。以中介组织为载体的农技推广体系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提高农技服务质量的客观需求。在农技推广过程中，以共同的技术需求为方向，依托农技推广机构，组织农民成立专门的推广组织协会和合作社等组织，为进一步增强农民的专业化水平和吸收先进技术和工艺提供了可能，这种农技推广体系提高了劳动生产的效率，增强了农业生产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同时，注重专业大户和职业农民的培养，充分发挥专业大户的示范带动作用。形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充分发挥功能、促进农业发展的农技推广体系。

市场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如此，我只好进一步交代道德市场经济想法的来龙去脉了。

一、不道德的市场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其实就一直有市场经济，到明清时，已经相当发达。农业上，棉、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1]；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例如纺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并从工场内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从所有制上，官营手工业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清初实行“听民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政策后，民营矿冶业获得空前发展，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国民营铁产量达到45000吨，占当时世界第一位；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27000吨，比英国1737年的18000吨还要多[2]。与农业商业化和手工业发达相应，商业也十分繁荣，明代即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拥资动辄数十万，清代更加发达，大商业资本已达千万两白银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却始终是最低下的，士农工商排末位。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恐怕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欧洲边陲的大不列颠群岛。然而，中国的商人总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缠万贯，即或买地成为乡绅，或买官步入政坛，或舞文弄墨，树碑立传，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上往前挪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脚下。而在欧洲，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谴责；继之，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笼（1776年），雄辩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神奇机制，当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这样，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谴责。从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私利即公益”，“私恶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恶即为善”，成为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好辩护。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辩护者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然而，如果社会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被淘汰的话，这样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随着弱肉强食进程的加剧，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整个社会烧成灰烬。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才会有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伦理道德的孔子才会被尊为圣人。斯密学说所以能在英国成立，客观上是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和贸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强者，其盘剥对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国，被本国圈地运动赶出农村的农民（本国弱者）又可以漂洋过海到北美谋生。因此，斯密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是在英国一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较短时期内，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会得到彻底展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两极分化加剧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都是斯密逻辑破产的最好证明。但是，由于斯密逻辑使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掠夺穷人，而大学、传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逻辑至今一直被当作神圣教条供奉在大学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东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归，合流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现代商业文明。只有到当代，才真正做到了无商不奸；也只有到当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标价，道德、良心、法律、正义、权力、符号都成了商品，每一个人都成了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商人，而且——无商不奸。这样，当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道德的市场经济。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斯密学说导致市场无道德化，而是市场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缺德者将击败有德者。因此，不是无商不奸，而是无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讲道德，则讲道德的商人会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会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并且一样变得不讲道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某市猪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铺出售正常猪肉。道理很简单，如果甲出售注水肉获利厚利，则此人有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吸引更多顾客前来购买，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会减少。有聪明者就会打听甲的发财奥秘，照方抓药。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个摊位，谁不服从这一规则，谁就要赔钱。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位坚持出售正常猪肉，并且向顾客说明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侵犯众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暴尸街头。在西方经济学上，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又如传销，传销的机制实际上是传销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点微薄的信用资源，至少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相信他。传销者把石头说成金子，卖给亲戚朋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欺诈；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性出售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信用资源。被骗者开始不觉得受骗，慢慢发现后，后悔莫及。为挽回损失，更加主动地进入了传销网，接过行骗的接力棒，在亲戚朋友中寻找下家。这样，随着传销网的不断扩散，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丧失殆尽。

进一步分析，传销机制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则存在于每一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掌握更充分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使交易价格对自己有利。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指卖方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当买方知道这一奥秘后，他就会在别的交易中主动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造成定价对强者有利，垄断定价就是如此。人们在一次交易中作为弱者吃亏以后，往往就会在另一次交易中充分利用强者地位压低对方报价（买者强势），或抬高己方定价（卖方强势。通俗地说，就是被骗了之后，转身去骗别人；被强者打了以后，转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准则，不欺压弱小，那么自己就会成为单纯的被欺压者，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使缺德者打败有德者，因此，市场经济是内在地无道德的，而不是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使市场经济变得无道德。

然而，市场经济内在无道德，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不可以进入市场，道德一定会被市场经济排斥出来。这取决于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弱对比。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例如欧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即如此；当道德力量比较弱小时，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渐渐摆脱国家力量的制约，全球金融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工会被摧毁，福利被削减，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如里根—撒切尔革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仅如此，当道德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麦、挪威、瑞典被称为制度化福利国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执政下，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财政开支占GNP的比例逐渐上升到60%左右。三国公民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担心失业、疾病、灾害，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费，人均住房面积占世界首位。社会公平程度超过当时的苏联，甚至超过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国。虽然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有，但由于实行陡升的高额累进所得说，政府部长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工人税后收入比仅为2：1，基尼系数仅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会却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所想象的培养懒汉，失去动力。北欧三国失业率欧洲最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居欧洲之首，当然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是道德力量强大，而是社会的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如果北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和普通公民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钻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无论那项制度都会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欧各国资产阶级抓住把柄，逐一击破的。北欧各国社会之所以能上台执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他们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执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仍然成为与保守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却得益于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支撑。我曾经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还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额累进所得税。后来，瑞典绿党的一位议员向我解释，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产生了很强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包括大老板们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本人身兼欧盟议会议员，工资远远高于瑞典议员，他主动将高出部分工资交给绿党。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预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设计者要有道德，公民个人还可在受限的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形中，政府设计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场机制。当道德力量继续增强时，还有第三种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备道德主动性，“出污泥而不染”，处自私之境而谋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怀。这样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场的前两种方式都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有关），但也有时候出现在企业界，如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工厂主欧文，中国王宏斌等。他们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们处于直接竞争之中，不仅没有被击败，而且还获得了胜利。其基本标志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工人工资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工厂的水平，企业扩张有力。这类企业胜利的奥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逻辑，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实现了自利，即过去中国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由于采用利他原则，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亦即新制度学派所谓交易成本）可以极大降低，而工人产生的积极性可以极大提高，因此效率远高于采取利己原则下的分工合作。同时，由于采用利他原则，收益的分配就会相对公平。斯密论述扣针生产的分工合作时，假定工人出于自利进行分工合作，实现了效率。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即使有细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场主的严重剥削，则效率会大大下降，有时候甚至会破坏工具。这正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斯密所观察到的高效率扣针生产厂，很可能同时是分配比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岗位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厂。斯密实际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结合产生的效益单纯地归结为利己因素的功劳了。

从理论上来说，欧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复制、被遗传的。但当欧文试图在美国办新协和村，复制其在英国的经验时，却惨遭失败。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是因为欧文也有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这也难怪，连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间罪恶就会消除）。他以为，只要把他在英国的制度加以总结完善就可以到处复制了。事实上，欧文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欧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被复制。如果可以，则市场经济就能从缺德市场经济渐变为道德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欧文这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自私是人性的本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无非是人们给自己开脱的遁词。在这一前提下，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比市场经济更合理。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科学发明如雨后春笋，财富增长如大潮涌流。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神话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据说纽约的穷人比北京的知识分子过得还好呢。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市场经济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已经包含了反市场的调节与控制在内，包含了倡导、设计、执行调节与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纽约的穷人恐怕和中国的穷人一样穷。失去反市场力量制约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导致这一结果。其次，财富的增长与其说靠市场机制，毋宁说更是靠科学，靠自然资源。单纯就财富增长而言，计划体制其实更加有效。苏联七十年，或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亚于甚至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方。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市场经济恐怕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财富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带来友谊与信任，带来激情与希望。“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现实使人人画地为牢，眼界和心灵都变得更加狭隘、肤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谁都不会否认的确有人无私。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人无私，就不能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定义的自私者却也是极少数。什么叫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即时的、物质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远期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非物质、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同情心会引起物质或感官利益的损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报恩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个人利益最大化；养育子女、赡养父母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规则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劳当然更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钻是傻瓜，有油水不捞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鸟。父母当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份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份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力。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力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更加走投无路。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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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597-6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2]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03-60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3]彭雨新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611-62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三联书店，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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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过于强调道德，反思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在许多地区，各级各部门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脏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以放大道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机制的制订者还往往是强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走入了“无法无天”荒蛮地带。

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再一次迎来血光之灾。

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国”方针的深层原因吧。五、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加牟尼、耶稣、，陆游、范仲淹、文天祥，谭嗣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但那只是极少数啊！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过去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只能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个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兽性猖獗的时代，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了。

道德市场经济并不是以所有制或运行机制来定义的一种经济制度或形态，而是指通过增强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来渐进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政策主张。因此，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但否定其未来合理性。道德市场经济者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逻辑，批判一切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义，在当前特别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现实多数人的自私，但否认性恶论，而主张人性的文化论。即现实多数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而是文化使然，因此主张揭露批判形形的性恶论文化。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人性是理性，因而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无非各自的理想不同罢了。斯密式的理想将把社会带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全面冲突，使人类面临灭绝性的灾难，因此必须予以认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理想，即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其目的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内心三大关系和谐的社会，其出发点则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其实现方式是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战胜斯密教条的信奉者。

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在自私前提下，市场经济必然是弱肉强食经济，其基本机制是表面上平等交易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随着弱肉强食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展开和积累，社会必然会两极分化，造成强与弱周期性地同归于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甚至消除弱肉强食并非不可能，其基本途径有四：一、政府干预交易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弱力量不平衡。例如，公开市场平均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规定产品性能、质量和售后服务标准，统一会计标准，技术监督局代表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等，都属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制定反垄断法，允许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提高工人失业津贴，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都属于减少力量不平衡的措施。而且，同一措施往往有双重效果。二、政府干预交易结果，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三、交易中的强势方遵守商业道德，不利用强势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四、具备道德主动性者利用道德资源优势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在外部市场竞争中击败缺德竞争者，迫使对手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认输，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针对这四种基本途径，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有三种不同层次的选择；最低层次信守商业道德，不恃强欺弱，但也争取不被强者欺侮，相互间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其次是积极介入政治和政府运作，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为弱者服务；第三是争取在市场上击败缺德竞争者。

就现实政策而言，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民主建设。在市场经济中，最需要政治权利的是弱者。有了政治权利，弱者才能组织起来争取更公平的交易条件，政府政策才会体现弱者的呼声。民主政治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力量，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与市场相反的平等合作的原则，是道德力量的制度化表达。其次，在民主性增强的同时，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官员的腐败是道德沦丧的主要力量。第三，认清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弱者地位，揭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又给民族工业以明确保护。在争取不到充分保护空间的前提下，宁可不加入WTO。第四，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机床工业为核心的战略产业群。这些产业目前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只要清除腐败，重振士气，加强管理，无需私有化即可有很大发展。私有化反而使这些企业暴露在国际竞争下，只能自取灭亡。同一产业一分为二也不利于集中国家资源。第五，在农村人均一亩耕地只起社会保障作用的前提下，免征农业生产税，改征与城市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并用国家财政支付农村教育和行政费用，以从制度上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第六，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降低起征点，加大累进率，使所得税、遗产税成为调节市场不平等的主要税种；第七，严厉打击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当前，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充分发展，加以中国经济迟迟未能摆脱通货紧缩，大量生产性资金投资无门，流入股市获取高额投机利润，促成股市虚升。百业萧条，股市独秀，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的黑洞。而投机性的高涨则又使股市成为道德资源流失的黑洞。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庄家，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取消股市。第八，建立国际接口，放弃国际接轨口号，拒绝人民币自由兑换，牢牢掌握国家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第九，发掘各种减少交易过程不平等的具体形式，并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即所谓微观调控。第十，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开征燃油、燃煤环境税，提高矿产资源税，把地铁和公交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抑制小轿车消费，从而放慢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速度。

七、从道德市场经济通向和谐社会

实行道德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形成共识，出现一批身体力行者。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数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强，道德市场经济就会渐渐地向目的地前进。因此，道德市场经济的最紧要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形成对市场机制及其广泛深远影响的正确认识，重新找回理想与道德力量。

有人曾问，如果可以培养出具有如此水平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而要搞市场经济？难道你忘了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吗？

如果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我承认计划经济将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民主，更公平，甚至更自由（当计划成为公意时，服从计划就是服从自己，这是卢梭的民主自由观）。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坚信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将不断增多，但在初期，这样的人还将是少数。少数道德精英带领多数自利者搞计划经济，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指责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合理成份。因此，与其在道德资源不够时实现计划经济，不如在市场经济中增强道德力量。事实上，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的增加，随着他们在竞争中击败缺德者，并在相互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助，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合作性和协调性就会渐渐增强，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合作就会被建设性合作代替，市场经济的无计划性就会渐渐地被计划性所替代。只是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计划形成是通过相互协调，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不知不觉地，市场经济就会从网状竞争经济变成网状协调经济或网状计划经济。市场竞争中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灵活性仍然会保留，而市场竞争的破坏力却会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

这不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和谐社会吗？

八、一点攀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是遭到左右翼共同怀疑的[3]，甚至文件也含蓄地承认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4]既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就可能失败，甚至根本就不成立。同样，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民间的舆论共识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只是对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同志的某种妥协和安慰。

然而，如果有了道德市场经济的眼光，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不可能，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向共产主义也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市场的现实合理性，又破解市场的神圣性。更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不丧失理想。

[1]鲁迅：《且介亭杂文》，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有关理论争论可参考：[美]伯特尔·奥尔曼编，段忠桥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5月；及[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