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范文

市场经济范文第1篇

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的一个自我完满的运行机制，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政府行为的干预就可以相当完满地运行。支配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即等价交换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如果交换一方能够在交换中获得过高利润，那么市场中的供给将会自动增大，从而使供给物品价格下降，直至下降到均衡利润为止。相反，如果交换一方在交换中出现亏损，那么供给将会终止，这样会使供给减少直至相关物品的价格上涨到能够获得均衡利润的水平。

但市场经济也具有一个基本问题：投机。投机是市场经济所经常带有的病态现象，是人们追逐利润太过极端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产生于正常需求增长带动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如果需求平淡，就没有上涨的价格基础使投机得以形成。正常需求增长所造成的价格上涨越快，投机也就越狂热。不过，如果需求增长而价格受到控制不能随着上涨，同样会产生投机现象，就象坐车出行的人增多，但车票价格受到控制不能提价时，同样会出现“票贩子”投机车票行为一样。这实际上是价格上涨机制绕过价格控制体制而在另一方面冒出来的体现，因此需求增加大于供给所导致的价格上涨是难以控制的。

在这“投机随正常需求增加导致价格上涨而产生”同时，投机反过来对正常需求产生干扰作用，使市场变得畸形化，不再正常运转，使得人们看不清正常需求到底在哪里、到底有多少。为了观察到市场需求中哪一些是正常的，哪一些是投机的，聪明的人们也发明了一些观察手段，比如在当今问题最多的房地产市场中，人们就以楼房的租金价格与出售价格的比较，或者以楼房价格与人均年收入的比较，来说明问题。人们购买楼房并不一定拿来居住使用，许多人拿来投机炒作，谋求待价而沽，但人们租房更多的是居住使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专门的租房转手而谋利的情况。但如果存在第二者、第三者租房转手，那房屋原有者为何不直接与最终租用人联系业务而获得更大利益？因此租房转手实际上并不成为普遍现象）。如果（租金／房价）这个比值很低，说明房价之高大大超过了人们对楼房的实际使用所承受的价格，此时人们更愿意租房使用，从而也会把房租普遍拉高。而房价之所以高过市场对楼房的实际需求使用所具有的价格程度，就是因为存在对楼房商品的投机因素，这个因素在拉高房价。相反，如果这个比值很高，就说明人们现在的房价与租金相比很低，此时人们便愿意买房居住使用而不愿租房，同时也说明，此时市场对楼房商品的投机现象最少。

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有一个区别：正常需求会遵守供求关系，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时需求量上升；但投机正好相反，在价格上涨时投机需求量会增大，价格下降时投机需求量反而减少，如果价格下降到最低，则投机现象消除，但此时却正好是正常需求最大的时候。

仔细考虑，投机需求也不违反供求关系，只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的多少，而是“预期价格”的变化程度。所谓预期价格是指人们对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的预估，它与实际价格往往存在不同甚至矛盾之处。比如当某商品价格正在上涨时，人们对它当前价格的预估往往是最小的，即从当前起，价格仍不断上涨，当前价格与以后价格相比仍是最低的。因此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商品价格实际上涨越快，人们对它的预估反而越低，从而使人们更多地将资金拥向这种商品，形成商品价格中“追涨”现象。相反，如果商品价格趋向下降，则人们会预估商品当前的价格是最高的，从而在商品价格下跌过程中出现“杀跌”现象。所以，供求关系中反常的价格“追涨杀跌”现象，也是供求关系的一种曲折体现。这种情况在投机性需求中体现得成为显著。

这样，通过这种“越贵越买，越买越贵”的投机炒作，投机现象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资源与财富都卷进来了；此时，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的过程中产生大转换，产生重新的社会分配。那些商品价格上涨很快的行业，越来越多将社会资源圈卷进来，所占去的社会资源甚至会使其它行业出现紧缩局面。比如现在的房地产行业价格上涨过快而将过多的社会资源、过多的社会购买力圈卷进来，自然会使其它行业因购买力不足而出现紧缩局面。在这种社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中，在价格上涨期能够截取一小段上涨价格的人，就可以额外获得一笔财富，相反，在价格下跌期遭受一段下跌价格的人，则会损失一笔财富。所领受和遭受的价格幅度越大，所得到或者损失去的财富也就越大。

社会财富在价格涨跌过程中的这种重新分配，是维持社会财富总量不变的“零和游戏”？还是使社会财富总量有所损失？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这种价格涨跌的情况下，财富量不能再以当前这种价值变动幅度较大的货币来衡量，而要以实物财富或者以币值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对这些财富的衡量来判断。

另外，正常需求的物品一旦因投机炒作而价格爆涨，则这种物品就会脱离正常需求所应具有的属性，变成了投机获利的纯粹形态，成为人们专门进行投机获利的纯粹手段与工具。比如当我们每天所必需消费的粮食的价格只有1元／斤时，我们会心安理得地每餐消费着一定量的粮食，但当粮食价格一下子上涨到30元／斤时，我们不敢消费那怕数量很少的粮食，而是小心翼翼将每一粒保护好，以图在市场上换取更多的利益。因此，投机物品已经不再适合于人们的消费，而成为人们炒作谋利的工具。象今天某些城市里住房价格上涨那么剧烈，从5000元／平方上涨到17000元／平方，则住房已经脱离了它的原有居住功能，没人敢拿如此昂贵的住房来居住（如果居住过就变成了“二手房”，转让价格会低很多），而是拿它去作无数次的转手交换。于是，对住房商品就已经没有正常需求、正常消费可言了。

二

投机是产生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投机旺盛，带动相关投资的旺盛（如房地产业的投机过度带动了水泥、钢材、铝材等行业的投资扩张，这些行业必将因房地产投机泡沫的破裂而遭受严重打击），则使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繁荣景象又反过来使投机行为加剧，最终因汲干社会相关资源而必然使社会经济趋向衰落，通货紧缩，市场价格普遍下跌。就象当今中国股市，过分的投机汲干了社会上可以用于股市的资源，从而使股市陷于难以拯救的衰落之中。这就迫使政府产生一定的政府行为，去控制市场的这种繁荣与衰落交替的局面。这样，原先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必要的政府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入到市场经济机制中去；本来并不需要政府行为的市场经济机制，现在则显得必须依靠政府行为才能正常运转了。但政府行为到底是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平稳，还是使市场经济更容易陷于波动之中？仍然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难题。其中最关键的，显然是与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的介入、干预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问题。

既然投机是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波动的基本原因，那么政府就应牢牢抓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入手来控制与驾驭市场经济的运行。这也是对“市场经济运行容易产生投机现象”这种固有性质入手，而合乎规律地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的体现。具体地说，政府应特别注意市场经济中的投机现象，不应对之放任自流，否则，市场经济必定产生兴衰波动。只要管好这个问题，市场经济就可以长期平稳地运行与发展下去。可能有人说，管住投机只是管住“兴”的方面，“衰”的方面又如何治呢？实际上，衰是由兴带来的，投机造成过度、畸形的“兴”，最终因耗尽相关社会资源而必然转化为“衰”；因此“衰”并不能脱离“兴”而存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每一次萧条，无不如此产生。凯因斯主义的问题正在于此，它只是单纯从“衰”的方面考虑治理问题（强调刺激需求的“需求管理”），而不太明白衰归根到底是由“兴”带来的。因此凯因斯主义在治理了“衰”后又必然带来畸形的“兴”，从而陷于频繁的“兴衰循环”甚至“兴衰重叠”（即滞胀）。

那么，如何抑制投机行为呢？前面说了，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必然产生（寄生）于正常的需求增长所形成的价格上涨过程中。因此，在正常需求发生增长特别是较大程度的增长，而致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就要特别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如果市场平淡，那就不用预防投机现象的产生。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局就非常注意市场价格指数的变动情况，特别是价格上涨情况，一旦有价格上涨过大的苗头，就会采取行动，以上调利率的手段对需求、对投机资金加以抑制，从而抑制市场价格的上涨趋势。当然，相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经济受（各级）政府行为的干预较重，所以利率变动对于中国市场来说虽然并非没有作用，但其敏感性不算很大。

对于抑制投机现象，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政府的行政手段，象过去打击“投机倒把”行为那样对投机的人进行刑事性惩罚。但在今天看来这不是好办法，如果政府用行政打击的方法来抑制投机，其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并且绝对不可能根除，就象运输繁忙紧张时期必定有人倒卖车票或车皮一样，打击可得一时但绝对不是根除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市场性的，即要增加有效供给来满足需求，以平抑价格，从而抑制投机，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其次是对投机行为设置更高成本。比如，现在中国政府出台政策，对二年内转手的楼房征收高额税费，也必将对投机房地产行为起到抑制作用，但它是否有效还要取决于一个重要问题，即高额税费到底由谁负担？如果由投机者负担则可起到应有作用，相反，如果由消费者负担则不会起到应有作用，同时，楼房价格反而会因此进一步上涨。这说明，解决投机的根本办法仍然是增大供给以根除短缺，而不是在短缺的时候所采取的各种抑制手段。

针对供求波动而导致的问题，政府可以确立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建立价格容易波动又经常受到市场较大需求的商品的储备机制，在相关商品价格下降到最低时吸纳储备，在其价格上涨时放出以平抑价格，从而起到抑制投机炒作的作用。这个政府作为虽然会占用一部分政府财力，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经济繁荣与衰落的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现在某些有实力的国家（如美国）建立起对石油这种关键必需品的储备制度，目的就是在石油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太过时，向市场投放石油产品，从而避免因石油短缺而造成的危机局面。这是因深刻的历史教训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在中国，也建立起了粮食储备制度。中国人口最多，吃饭问题始终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很值得建立一定规模的粮食储备机制，以备灾年稳定市场供求之需。实际上，除了政府储备机制外，市场经济之下的各个民间经济体，也不同程度对各自行业所经营的产品物资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备。比如食糖行业的各个经营者，会储备一定的食糖商品，他们在食糖价格最低时吸入，而在食糖价格最高时投放市场。但是在价格变化剧烈的时候，他们的这种储备行为也会变成投机性的“囤积居奇”，在价格趋向上涨时他们会大量购买所需要囤积的商品，而这种囤积则反过来使商品价格上涨更快，从而使正常的储备变成投机行为。正常储备与投机行为的基本区别是：前者会在储备商品价格明显上涨时投放市场，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在商品价格上涨时反而不断汲纳进来，从而对价格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在以各种手段抑制市场中自发形成的投机现象时，也往往对市场运行的其它方面设置限制，从而削弱社会供给能力，使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涨，引来新的投机，最终造成市场经济的涨落波动，形成“繁荣---危机”的经济周期性。比如，众所周知，政府对市场准入的种种管制，会削弱市场的供给能力，最终导致不良结果。象今天，中国政府单纯是对土地管理的规范化，就明显导致土地价格的上扬，从而使整个房地产价格上涨。“去年的土地新政规定，所有经营性土地一律要公开竞价出让，土地出让规范化导致地价大幅度上涨…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却导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增加了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从而使房地产市场越加火热，大量资本转向这个行业，对这个行业的调控得出了相反的结果。“土地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的，而地方政府对受让土地方，设置了非常高的资质门槛，进入这个市场是相当困难的…事实上，目前的土地制度使得城市人口不能自行建造房屋，这等于把无数潜在的房地产企业家拒于门外…[这]事实上赋予了有幸进入这个市场的房地产开发商垄断权。一个行业的利润率长期大幅度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必然意味着该行业是一个受政府保护的垄断性市场。房地产开发商所获得的高利润，除了正常的商业利润之外，大半是土地制度和管制权力所保障的垄断利润。”这使我们想起了“管制的悖论”：政府严禁生产与流通虽然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但在客观上，管制却使价格变得高昂，利润极大，而这又极大地刺激了某些人冒死去做生产流通的罪恶勾当，从而使社会的贩毒吸毒现象禁而不止。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许多时候都存在着这种“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情况。这应该促使政府行为更加尊重自然规律，更加科学化，而不能靠“想当然”来办事。

所以，政府的许多行为实际上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当人们根据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而要求政府行为无处不在时，人们可能没有充分认识到，正是政府的行为，成了它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美国在里根政府上台之初，就曾经对政府过去的所有规章制度进行疏理精简，成立专门的机构来“大规模取消政府规章制度”，杜绝它们对社会经济运行有形无形的制约作用，提高社会生产率，以解决“滞胀”难题。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在政府管制市场的规章制度越来越多的今天，政府应该注意吸取别人的教训与历史经验，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经济的限制作用，尽量避免形成“结果”与“初衷”正相矛盾的尴尬局面。

三

当然，如果没有政府的限制，而是遭遇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也会产生这种情况。17世纪当荷兰人对郁金香形成狂热需求时，需要海外进口的郁金香是自然的供给不足，从而使郁金香价格上涨，上涨的价格引来越来越强烈的投机，最终招致市场过度繁荣而衰落，整个国家陷于长久的经济萧条中。

“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问题提醒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经常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危机。因为，根据上面所阐述的道理，需求所形成的经济繁荣只有在遇到资源供给瓶颈的时候，才产生价格上涨，才会引起投机现象，最终将经济推向泡沫与危机的边缘。如果没有政府或社会的人为限制所造成的资源供给瓶颈，则只有“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所形成的资源供给瓶颈了。这样，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扩张触及到了“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的边界，从而引起危机。这样就迫使人们首先要解决资源自然供给不足的问题，使资源供给扩大。扩大了的资源能够维持市场经济更大规模的运行，直至触及到新的“资源的自然供给不足”边界，从而引起另一次经济危机。这样，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人类经济不断扩张至其边界，而这个边界也不断得到延伸的反映。于是，只要不是人为预设这个资源供给不足的边界，经济危机并非可怕可恶的事情，而是人类经济螺旋发展形态的体现。当然，经济危机必定带来许多副作用，需要及时预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按以上论述，最大的措施就是设法使资源的供给量尽可能大，如果不能这样，那就要抑制需求特别是投机需求，减缓经济扩张的规模与速度。

这里所谓“资源供给不足”具有两方面意义，第一是生产所需‘原料性资源’的供给不足，这是引起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第二是价格不断上涨的产品使购买消费（它同样包括生产性消费）它的一方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资源’去购买，从而使产品的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上涨，转而下跌。显然，对于一个规模很大的市场，当其价格上涨到相当程度后，谁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市场“托市”在更高价格水平上，只好让价格往下泻，从而使无数投机者在价格下泻过程中遭受程度不同的亏损。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生产原料供给充足，则产品价格将保持在较低水平，于是在产品销售时就不会耗费太多社会购买力资源；相反，如果生产原料相对于扩张了的生产能力来说供给不足，则必定引起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上涨的价格必定要耗费过多社会购买力资源，从而使第一种资源的供给不足转化为第二种资源的供给不足。

这里所提出的这个以“投机”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周期”新理论，与200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FinnE.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C.Prescott）所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具有相当的吻合性。后者实际上也是从经济增长使资源供给遭遇瓶颈，导致物价上涨，最后这种上涨物价又必然走向下跌，来阐述经济周期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高明则在于从一个新的视角证明了供给一方，特别是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需求一方所产生的影响，即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于供给。”它认为，由于技术进步，致使投资迅速增加，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但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运行所需资源的供给不足，从而引起这些资源价格的上涨，然后又导致以这些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上涨。“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不会大起大落。”不过它似乎把这种价格波动所引起的经济波动看得简单了点，因为：价格上升并不一定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过热的经济也并不一定能够因此“恢复正常状态”。因为正常需求所引起的价格上涨会引来投机活动，而这种投机行为则是随价格上涨的剧烈程度而加剧的。最后，不断加剧的投机将社会可用资源全部卷进来，当这些资源耗尽后，上涨的价格又掉头向下，下跌的价格使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亏损累累，社会经济遭受巨大伤害。因此，事情并非简单到“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恢复平静”的状态，它是一种萧条的经济危机。不过这个“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稳定价格”的主张却是精辟之见！因为价格稳定就可以防止投机现象的出现，就可以使市场经济平稳运行。

除了这个经济周期理论外，所谓“乘数---加速数原理”的经济周期理论也包含着类似的思想。“根据该原理，产出的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大规模的投资反过来刺激产出增长得更多。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至潜在经济能力完全被用尽。在这一饱和点上经济增长率开始放慢，放慢的增长反过来又减少投资和存货，这将使经济进入衰退直至到达谷底。”这里强调快速增长与投资增加的互相加强的作用，这种作用最终会遭遇有限经济资源的瓶颈，通过价格的涨落，这种资源供给瓶颈最终导致经济衰退与危机。

市场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生态市场经济；蜕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F1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1

一、前言

市场经济是从工业革命后兴起的，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与进步其中的观念也得到了更新，例如当前的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较多有关于环境保护、人文关怀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因此市场经济当前不断的对于以上内容进行融入，也就实现了向生态市场经济跃进的过程。我国对于市场经济进行发展的时间大约有三十年，当前国内以及国际的环境不断受到威胁因此结合着当前的这些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得到了蜕变。

二、生态市场经济概述

生态一次本源于生物学，指的是自然界之间的能量转换关系，即展现了物种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将生态运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后，就会使得和谐的含义得以体现。因此生态一词主要应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自然界之间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彼此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其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

当前，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为紧张，发展的过程之中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并且当前的人口过多，生存斗争愈发激烈。我们纵观历史，历次世界大战都是由于对于土地等资源的争夺而引起的，都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引发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生态文明主要就是对于生态以及人文进行关怀，从而通过对于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并且不断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改善，从而使得人类自身的需求得到满足。

当前的生态市场经济则是指一种具有环保性的经济，更加的在市场经济中融入了节能、低耗、无公害等内容，从而进一步对于人们的健康以及经济的综合效益进行关注，生态市场经济不是一种局部的经济，而是今后发展的一种经济形势。

生态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是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所提出来的，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得到改善，这一经济形态主要体现了当前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处的模式，并不断的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融入，从而使得以生态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经济运营模式得以建立，市场经济进一步得以完善。

三、生态市场经济改革是当代世界变革的主要标志

生态市场经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引发了全世界的注意，从而逐步成为了当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显著性标志。

当前的经济运营模式逐步向着生态化改变，其中以发达国家为首，对于资源进行节约，并且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将生产者的意识以及行动当作市场准入的标准，以使得在这一经济形势应用的过程中，仁爱的思想得以实现。

由此可见，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充满了对于生态以及人文方面的关怀，这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有了极大的转变，传统的市场经济过于注重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对于生态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冷漠，重点全都投入在社会的利益当中。对比后可发现当前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今后的发展就需要不嗟慕市场经济进行转变，从而使得资源进一步得到合理的配置。

四、生态市场经济正在对世界进行改变

生态市场经济是将从前的市场经济作为基础，在其中不断的融入相关环境保护措施以及伦理等内容，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中的伦理价值得到促进，与此同时，生态市场经济也对于世界有所改变，其提出相应的伦理价值，从而使得大众的行为准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凝固。市场经济中所融入的伦理价值虽然是由专人进行提出的，但由于应用的范围管饭，因此也需要大多数人能够对其进行接受和实施，在将其与经济利益相挂钩，从而使其得到实现。在对于市场利益进行确立的过程中，大众需要对于原有的一些行为进行改善和进一步规范，由此可见市场经济迈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会对于实际的发展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这种蜕变主要是通过市场中的机制的变化来进行实现的，蜕变后主要对于伦理价值进行应用，而传统的市场经济中都是对于规范性的伦理进行应用的，这二者的区别就在于，规范性的理论更具备强制性，忽略了实施的人民对于相关理论的理解性，而伦理价值则是通过对于少数人提出的理论进行讲解和传播，使得更多数的人对于这一理论进行理解，并直至所有人对其接受，成为大众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从而实现对于资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人们自身的要求进一步得到重视和满足。在蜕变后，人们更加对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重视，这有助于在以上关系中建立双方的良好交流，使得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加强相处的和谐性。

制度通常都具备强制性，在制度体制下，人们难以实现自身选择的自由性，而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对于这一情况进行了改变。生态市场经济中会对与相应的价格有所调整，从而使得人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价格的影响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达到选择的自由性。其中价格体系就涉及了对于生态观念以及人文观念的引导。例如在碳排放的方面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限制数额，若是超过了制定的数额就会造成相关的惩罚，因此在这一情况下，不断的将人文以及环境融入其中，对于人们的观念进行引导，从而就能够使得二者之间的选择以及利益得以更好的协调，进一步加强伦理价值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五、结语

结合本文以上所述，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对于人们的生态理念以及人文理念进行良好的树立，因此不管当前国家的实际情况如何，都应将生态经济建设进行推进，从而实现今后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的进行研究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刘福松，梁福庆.三峡库区农村实施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探讨.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2]刘福松，梁福庆 .三峡库区农村实施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探讨 .第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2010.

市场经济范文第3篇

1.生态市场经济

生态这一概念最初主要用以表述自然界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文明则反映了人类以人文关怀理念为指导关注并利用生态的思想，生态市场经济融合了二者的概念特征，除了兼具市场经济特征之外，还兼具生态这一概念中对自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目前我们所提到的生态市场经济主要关注人类利用自然满足自身物质需要、精神需要、生态需要过程中的一切活动。生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本身同样带有市场经济协调、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但是其更注重这一过程中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倡导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谋求人文关怀、生态关怀、市场发展相统一。生态市场经济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是一种约束市场主体生态行为目标的经济行为规范，要求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本身具有强烈的保护环境、维系生态平衡、关爱人与自然等观念，并在经济活动中以此为准则约束并指导自身行为。生态市场经济模式下资源的配置模式与市场经济存在差别，除了价格、价值、利润导向之外，更重要的是以生态价值、生态关怀为重点导向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确保其符合生态文明行为目标，实现市场模式下经济主体经济活动与行为的合理化、生态化。生态市场经济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注生态关怀与人文关怀的统一，虽然本质上仍旧以市场经济机制为主要运行基础，但是内在已经发生新的改变，更加注重长远、和谐且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2.市场经济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蜕变

世界经济由市场经济向生态市场经济蜕变是时代变革的重要标志之一，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正是积极推动世界变革的过程，对于世界发展的影响遍及各个方面。比如生态市场经济中典型的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环境保护产业、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开发产业、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在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广泛回响，每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都会对各国市场经济政策、发展战略、工农业产业布局等产生重大影响，生态市场经济通过应用社会政治经济的各类实际行动实现对市场中具体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正是市场经济服务发展的最大价值之一，生态市场经济也遵循着这一发展模式来实现自己的生态文明目标。市场经济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蜕变目前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典型，其次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对人文权益、环境保护的关注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培养、工业产品的生产与资源的深层次开发，以环境保护为共同行为准则的社会规范将生态经济文明的影响力拓展至方方面面，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及，但是确实在多个方面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经济影响力与表现。生态市场经济对生态文明目标的追求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得以实现，并在大多生产环节中得到体现，以价值规范、市场需求、价格标准等市场元素对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筛选与淘汰，从而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承担起生态文明责任、践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理念。

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在当前追求人与经济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自然协调的背景下，生态市场经济的发展迎来了机遇，诸多相关发展制度的设计、法律的出台为其提供了保障与支持。比如“以人为本”、“中国梦”等理念的提出，都是立足于人文理念，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追求，尝试在新时期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作为世界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腾飞的新动力，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环境荷载过重、资源瓶颈桎梏、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日益凸显，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错位，人本经济取代物本经济已成为必然，引导经济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促进经济与人的协调发展，无疑是生态市场经济中生态文明目标的实现，这对于新时期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人民享受发展成果的公平性与普惠性有重要价值，也是“人的发展经济学”在当代的实践，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探索生态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构建全新的生态经济学体系，以人为本思想为核心、以生态经济为目标，构建全新的经济学框架，落脚于共同富裕，将生态经济、人本经济为发展主线并贯穿于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分配过程、消费过程。

3.积极推进我国生态市场经济发展建设

由市场经济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蜕变是当前我国发展的必然选择，同发达国家相比，生态经济方面虽然我们起步较晚，但是庞大的经济体量、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与多样化的资源环境都为探索生态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帮助与支持。近几年我国积极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投入，无论是环境保护政策、法律制度还是新兴产业发展园区等，都被纳入市场经济体系，尝试通过发挥市场的作用及市场化手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比如循环经济，生态市场经济中，循环经济作为最典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要积极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对策，探索循环经济空间布局，以体现生态和经济规律为指导加强国内发展规划。国内不少地区循环经济的空间规划，积极尝试邀请权威机构或组织进行精心规划和设计，以便为产业链延伸创造条件，虽然规划过程中面临着不少问题，无法真正像生态系统那样形成共生关系，但是确实在探索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有益的经济实践成果。循环经济的发展，既要遵从自然生态规律效仿自然，更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立新的联系和工作方法，以避免我国已存在的“有循环、不经济”的窘境。国内在循环经济发展上有区域、城市、园区等尺度考量，不同尺度的循环经济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规划循环经济空间布局，既要考虑发展基础，也要考虑未来趋势，应有适度的多样性，要效仿食物链延伸产业链，拓展到对生态规律的超越，将循环经济的空间布局和生态产业园看成一个生态系统，探索生态循环经济的新发展。

生态市场经济发展中要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创造公平市场环境。对于市场经济而言，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生态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天然优势服务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政府也要积极参与资源分配，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从市场角度入手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则要重点考虑三大维度，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以我国市场体制而言，在生态补偿上，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驱动机制，积极解决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问题，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尤其是在市场手段失灵的条件下，必须立足于生态市场经济建立生态补偿市场，以实现生态经济的良性发展。综上所述，市场经济向生态市场经济的蜕变是世界经济变革的重要标志，我国要切实把握生态市场经济发展机遇，结合自身发展情况积极探索推进生态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加快国内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围绕生态文明发展目标切实推动生态市场经济机制建设。

市场经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 法律 建设

一、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市场经济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正式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上是私权本位,也就是主张绝对私有权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端的渊源。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是由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发展的,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契约自由原则也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越来越需求对法律。

二、现代市场经济与法律

市场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法律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也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律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1. 法律能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市场经济主体是经营企业,企业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在自主经营过程中的行为也需要法律来规范。

2. 法律能构筑维系市场运行的规则

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市场的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种规则需要法律手段来加以规定。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

3. 法律能保障市场的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商品生产者要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需要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

4. 法律能确认保护市场经济的契约性

市场经济的具体行为,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订立新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形,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

5. 法律可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每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角度上需要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性质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在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可以通过改革来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进而解决这一矛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根据国情来权衡公平与效率,既不单纯追求公平也不过度强调效率而忽视公平。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市场在发展,各种新的经济关系层也不穷,日益错综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因此法制建设也要不断发展和变革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同时立法还要有预见性、超前性。但在我国的国情下,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当勇于吸收和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加以改进以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四、市场经济下的腐败问题与法制建设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打破以政府为中心、以计划命令为手段的经济模式,将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将经济规律作为市场运营的准则。由此,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必须由直接的微观管理,转变为制定战略计划、确立市场规则、向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发育,维护市场秩序的以宏观、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管理。因此在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市场经济下,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是容易产生腐败现象。但是各国历史经验可以表明腐败的产生是不可能避免的。能够有效遏止腐败现象的方法之一就是健全法律体制。

参考文献:

[1] 李昌麒:《经济法学》(第二版)[M].北京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 马 洪:《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

市场经济范文第5篇

此案例引起社会长期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此案例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原则，也符合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并与外国“诉辩交易”（2）司法实践接轨，是我国司法进步。但是，另一种意见认为此案例动摇了法律的原则性和严肃性，法律开了“富人”特权的口，法律失去公平，将助长犯罪，是司法倒退。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理由。此争论涉及我国今后立法司法的大方向，应当明辨是非。笔者认为当前我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司法改革也必须用市场经济的视野来分辨是非。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赔钱减刑”符合市场经济社会性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务实的司法行为，对社会利大于弊。

一、“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中金钱的物质基础地位和万能媒介作用

1、“金钱万能”凸现的是物质基础地位

我党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反对“金钱万能”观点，其实，金钱是一种符号，它代表的是物质或劳动价值。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否定金钱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否定物质对人生存的基础作用。在我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因为物质的匮乏，长期以来领导层较多重视精神的作用，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精神的作用，反对资本主义金钱万能思想。这种宣传教育弱化了物质的作用，实际形成潜在的精神第一，物质第二的政治思想观点。进入市场经济后，许多人因为思维惯性，对用金钱衡量人的价值，个人的能力，工作的成绩，尤其是用金钱作为法律、法规惩罚的方式，不能理解认同。这是有的人对金钱的基本属性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缺乏认识的结果。

一切问题都可以用金钱的方式解决，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思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需要一种媒介来作为衡量价值标准，这就是金钱。人们通过以金钱为媒介的市场交易获取劳动价值是最终目的（3），这种劳动价值是以金钱来具体体现，因此，市场经济中金钱充当万能媒介，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2、市场经济立法司法中金钱的适用性

法律后果是让一些违准则行为模式的人付出代价，代价有生命、人身自由、社会权利以及物质损失，罚款、赔偿、没收财产都是法律的物质损失方面的经济惩罚方式。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法律运用经济惩罚作为法律后果很少，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尤其是最近几年出台的许多基本法、普通法中，经济惩罚的法律后果得到较多的应用。特别是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地方政府、部门规章，经济惩罚被广泛应用。在基本法、普通法中，经济惩罚作为法律后果得到较多的应用，说明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惩罚方式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效用性，再加上随着我国立法工作的加强，法律的增多、细化，象《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一些以经济惩罚为主的法律增多。经济惩罚能作为法律后果之一，是因为钱的属性决定的。在商品社会中，钱代表的是物质。人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获得物质一般要付出劳动，劳动是有代价的，因此经济惩罚和剥夺生命、剥夺人身自由一样，是让一定行为模式的人付出代价,符合法律后果的基本要求。

人的生命在其存在时是无价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因为一定金钱失去生命，或者因为一定金钱挽救或维持了生命，从这个意义看，金钱可以等同生命。死亡案件既已成事实，作为已失去的生命的诉讼，金钱赔偿相对剥夺生命、剥夺人身自由、剥夺社会权利等惩罚方式更具实用意义。在司法中，金钱同样显现其万能媒介作用。罪犯犯罪绝大多数归根结底是为了非法获取经济利益――金钱，同样，法律对他们的惩罚方式也可以是金钱损失的方式。

那么，“富人”是否因此大胆犯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他们往往难于控制犯罪的程度，一般也无法预见此次犯罪的后果是丧失生命、丧失自由还是金钱损失，另外即使只是金钱损失，也无法预见损失的程度，一定量的金钱损失对一些人也可能是致命的损失。大多数罪犯犯罪时并没有设想因此次犯罪行为要付出生命、人身自由或金钱损失的代价，如果设想他们将得不偿失，就不会去实施犯罪。

二、“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注重效益效率的特点

1、市场经济注重劳动的效率效益

追求物质，追求劳动价值最大化是人的本质特点，市场经济的设想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劳动原动力，通过自由竞争，达到促进提高劳动的社会效益与效率的目的，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因此，效率效益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

市场经济下的司法工作同样应当注重效率和效益。司法活动提高效率可以有效利用司法资源，降低司法成本，充分发挥司法活动对社会的规范和公民行为导向作用。提高司法的效率效益是市场经济下司法活动改革的方向。

2、“赔钱减刑”提高了司法的效率效益

当前我国司法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惩罚执行难。经济执行耗费了大量司法资源，影响了法律的威信和社会效果。执行难的原因有被执行人的逃避、刁难、被动性，标的物的流动、属性复杂、可灭失性，被执行人基本生活的合法对抗性。执行难在当前社会环境条件下，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期。

经济惩罚执行难的根本原因是被执行人的被动性，破解执行难的关键是使被执行人变被动为主动。这个转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许多外国司法中的“诉辩交易”，通过惩罚方式互补的方法，减轻其他惩罚方式来达到实现经济惩罚的目的。

我国在当前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案件中，不通过刑事减刑，要达到取得民事经济赔偿目的是很困难的，大多数被告没有自有财产或财产属性复杂难于分析，再加上他们的抵触活动，经济赔偿常常是一个不能兑现的空头判决。而“赔钱减刑”调动了被告的主动性，被告亲友往往为了挽救被告，承担超过被告个人财产数额的经济赔偿，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民事赔偿能够真正兑现。

三、“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两相情愿”的公平准则

1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

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基本原则是自律，特点是以自由竞争体现公平。市场经济活动公平的衡量，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参照标准也无法量化，即使能量化，经营利润多少才为公平合理也难有合理的标准，最简单而有效的衡量方法是两厢情愿。当事人双方主观一致的认同，是解决争端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两厢情愿”是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也是社会进步的成果，只要不损害第三方利益或国家利益，即为公平合理，第三方不得“横刀夺爱”、强行干涉。

2、“两相情愿”在司法中的适用性

“两相情愿”市场经济的公平准则同样可以在司法中运用。“两相情愿”在司法中的民事部分也有很好的适用性，经过“两相情愿”调解成功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满意度高，结案率高，预后良好。这是因为案件司法结果是多方当事人的主观愿望的交叉点，是一种合意。因此，“赔钱减刑”既然是双方当事人的“两相情愿”行为，就可以认为是公平合理。

那么，“赔钱减刑”是否形式上也公平？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金钱代表劳动价值，取得金钱是有代价的，赔钱就是付出代价，也是惩罚的一种方式。惩罚方式在刑事、民事诉讼中，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原、被告都同意）是可以互补或选择的。如果被害人或被告有一方不认同，法院并不强制，“赔钱减刑”也不能实现。

四、“赔钱减刑”体现市场经济务实的运行风格

1、“赔钱减刑”是市场经济下司法务实的表现

市场经济运行的风格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解决运行中出现的矛盾，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可能阻滞市场经济的发展，应当及时解决，解决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有益市场经济发展。经济惩罚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活动的难题，严重影响法律的社会效果，“赔钱减刑”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解决经济惩罚执行难的有效办法，体现市场经济下司法活动更加务实的倾向。

长期以来，“一命抵一命”、“杀人偿命”的朴素的法律理解深入人心，但这只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珍重生命，法律在剥夺生命时也更加慎重。因此，法律在剥夺生命时同样关注不剥夺生命的理由和可能，关注补救生命的可能，“赔钱减刑”正是珍重生命的一种实践。

2、“赔钱减刑”前瞻市场经济司法方向

在西方一些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废除死刑已经几十年，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发展方向。当然，废除死刑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相关，我国刚刚进入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基础相对落后，根本废除死刑可能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但在目前社会条件下，逐渐有条件减少死刑的使用，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都可以采取“赔钱减刑”这种做法。对于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即使被告人赔钱，也不能减刑。能够适用“赔钱减刑”的，大多是非蓄意的犯罪案件，并以被害人的具体情况和意愿为主、照顾被害人的原则来实现。

市场经济范文第6篇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活动领域拓宽，导致会计反映的范围和内容扩展，从而增加了会计反映的难度。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物资保障的市场化趋向成为一种必然，物资供应方式将由国家统一计划分配转向从市场获得。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各单位的实物供应量不断减少，经费供应的比重逐步加大，会计反映对象也由简单的物资领用为主扩展到市场流通领域中的经费领报支拨的全过程，反映难度进一步加大。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会计核算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思想上要逐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树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思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传统的事后核算转变为对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核算。事业财务计划的制定到经费的领报支拨，以及物资采购、收发、结存等，都必须运用会计方法进行记录和反映，使各项经济活动至始至终都置于会计的严格控制之下。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完善会计核算成为当务之急。“市场越发展，信息越重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信息作为反映市场的第一语言，已成为加强财务管理，提高经费使用效益之关键所在。而准确有效信息的取得，必须依赖于科学完整的会计核算，这就给会计反映职能和会计核算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必须改革和完善传统的会计核算办法，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以便尽快与国际接轨。二是要建立实用的会计科目体系。会计科目的设置是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要素之一，这项工作的实施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关系。既要考虑科目的科学性，又要考虑其实用性；既要考虑到科目的全面性，又要避免其交叉重复；既要考虑到科目的有效性，又要考虑其操作的简便性。总之，会计科目改革要有利于会计工作的发展和会计职能作用的发挥。

第三，市场经济的客观性，要求会计反映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即会计在发挥反映职能时，要尤其强调“真实与公允”原则。所谓“真实与公允”是指会计工作中要以诚实的态度正确揭示有利或不利的一切重要信息，不歪曲或掩盖事实真相，也不故作玄虚。作为人们认识和运用客观经济规律手段之一的会计，在市场经济中必须树立“真实与公允”观念，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体现真实客观的要求，促使会计反映职能更好地发挥。

2市场经济对会计监督职能的影响

市场经济以市场自发调节为其最本质的特征。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职能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是，市场经济对会计监督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无疑都是会计工作必须正视和予以回答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原因有三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法制经济，会计工作的规范化要求呼唤着完善的会计监督机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之一就是管理方式间接化和管理手段法制化。在市场经济下，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以法律为边界，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都必须依靠法律而得以协调，各种经济行为的合法性必须以法律的最终实现为条件。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监督之上。由此，会计发挥其监督职能，对经济活动实施全方位、多角度、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督，对于防止和避免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保证经济活动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二，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经费使用的高效有赖于强有力的监督手段。市场经济以取得盈利为动力，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这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共同性，体现在经济活动中，则是对经费使用效益的追求。因此，在经济活动中，效益观念、效益意识已成为支配会计工作的主导，体现这一思想，会计工作必须发挥其监督职能，促进经济活动的规范化运作，从而做到人少钱少把事情办好，以较少的投入取得最大化的收益。表现在权衡得失的系统思考上，会计要对宏观效益和微观效益、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实现，实施强有力的监督。

第三，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要求有严格的会计监督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趋于多元化，多种经营实体协调发展，各种经营方式综合运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直接面对的将是包括国营、集体、个体甚至合资在内的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趋利性，使得各种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有严格的会计监督来规范经济活动，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从而为社会经济活动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保证其安全性和高效性。

可见，会计监督职能是否得以发挥，发挥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费效益的高低。就这点而言，要保证社会经济活动的高效性，会计监督职能必须得以充分发挥。

在肯定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监督必要性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市场经济将对会计监督职能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的灵活性大大增加了会计监督的难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行为“变通”手法多样，造成会计监督困难。一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对经济活动是否合理合法的界定更加困难；其次，由于就体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各项配套建设一时还难以一步到位，跟不上体制转换的步伐，给少数“投机者”创造了便利条件，使会计监督难度增大。再次，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会计监督面临新的冲击。表现在：一是市场价格逐步放开，商品交易过程更加复杂，财会部门难以准确掌握物资采购情况；二是市场上发票管理混乱。买少开多，开假发票甚至不开票，以收据代替发票等现象屡见不鲜，造成发票失真，加大了会计监督的难度。

3市场经济对会计预测和参与决策职能的影响

首先，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促使会计预测必须在预测上下功夫。市场调节是一种自发的事后调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加上其本身存在的所谓“市场失灵”的缺陷，使得这种调节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这就势必会造成各种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要减少和避免这些损失和浪费，会计必须增强其预测的准确性。同时，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同样要求强化会计预测，以谋求竞争中的主动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催化剂，是发展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内在要求转化为外部动力，在这种利益驱动下，竞争日趋激烈，要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并最终致胜，简单的基础管理手段已难以胜任。作为会计，必须运用先进的技能手段，强化预测功能，利用准确的预测掌握市场变化趋势，积极主动地搞好经济保障。

其次，市场经济是价值经济，要求会计参与决策必须体现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之一，对社会经济活动同样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因此，社会经济活动必须遵循客观价值规律，体现在会计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对经费投入投量决策始终要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具体而言，决策要以价值规律为依据。会计参与决策的重要内容，一是参加重大开支项目的论证。检查经费的使用和开支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符合价值规律要求。针对实际工作中花钱办事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会计参与决策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解决此问题。二是参与决策要树立利益优先观念。对会计而言，参与决策要始终以经费效益为中心，克服工作中不讲效益、盲目拍板的问题，做到花钱看方向，开支看效果，以提高经费的使用效益。

摘要：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对会计工作是全新挑战。会计工作的反映职能、监督职能、预测和参与决策职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会计体制、制度的改革，会计工作将发挥好其职能作用。

关键词：会计职能；市场经济；会计核算

市场经济范文第7篇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它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观念，影响到人们的道德实践，进而也影响到以社会道德实践为基础的学校德育活动。学校德育必须对这一影响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社会变革作出自己应有的应答。我国德育的研究者、学校德育的实际工作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在努力做出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要能够对这一时代提出的课题，做出一个完满的回答，首先必须搞清楚时代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德育提出了怎样的根本性问题。

在德育实践活动中，有人认为既然我们现在搞市场经济，那么德育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让学生了解市场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以及与市场经济活动相关的观念。于是他们让学生去看市场，譬如看证券交易。或者让学生自己办市场，让学生在自己所办的市场上叫卖或买商品。笔者并不一般地反对这些活动，学生需要学会在市场经济中生存。但是德育毕竟不是简单地学做生意，或学习市场上的活动，今天的学生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但他们是作为“人”在市场上生活。学习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做“人”，这才是德育的任务。

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被认为是新鲜的，其实不过是我们重新评价或认识的一些观念。譬如，“竞争”、“效益”、“惜时”、“守信”等等。但是“竞争”、“效益”只是中性词，无法作出直接的价值判断。竞争有正当的与不正当之别，效益也可能是个人的、集团的，而不是个人、集团和社会统一的。以善恶判断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不能够以这些中性概念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规范性概念。“惜时”、“守信”被视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新观念，然而这两种观念可以说中国自古有之。因此它们也不是市场经济特别的要求。可见，如果把市场经济对德育的影响仅仅看作引进几个“新”观念，那么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也仍然未得要领。

市场经济也确实给我们德育工作者出了一些两难问题，譬如等价交换，这是市场公平的基础，然而它并不能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原则。又如，市场崇尚竞争，但它不能演变为生活中的弱肉强食。这些两难问题，似乎不能不使我们把经济活动与道德活动加以区别。这似乎又必然地要把市场经济与德育的距离拉远。然而简单地对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对受教育者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市场今天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础，而明天市场又将是他们驰骋的“疆场”。对人来说不可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经济生活，一种是道德生活。把市场经济与德育加以区分的二元分析的方法，于逻辑不通，于实际也不符合。

在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上，肤浅的理解只能造成人们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若即若离”的感觉。这样德育就无法把握面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它应肩负的使命。

经济活动既不简单地就是道德活动，它也不是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物质的活动，它是人的实践活动，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作为人的活动，总蕴涵着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而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总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或反映着它的一定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只能从一定的社会经济与一定社会的时代精神的关系上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关系，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德育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只能从人的社会“实践”来寻求回答。

实践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一个阶段，因此，对市场经济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的理解，本身就应以历史的观点来加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与这一前提相关的具体事实是：人是物质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人有意识、有精神生活，而在于人与动物的生存虽然有同样的物质生活前提，但是人却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就是说，物质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人类的生存需要，如吃、喝、住、繁殖等等是动物也具有的本能，但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人虽然也是自然造就，但是人没有顺从于自然的安排，而是在自然给定的条件下，人以自己的意志重新安排了自己生活。这才有了人类文明史。

这中间有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实的人是从事活动和进行物质生产的，这一现实的前提不是他们可以任意支配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自然所规定的前提下能动地表现着自己。这就是说人在经济活动中是作为主体积极活动着的，可见人的经济活动本来就与人的精神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取得人对于自然的主体地位，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实现。所谓主体性就是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物质的、经济的活动与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关系。他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正因为人的活动是有物质前提的，同时这种物质的活动又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人在这一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即社会生产力就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但是社会生产力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脱离了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社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人，人不仅是肉体的、有体力的，更重要的是：人是有智慧、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在物质实践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将自己在实践所获得的改造世界的力量物化在生产工具之中，使工具成为自己伸展了的肢体；另一方面是主观世界得到改造的人类的“自我”，即得到精神升华的新人。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这是客体的主体化；人以自己所掌握的客观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这是主体的客体化。所以生产力不是脱离人的纯粹客观的力量，而是人自身在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中所获得的力量，同时人又把它运用于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之中。物质生活反映了人，不仅因为社会生产力作为客观的存在，所观照的是人，而且因为生产不是人单纯地与自然进行的交往，而是人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结成了一定的关系所开展的活动。经济活动中的这种人的关系更是人自身的表现。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既然生产、经济活动是人的积极的自我表现，那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生产、经济活动，都有与之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活动。也就是说有与一定的生产活动相应的主体的积极的精神表现，即一定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反映了一定的主体精神，一定的经济活动又要求具有一定主体精神的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经济关系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体现了一定的人的主体精神，笔者把这一精神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的一定的主体精神的体现，那么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也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通过德育来塑造具有这种精神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现时代的德育提出的根本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是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德育培养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向我们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同样需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加以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建立在人类自身作为主体发展已达到的成果之上。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表现着自己主体精神的人，不可能是突然产生的，他只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历史发展，同时也不是人的抽象的历史发展，而是与一定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发展相一致的历史发展。

以生产工具作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和人的发展的一致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出发，区分两类经济，并对人已取得的发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这一思想后来也进一步贯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既有的历史看，有两类生产工具，即“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是指自然经济的小生产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文明创造的工具则是指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力水平。他们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则受劳动产品的支配”。[3]在自然产生的工具的支配下，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依赖关系，奴隶主、封建主甚至可以把人降到生产资料之列。即便是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农民，也受着他们的分散的生产资料的束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受动的状态中。封建时代西方的宗教伦理和中国以宗法为基础的伦常道德就是这种经济的反映。在文明创造的工具的支配下，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即“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形成了人的独立性，形成了“普遍的社会交换关系，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4]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不是由于家庭、部落、地域这些自然的条件形成的，而是人通过物，即商品，并通过市场的现代形态而形成的。这就是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人自己造就的。人们在市场上通过物来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免有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物的危险，但是“物”作为客观的尺度承认了人的自由劳动的权力；人们在人类的抽象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前提下确认了“平等”，尽管这种平等仍然可能掩盖着不平等。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实现了人从受动到主动的转变，个人才能的自由发挥才有可能，尽管个人才能的发挥，仍然要以对生产工具的占有为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的确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强调的。正是在这一历史的物质的前提下，马克思才有可能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亚当•斯密提出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超出“人间智慧或知识”，[5]就在于市场确认了每一个体，都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成为市场的主体。“劳动致富”这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给予了道德价值的肯定，就在于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确认的人在劳动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以既有的生产力条件为前提。与此相应的作为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人的发展也要以历史上既有的发展成果为前提。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把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成果继承下来的同时，也要把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中所获得的主体地位、主体性继承下来。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类自觉地创造解放自己的条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精神。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贯穿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所搞的市场经济名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追求自我解放的历史。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人们不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因为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条件当时还不具备，因此，这时人类社会是完全自在地运动着的。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到正确地揭示，试图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置于人自觉地控制之下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诞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一致性，表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一方面人的发展、解放需要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只有人的解放才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仍然体现着发展生产力、解放所有人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离开了这个前提，市场就会成为一个自发的市场，人就会受自在的运动的支配，生产力便也在盲目地、甚至是矛盾之中发展着。这就必然要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会阻碍人自身的发展。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是最先在资本主义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我们说我们搞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同，就在于几百年来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下，是自发地发展的，而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基于社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规律的认识，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的把握，因此它也就必然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物统治人的扬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不仅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而且能作为主体对待自己的劳动产品。因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确认了个人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虽然个人劳动的社会性的实现，仍然要通过市场交换，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创造的产品的社会意义，而不为其物质的形式所迷惑，走向“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还不能不借助于物来建立人们之间的交往联系，但是既然我们把搞市场经济作为主体自觉的活动，那么我们就应当能够克服物统治人的缺陷，能够克服“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就应当不是为了物而活动，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发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而活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市场经济的经济交往方式，不能成为道德活动的方式，因为在自发运动的市场中人是受物统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市场自发性的扬弃，它既确认了个体作为市场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同时它又强调是人统治物，而不是物统治人。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德育，一方面把市场经济肯定了人作为独立活动的主体的积极的方面接受下来，另一方面也要对人对物的受动加以否定。这样我们在思考市场经济与德育关系中遇到的矛盾，便获得了合理的解答。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它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独特阶段上的、具有自己独特性的意识形态。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正在发展过程中，那么它就不是完成了的形态。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那么它就是一个既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客观世界的改造不是完成的形态，主观世界的改造也就不是完成的形态。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也处在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它与发展生产力一致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当前学校德育相结合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体现了人，确切地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身主观世界改造所获得的新发展。德育是塑造人的活动，德育所应当塑造的人是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活动中所需要的人，所以当前的学校德育应当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人。学校德育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这样一种现实，就不能不进行相应的改革。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经济与德育的内在联系，即两者必须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那么我们就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出发来思考学校德育的改革。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学校德育传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进行学校德育的改革，必然首先面临着如何看待既有的学校德育传统的问题。这里的传统不是指我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德育遗产，而是指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学校业已形成的体系、制度化了的德育。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人对几十年来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发生了怀疑，以为市场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新观念是与已形成学校德育传统的观念完全相抵触的。然而前面我们已经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对人类社会既有发展成果的继承，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的超越。这就是说，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在数百年发展中所获得的成果，是我们所要继承的，然而我们所要搞的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对自发形成的市场经济的超越。我们之所以能够超越，恰恰就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作为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社会意识，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既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改革，不是对以往实践的否定，那么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德育就也不是对以往几十年形成的学校德育传统的根本否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的确曾经受到过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尽管经过十多年的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已经被抛弃，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学校德育传统中。这一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思想方法，就是没有从历史已经确认的具有独立性、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人出发来思考德育问题。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本来就应当是与自觉的道德主体统一的。我们所要改革的不是学校德育传统中体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是不能把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底的思想方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与德育的主旋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旋律，而且也是学校德育的主旋律。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不是给主旋律又增加新的一条内容，而是使主旋律渗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使得主旋律教育更加贴近生活实际，并且是与人融为一体的、活生生的。

热爱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是爱国主义的核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传统，爱国主义包括对自己国家历史与文化传统的认同。但是国家不是抽象的，国家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按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现实的国家生活之中。人们不仅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认识自己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人们是从自己的现实生活出发来认识自己的国家。爱国是一个民族大命之所在，但是人们不仅要从自己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以及山川物华来培养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更要从现实的、充满活力的共同的生活中获得爱国的力量。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便是对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认定，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确认每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而使每一个人的主人翁的地位落到了实处。这样我们的国家必定是更具活力的，更有前途的，因而也是更加可爱的。爱国不仅是认识，更是行动。爱国就必须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从而使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

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核心，它应当是我们当前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人对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发生了怀疑。有人甚至认为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是根本不相容的。集体主义教育面对着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教育者不能以市场经济有自己的一套原则，集体主义有自己的又一套原则来搪塞受教育者，而且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这里面我们要认清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既搞清楚两者的联系，也明确这两者的差别，以及两种不同经济关系中的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在市场经济中通过物而获得的独立性，是对自然经济中人的从属性的依赖关系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否定了物对于人的统治，但是这一个否定必须以前一个否定为前提，集体主义依赖于集体而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真正的集体，是完全独立的、富有个性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没有富有个性的人，就没有这一集体，当然也就谈不上集体主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看，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以物的依赖关系否定了人的依赖关系。这第一个否定中有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但却是建立真正集体的必要前提；在第二个否定中个人与集体获得了统一，统一的结果是真正集体的建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丰富了集体主义的内涵。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三位一体的，它们统一于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就是我们现时实践着的社会主义思想。

市场经济范文第8篇

计划经济体制之废除与市场经济体制之建立的“历史大取舍”，确证中国现代经济建设的一般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探索，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选择和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或模式。尽管此一模式实行近三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拉大，邓小平曾说，计划经济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见，计划经济模式是一种被历史实践证明了的行不通的经济模式，甚至是一种存在逻辑上明显错谬的经济模式（王子龙，201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个基本取向就是不断地打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探索和走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2年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政策和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983-1986年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三阶段：是从1987-1992年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体制和模式；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而易见，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多年来在世界经济史上表现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就是在日益打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采取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催生了包括个人、企业在内的大量市场主体，释放了经济活动的创造活力的结果。因此，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中国成就的造就归因于采取了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应该说是比较客观中肯的判断。如果把视野投向新中国经济建设的60多年，中国经济模式或者说中国模式中，前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后30年的最大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做过短期实践探索的经济模式因不符合现代经济规律已经被中国宣告废除，其历史实践表现为缺乏足够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竞争性，以至于在现代经济背景下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及其经济事实，尽管是其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比如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现代经济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计划经济不构成中国现代经济的逻辑基础，完整的计划经济和整体上的市场经济是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本质是管制经济、命令经济，政府主导经济，取消了多样化的经济主体，削弱或者取消了竞争，而市场经济本质是一种自由经济，社会发动性经济，富于竞争和创造活力。计划经济模式下总是试图完全消灭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而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完全排斥经济活动的某种计划性。历史和逻辑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深刻结论是：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经济模式不是计划经济模式，也不是其某种变种如“政府行政主导，受控市场”的模式（高尚全，2012），透过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巨大成就对于其内在驱动力作出一种恰当的抽象和概括，把握引来这种经济变化的根本动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建内容摘要：中国模式应当是洞察中国经济社会通向现代化和未来发展复杂的现实体系的一种宏观逻辑框架。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崛起尽管在现实上塑造的只是中国模式的雏形，但已经提供了对其作出一种必要高度的逻辑提炼和概括的历史和认识条件。尽管中国模式恢弘复杂、众说纷纭，但其根本或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模式从“破茧而出”、铺陈展开、走向成熟到“化蝶而飞”，已然和应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此，理论界在广泛讨论上应达成共识。关键词：中国模式核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性统一立和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背景下走向市场经济，这种历史取舍绝不取决于主观上的好恶，而是现代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尽管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会和别国的市场经济雷同，但它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遵循现代经济规律。

二、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

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活动中“形而上”又“形而下”的存在和渗透，确证中国现代经济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在性质上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经济。面对计划经济被宣布废除和整体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自由市场模式，与西方自由主义市场模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搞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资本主义之实。这种观点否定在中国模式中社会主义因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在未来发展中，中国将逐步和完全地资本主义化。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就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或者说经济民主与政治集权的统一。本文把社会主义同威权主义、集权主义划等号，认为在政治、文化高度集中和控制下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奇迹，这就是中国模式。还有观点认为，中国强有力的的国家宏观调控，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在克服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低速以及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经济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性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国模式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所具有的巨大的调控和干预能力。需注意的是，过分地强调国家干预就会使中国重返计划经济，在走向市场还是回归计划之间发生摇摆。那么，这种种观点都提出和指向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即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要求深刻透析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中国模式中性质、地位、作用及趋势等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很重要地包括两大层面，一是理念和逻辑层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理念、原则和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的体系；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原则、所有制、所有权、经济事实等较现实的“形而下”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反映在中国社会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作用和影响。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来看，首先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方式并存；公有制又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占主体地位的庞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物质体系的存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发挥影响是无疑的、不言而喻的。虽然就全民所有制而言，在与私人经济的效率比较中，直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其效率较低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但是却不能就此简单作出国有企业有必要完全私有化的结论，和对国企的经济意义予以否定的判断。而从农村集体所有制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在采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权分离的制度改革后，农村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活力不容否认，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1/5的人口就是明证。中国历史上私有制条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三农问题，在今天公有制前提下得到较好解决。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通过家庭承包制使广大农民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藉此较好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粮食安全、社会保障等战略价值。农村集体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可低估。农村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大后方。这种种事实，足以得出，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地位，不能简单削弱或废除。而公有制实现的形式，尤其是国有经济实现的形式还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就像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所找到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样，这是进一步进行国企改革的议题。因此，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色，重要内容，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战略原则。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公有制占主体相联系，国家拥有大量经济资源，也与计划经济的历史相联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具有较强的控制力；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为一种管制经济、政府主导经济，是缺乏活力的，必须打破和废除，但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不等于计划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所以社会主义在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和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及重大自然灾害中，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效果，为国内外学者所肯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家干预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现代市场经济不能停留在自发或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调控更是必不可少。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具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色，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是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以其在三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稳定，创造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环境，避免了社会动荡对经济的破坏性。但是如果藉此认为政治上的高度控制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判断无疑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在近三十年来也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沿着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不断改革和演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政治上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因此把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等同于集中主义、集权体制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误读和歪曲。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上可以搞民主，政治上应该实行集权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比较薄弱的历史前提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进程，以在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是如果对中国民主法治取得的积极进步视而不见，特别是如果认为中国民主法治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应当是一种集权政治，那将使社会主义从根本上陷于停顿、失去方向以及十分危险的境地，因为从根本逻辑而言，经济自由与政治上的民主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仍然是现代经济以及未来经济更加强大的动力。因此，在现实层面的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模式形成中，社会主义政治所追求的民主价值，稳定价值，团结合作价值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尽管中国的政治民主还相对滞后，但其发展既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止步不前。应该预见，在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中，政治民主发展的因素及影响必将日趋凸显。至于社会主义所坚持的“以人为本”、“按劳分配为主”、“共同富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理念原则，更是对高度的经济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反映和要求，尽管在现实层面，这些原则还实现的不够好，甚至有些偏离，但这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原则作为社会主义原则所表达的真理意义和正义立场。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社会主义性质和因素已经现实发挥并将长期发挥其从理念、原则到事实的巨大历史作用。

三、中国模式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

中国模式的关键和前途，在于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应该讲，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模式，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在价值理念和制度构建上的最进步的要求和实践，二者具有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但过去既没有这样的理论，更缺乏这样的实践。但在三十多年来促成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社会历史系统中，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成为最为重大的两重要素。二者的初步结合的成功造就了今天的中国奇迹，也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呈现，即中国经济模式或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最大特色和创造。但作为一种模式来自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未来趋势的预见，表面看是一种特色和创造，而其根本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透视和把握，从而具有足够的解释力、建构力和创造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呈现出这种历史和逻辑的高度，呈现为历史必由之路。如果说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根源于中国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合理性；而中国发展中的现实弊害和突出问题，则反映其距离逻辑合理性的演进和发育还不足，主要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处于较低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的较低水平；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同样也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垄断、行政垄断、贫富差异悬殊、资源掠夺性开发、产品质量下降、环境遭受破坏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基础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不完善所致，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广度、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市场经济在经济活动领域所要求的平等、公平、竞争、自由、合法的生产及交易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由旧的计划经济向新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市场经济表现出“松绑性”和“自由性”的特征，这无疑是市场经济的较低层面。这与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初期表现出的某种混乱、无序具有某种相似性。所以许多根源于市场的问题，一是必须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去解决；二是必须假以时日。中国市场经济要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借鉴历史经验，加快其向更加规范、健康的方向演进，随着市场体制、机制、制度日趋完善和健全，许多现实弊害如行政垄断、不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问题将会趋于减弱和逐步解决。尤其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包括理念、原则、方法、条件等在内的理论设计和构建，其着眼点就是要克服和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和不足的。尽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健全，社会主义物质、制度和观念体系对于现实市场经济的提升、规范、引导作用还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更不能在世界范围内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或超越性。但是以社会主义去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金钱至上、贫富悬殊、恶性竞争、阶级分化等弊端，这无疑是历史的大趋势。社会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的改造与提升应当是一种通识。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如看重劳动，看轻资本，高扬人的价值，反对把物凌驾于人之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反对和消灭剥削，反对两极分化等，是一种最为科学进步的现代经济正义思想和社会原则，把人的公平与人在经济上的公平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现实核心内容。把资本主义价值和制度体系奉为圭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金钱至上当成天然合理的原则，是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的，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实践也对之予以某种改良，发达资本主义表现出某种趋向社会主义经济公平的改良，这一趋势也正好反映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体系其基础和核心是崭新进步的经济理念、原则和方法，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核心最活跃的因素等，当然也包括了计划经济的因素等。

现在看来，计划经济的思想在现代经济实践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恩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整体上丧失了科学性和正义性。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片面的。就马恩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批判而言，他们更多批判的是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以及贫富悬殊，而对商品交换的平等形式，马克思评价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坚持平等这一人类最高度抽象的原则，尤其主张经济平等，分配平等（按劳分配）。现在看来，在马恩经济思想中既包括价值理性，又包括工具理性，既有经济目的，又有经济手段。相对于经济目的而论，经济手段是第二位的，是可以选择的。因此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经验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观点的重大突破和发展，也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突破了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体现了巨大的理论创造性。中国模式是在实践层面对这一重大理论创造的运用、探索、现实化和模式化。因此，认为中国搞市场经济就是放弃社会主义，或者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应放弃市场经济，都是缺乏历史论证和逻辑论证的误断。尽管今天看来，中国市场经济发育还很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阶段同样很不健全，二者的创造性结合还需要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已初见成效，呈现极其巨大的发展和创造空间，是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既意味着希望，又面临着考验。但应该形成一种信念，即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信念，从长远来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要求，又是中华民族富于探索和创造的伟大成果。

市场经济范文第9篇

关键词：德国；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含义在于：在政府政策的指导和管理下，在法律和法规约束和规范的制度下，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实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自由竞争和竞争关系，自由竞争和竞争关系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规模和程度，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说，它兼备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特点与宏观调控的优越性。

一、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特征

1.市场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德国认为自己实行的是宏观控制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反对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反对把经济管死，而要将个人的自由创造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结合起来。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实际上是国家有所调节的市场经济，以此保证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

2.建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国家不直接干预经济过程本身，但这不是说国家没有任何经济计划。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经济计划，但仅仅规定一些综合性指标，对企业并没有约束力，要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手段予以调节。

3.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德国联邦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是德国的中央银行，其资本归联邦政府所有，只有联邦银行才有权发行货币。联邦银行又是一个具有公共法人资格的联邦直接法人，独立于联邦政府。

4.完善周密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等，社会保险网络遍布全国。这套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自给原则，不以政府为主体，以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

5.完备的法律体系。二战后，为了重建国家，德国议会制定了《基本法》，确定了国家制度的几项基本原则，即民主制、联邦制、福利制国家和法治国家的原则。《基本法》把建立和发展社会市场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

6.重视教育和科研。德国是一个公认的重视教育、科学、文化的国家。一是学校多；二是专职教师多，平均每两个学生就有一名专职教师；三是国家投入教育的经费多；四是实行小学和中学12年全民义务教育；五是重视技能和职业培训。

二、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我国一直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宏观调控一直是我国强有力的国家干预手段。这与社会市场经济是有很大不同的，主要体现在：

首先，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质上的区别是所有制基础不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无论冠以怎样的定语，其本质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通过实现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产权多元化来引入市场机制的经济。在这一新的经济体系下仍以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谋求共同富裕的本质为根本目标。德国以私有制为基础，可以允许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但根本目标上是个人性的。

另外，从阶级立场来看，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仍是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艾哈德在论述工会的工资要求问题上，就工资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经济发展和福利国家关系等问题，提出一系列论点来论证，工会的工资要求和过多的福利支出是造成通货膨胀和威胁物价稳定的主要因素。以后的西德自由主义者又以反对垄断为名，将工会组织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一起视同私有垄断公司加以反对，其资产阶级立场亦愈发鲜明。

三、社会市场经济带给我国的经验和启示

1.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

公有企业运营效益不佳的直接原因是对人的选拔、监督、激励和制约机制不科学和不完善，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经营动力不足、败德行为丛生等弊端。在此方面，德国更尊重每个人平等权利的观念，让市场主体更加充分的竞争，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在经济运行中仅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即可。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资源配置低效率的运行，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

2.法制文明度高。

个人权利的平等客观上就要求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除了这个体系本身，更进一步要求全民知法、懂法，并依照法律法规办事。法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重要标志。他们崇尚法律的原因正是由于法律本身的约束性和公平公正的特点。而德国对于法律的贯彻落实，更加完善的是它在促进全民知法懂法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显然，为了与国际接轨，制定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也可以使我国更好的适应国际经济准则，提高竞争力。

3.重视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德国对教育的大量投入使得整体国民素质有所提高。而据资料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的预算在财政全年预算中比例日趋下降，其弊病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是国家的希望，只有对教育投以足够的重视，才能使整个国家向更好地方向发展。另外，战后德国可以赶超其他国家的重要原因就是发展高科技产业。

市场经济范文第10篇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最终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接受西方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经济整体进行市场化评估，还是沿用目前过于微观的、以企业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均将使问题更加错综复杂，在这个问题上，较为可取的思路是从中观的行业层面、从由易而难的双边层面渐次展开。

不能用贸易增长来解释

目前，不少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对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轻描淡写，认为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增长，必然同步地带来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第一，关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和东亚先行者相比并未有更为出色之处。日本在1954年—1981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4.2%；韩国在1960年—1995年间，外贸年均增长21.5%；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NIEs)在1966年—1997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3.1%；中国从1978年—2002年间，外贸年均增长为11.9%，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贸表现，并未如西方国家所渲染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过1%，到2003年底该数值在5%左右，其中将近六成为加工贸易。可以说，尽管中国外贸有了长足发展，但从已有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外贸对全球贸易体系的影响仍然是相当温和的。

第二，关于中国遭遇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的剧增，可谓令人惊讶。20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每年遭遇29起反倾销或保障措施调查。至2002年底，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44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其中反倾销调查502起，保障措施调查42起，涉及4000多种价值约16{3亿美元的出口商品。从1996年至今，中国已连续7年排在遭遇反倾销案例数首位的国家。

第三，中国遭遇反倾销较之外贸增长更为惊人的这一事实，必须放置在全球贸易摩擦上升的背景下来考虑，但尽管如此，中国所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仍然是十分不正常的。全球贸易摩擦近10年内数量大幅度上升。据统计，从1995年至2002年6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979起，反补贴调查147起，保障措施案件114起。1995年至今，WTO争端解决机构共立案275起。而中国遭遇的情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平均每6—7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就有一起针对中国产品；WTO的报告指出，17个成员针对2002年下半年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可疑反倾销行为展开149项调查，其中中国大陆的出口贸易共受到27项调查，占18.2%，列世界各国之首。

简要来说，中国外贸增长并无奇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对中国采取的反倾销或保障措施，不过是随着中国和这些经济体贸易规模的扩大而自然上升的说法难以成立，受制于“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中国很难有效地应对这些明显有欠理性和公允的贸易摩擦。

经济利益之争

面对日益频繁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不少国内学者将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归结为复杂的政治因素，这样的思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欧美能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掺杂西方国内劳工、产业和环保机构的政治游说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社会政治多方面的情绪化因素，但从根本上说，中国能否获得西方大国对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还是一个以经济因素为主的利益之争。

第一

，中国陷入争取“市场经济地位”困局的根源，在于中国加入WTO承诺本身。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不仅漫长而艰辛，代价高昂但受益也同样巨大。可以说，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强劲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入WTO本身对国内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但也应该看到，中国加入WT015年之内仍将被看作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条款的确是中国作出的承诺，使得他国能以第15条款(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为牌，向中国索取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中国和西方国家就此问题的争执，也并不能理解为中国不愿意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而应该视为，在既定的规则和承诺内容下，中国根据自身经济建设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努力争取和西方国家沟通，减少“双输”，增加“共赢”的艰苦尝试。西方设置反倾销诉讼、保障措施、技术壁垒和劳工标准等是其国内法的权力，但非理性的滥用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利益，同时也并未见得在保护一些国内利益团体的同时，对其整个国家利益是有利的。

第二，一些学者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和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直接挂钩，甚至认为目前中国在市场经济地位的困局，是巴统冷战思维的延续，这是可商榷的。不可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的确有政治因素，但使得他国能运用国内法，对中国出口商品的补贴和倾销进行价格比照的基准，毕竟不是不复存在的巴统，而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即便广受怀疑的俄罗斯获得欧美市场经济地位一事，也可以从利益之争的角度来解释。的确，美国和欧盟均未对俄罗斯市场经济建设方面进行像样的全面调查或公开评估，但给予了俄罗斯市场经济地位(MES)，这无非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俄罗斯对外贸易有限，欧美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摩擦不多，因此欧美给予俄罗斯MES可谓口惠而实不至；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欧美从政治角度的一些考虑，包括俄罗斯在削减战略核武器、反恐战争等问题上给予西方各国的合作。

鉴于这样的情况，仍然应将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一事，视为多种因素影响下的经济利益之争，而不应将此问题过于“泛政治化”，否则无助于解决问题本身。对中国MES的努力必然是渐进的，有研究报告称，在中国缔结加入WTO之际已基本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等等，恐怕很难让欧美政府、学界和企业信服。在中国自愿同意接受其非市场经济地位仅过了不足3年，就要求就此重新评估，中国自身也很难说明这3年来在市场化方面有何长足进展。

整体评估困难重重

总体上而言，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评判，无论是从对中国经济宏观层面的整体评估，还是从对中国企业微观层面的个案评估，都困难重重，“市场经济体”定义本身的模糊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都不利于宏观评估本身。

首先，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经济形式，但对此进行测定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在要素配置和分配领域，市场机制是否已经起到基础性的作用?鉴于国有经济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手段，很自然的，国有经济为主体或主导的经济就很难被直接认定为市场经济，其中涉及到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的测量问题。(1)就中国要素市场而言，资金、土地、劳动力三种要素依赖市场配置并不充分，就资金而言，汇率决定难是市场化的，利率决定也未充分市场化，并且也还没有民营银行或民办资本市场；就土地而言，土地产权的界定、流转等问题错综复杂；劳动力是一个例外，它作为要素在中国不仅是市场化的，并且是过度市场化的，一方面劳动力在国内迁移受限，另一方面迄今仍没有民间工会或农会来保障作为劳动者的基本权益。(2)就商品和服务市场来讲，重要的资源性物资(诸如石油、水和电力)和服务(诸如铁路运输、电信和邮政)等，基本上呈现国有垄断企业定价的特征，而证明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从来就是一个难题。

(3)就维系市场经济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政府服务来讲，中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尚未展开。国民财富管理仅刚刚涉及了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破冰之旅，包括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和土地、水、森林、矿产等多种国民财富的管理框架还相当混乱。社会经济体制中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并扭曲产品与服务分配的无所不在，，折射出市场机制在中国尚难发挥基础性作用。

其次，中国能否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容易被泛化成为评估中国国内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总体问题，已经远远偏离了在国际贸易领域，就补和倾销选择价格比照的问题。2004年2月，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中国与WTO：执行和监督问题”听证会上，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詹姆斯·约胡姆承认，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施加的关税率，平均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低于发达国家。但仍强调，如果不在保护知识产权、提高透明度、建立标准和保证非歧视性国民待遇四方面继续努力，那么，中国向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的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就远未结束。以此来看，如果对中国经济进行宏观的和整体的评估，必然会广泛涉及到可量化的经济指标和不可量化的政府管理体制本身，评估前者易而评估后者难。

因此，衡量中国经济整体上是否已是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会使争执复杂化，也严重偏离了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待遇，是为了对抗不公正的国际贸易倾销诉讼的初衷。

陷阱

目前，欧美和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时，通常集中在以微观的个案的方式来启动诉讼，国外提讼的往往以行业为基础，而中国国内应诉的则是个别企业或松散的几家企业，使得我国在应付贸易摩擦时非常困难。2004年6月以来，欧美则试图对中国经济整体进行评估，一旦越过产业这个中观层面，直接启动整体评估时，其所包含的陷阱就更为隐蔽和难以防范。

关于欧美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进行整体评估，本身就缺乏清晰和可操作的框架，因此对运用原则的解释和评估结果的认定，主动权完全不在中国。以美国评判MES的标准为例，美国判定MES的标准体现在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第771节18段，包括六大指标：(1)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2)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3)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5)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6)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标准。以如此宽泛的原则来评判中国，国会听证的方式来进行评估，本身就足以使得被评估方难有应对的余地。

关于评判一国经济的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最显而易见的缺陷在于，并无任何权威的国际组织对此拥有国际管辖权，这就使得欧美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标准，在具体执行时具有非常大的任意性，甚至和WTO本身就贸易倾销和保障措施方面的规定并无关联。目前评判经济体市场化方面，较著名的相关报告有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报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经济自由度报告，瑞士洛桑学院全球竞争力报告，以及新近李晓西教授等所做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等。这些评估都是定量和高度可操作的，比照美国关税法和欧盟对中国企业的个案认定五原则，可以看出后者都是定性和难以操作的。因此如果认定了运用欧美国内法判断MES，所有定量和高度可操作的评估过程、资料和结论，其有用程度完全取决于欧美对MES原则的解释本身。

因此，如果任由欧美对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进行市场化程度的评判，其潜在危险是：使得一桩并无国际管辖权的事情，通过美国或欧盟的所谓评判，赋予了欧盟或美国国内法以治外法权性质，这将使得中国能否获得MES变成欧美贸易对手的单方面认定，即便评判内容和WTO有关倾销认定和保障措施原则不相关，即便中国通过构建所谓市场化综合评判指标来抗辩，也都无济于事。或

者说，接受欧美对中国经济整体上是否足够市场化的公开评估，对解决中国能否获得MES有害无益，没有一个经济体(包括欧美经济体)能承受类似美国关税法那样泛泛的原则评估，或者说，在容忍对方以此评估时，实则反映了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MES争执的迫切心态而已。

两个原则

相对理性的态度是，应渐进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之争，并需遵循两条渐进原则，一是避免从整体宏观角度或个案微观角度的评估，而应以产业评估为基础进行；二是应避免艰难的多边磋商，而应以先易后难的双边磋商为基础进行。

第一、将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诉求严格限定在国际贸易领域，避免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整体评估。如果在证明中国经济整体完成转轨有困难的背景下，应退而求其次，力争证明在国际贸易领域，尤其是商品和服务出口这一领域已高度市场化；如果在证明中国整体出口贸易方面已经市场化有困难的背景下，应通过政府间双边谈判、市场化的中介组织和行业协会，力争证明在重要的出口产业部门已经充分市场化，以限制贸易对手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款的滥用。

第二，努力促使美国或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从以企业认可为基础，向符合WTO原则的、以整体行业认可为基础的方面提升。(1)从《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来看，有关GATYl994第6条和《反倾销协定》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能够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在确定价格可比性时，应使用受调查产业的中国价格或成本。此外，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因此从中观的产业层面进行MES的尝试是合乎议定书和WTO原则的。(2)在MES产业认定方面，美国也有法律基础，例如，关税法中针对国内某一行业是否是市场导向的行业(M01)，美国有专门的3条标准：一是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定价或产量；二是被调查商品所属的行业应以私人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该行业可以有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将很不利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三是所有主要的投入，不论是实物或非实物以及总投人中占重要比例的那部分投入，应该是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的。中国高度外向型的一些行业要达到上述3条标准，还是有可能的。(3)从欧盟—中国的贸易关系看，1998年欧盟修改相关法令，在不认可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提下，视中国为转型经济国家，中国企业可以提出申请，符合5条标准就可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5条标准尤其是后4条和世贸组织的原则缺乏联系。如果中欧之间就MES的磋商能上升到行业认定，也比受困于苛刻的个案认定要好得多。

第三，中国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应在不放弃和欧美等对手沟通协调的基础上，遵循先易后难的角度，缔结尽可能多的承认中国MES地位的政府双边协议。毕竟欧美能否给予中国MES是最为棘手的，但中国已经运行在先易后难、双边缔约的良好轨道上，但并非所有对华出口和贸易顺差飙升的经济体，都在获得对华贸易好处的同时尊重中国对MES的正常要求。目前对华出口占韩国全部出口的16.2%，占日本全部出口的11.1%，占印度全部出口的4.5%。如果能从双边层面推动除欧美之外的其它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可以有效杜绝一些国家既观望中国和欧美就MES发生之争，又作为旁观者不认可中国MES地位的“搭便车”心态，同时也能最终给中国和欧美的磋商创造良好的背景。

第四，目前较为重要的一个趋势是，美国等已开始强制推广SA8000标准认证，将劳工权利和环保责任与订单挂钩。如此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制鞋、化工原料、纺织等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