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一）市场经济体制

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基本手段，是高度发达的、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大商品经济，其最基本的特征是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市场价格自由化和经济系统开放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只能作为经济运行的调节者，对经济运行所起的作用只是宏观调控。

（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是在完善民主法治改造公有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体制。它的内容，就是展开以改革了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权利体系，在民主法治的保证下，体现并作用于总体经济生活。

（三）比较分析

1.制度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以私有资本制度即资本雇佣劳动制为基础，是私有制发展的阶段性经济体制。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改革的阶段性经济体制。

2.主客体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人与物的关系上。前者虽强化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总体干预和调控，但并未改变制度的性质，资本仍是经济的主体，人仍从属于资本，是资本增值的手段。后者强化并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使货币成为人的劳动的价值表现，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劳动者素质技能的提高与发挥为根本。

3.法制层面

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强调法制建设，但其法制是资本为主的，是资本经济的一种方式，力求保证资本增值与发展秩序的法制化。计划市场经济体制实行民主法制，其目的是保证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并促使经济社会活动在良好的秩序中运行。

二、市场经济所付出的代价

（一）通货膨胀与贫富差距拉大

1.通货膨胀

2010年初以来，居民消费指数价格连创新高，生活必需品价格足月攀升，相关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当欧美国家还在为通货紧缩，消费低迷而苦恼时，中国已蒙上了通货膨胀的阴影，内有多年货币超发压力的滔天巨浪，外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游资热钱的推波助澜，多种力量叠加共振之下，通胀问题已渐渐显露。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却不断地放权，参与经济的活动逐渐减少，控制经济的能力也逐渐减弱。这种情况遭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中，是否能有效地预见到通货膨胀的来临，并在一个短时期内就能实际控制住物价的上涨。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未爆发经济危机之前，商品的供应是不会过度积压的，因为卖方在不断刺激商品的消费，开拓消费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当消费刺激也不起效，商品严重积压之时，已经意味着经济危机来临了。那么在大量商品积压的同时，人们收入减少，只有削减消费，甚至是削减生活必需品的范围，转而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但是，毕竟经过长时间财富的积累，社会的货币供应仍然是过量，而社会需求更集中在基本生存用品，由此导致基本生存用品的价格暴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2.贫富差距拉大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实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应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实行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2010年1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利的存在，有专家认为，实际上这种收入差距还要更大。对于收入分配差距而言，人们抱怨的是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平，即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环境不平等，尤其是受教育的机会和参加就业的机会不平等。消除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涉及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社会管理机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积累与社会分配的平衡，是以社会财富无节制地转化为社会投资，从而导致社会投资的产出缺少内部消费市场的支撑，只得拼命去争夺越来越有限的海外市场，继而使整体经济置于日益危险的境地。

（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1.国有企业改革遭遇市场化瓶颈

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多年来，企业运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化。但是，国有企业能否真正与市场经济相容，不但取决于企业运营的商业化，更取决于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如果不能实现国有企业治理机制的商业化，它们终究不能与市场经济相容，也就是说，即使物质资源实现了市场化配置，但人力资源特别是受托层和管理层仍然不能依照商业法律、商业规则和完备市场实现市场化配置，它们终究不能真正成为市场化的企业，它们在效率导向的市场体制中劣汰优胜和存活发展就会遇到困难。

2.民营企业利益优先

大部分施行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都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获得利益最大化，对社会责任和国家责任意识逐渐淡化。这使得民营企业主使用各种方式减少职工人数，加大现有职工的工作量，并压低他们的工资，对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压力。

3.社会逐步失去主动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

市场经济体制使得社会公有经济占比日益降低，进而使得社会逐步失去调整地区部门行业平衡的能力。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又在不停地破坏这种平衡，公有经济的这种主动调整演变成低效投资。大型民营与外资资本享有足够的话语权，使公有经济部门没有能力对它作宏观调整，而中小民营资本的分散化与浩如云烟，也使政府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严厉管制并调整。

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才是符合中国特色的最佳选择

（一）“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计划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关键就在于对初级公有制的改革，在于中国的经济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现在公有制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依然是国有企业，它的权利体系与经营管理，是不能脱离计划的，计划因公有制为主体而成为经济体制的主要性质。但改革后的公有制不再保留统治体制，而且越来越开放的对外经济交往，又要求在经济体制上表现出市场性。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市场经济体制。

（二）基本市场与非基本市场

具体来说，一般可以把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分成两个市场：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基本市场由基本生活用品构成，其他商品构成非基本市场。

在基本市场中，有老百姓吃穿住行所需要的商品，如粮食、布匹等商品，还可以包括经济适用房、基本医疗、公共教育等等。对于基本市场，政府是有计划的，对其中商品的价格是有控制的。无论经济如何波动，基本市场都是相对稳定的，老百姓的生活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对于基本市场中的许多商品，政府都会在好年景中储备一些，这样即使在经济出现波动时，由于基本市场是相对稳定的，整个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起伏。

对于非基本市场，则在很大程度上依照市场规律运作。基本市场和非基本市场的商品是可以同时销售的，例如：市场上可以出售不同价格的食用油，其中至少有一种是低价的，属于基本市场的商品。石油价格上涨了，政府要号召节能和发展新技术，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控制能源消耗，同时采取灵活的宏观调控政策等。当然，政府也要有长期储备石油的计划，并投资建立石油或新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基地。同时，要保证基本市场不受影响，必要时由政府补贴。可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中有自由竞争、宏观调控、计划等成分，比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体制更加丰富和完善，更加有利于民生，更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几点建议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2篇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财政收支的困难境地？我们还能否找到一条走出财政困境的通道？

对于财政收支的困难，最初我们是把它作为改革的成本来看待的，以为随着改革举措的逐步到位，财政收支的压力将自动趋于减轻。后来，又将其同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会与财政困难相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视界的放宽，我们发现：改革举措的出台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财政收支的困难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问题的真正原因，还得从财政运行机制同整体经济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

看起来，站在宏观的层次上，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在财政运行机制上所走过的历程，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称之为“生产建设财政”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中，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大而宽”的政府职能范围，决定了作为政府活动综合反映的财政职能范围也是“大而宽”的。国家财政不仅要负责满足从国防安全、行政管理、公安司法到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公共需要，负责进行能源、交通、通讯和江河治理等一系列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竞争性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而且，还要承担为国有企业提供经营性资金、扩大再生产资金，以及弥补亏损的责任，甚至要为国有企业所担负的诸如职工住房、医疗服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属于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提供补贴，等等。正是由于财政职能范围所带有的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特征，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称之为“生产建设财政”。

财政职能范围的“大而宽”在财政支出上的反映，便是规模的“超常”。财政支出规模的“超常”，反过来又要求和规定着政府把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形成“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这在那个时候，并不难办到。那一时期的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提。

按照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模式构建起来，并与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以“先扣后分”为特点的财政收入机制，可大致概括如下：

——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国有商业部门所执行的统购价格同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之间的差额，事实上是对农民所创造的社会产品进行的必要扣除。通过这一渠道，政府不仅掌握了货币流向农民“口袋”的闸门，而且，随着低价的农副产品销往城市，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因此直接降低，城市居民亦因此获得实物福利（生活费用降低），并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

——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亦即八级工资制，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八级工资制度下，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的办法，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控制在偏低状态。偏低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同正常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或市场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事实上是对城市职工所创造的社会产品进行的扣除。通过这一渠道，政府不仅掌握了货币流向城市职工“口袋”的闸门，而且，随着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人为降低，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

——在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动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了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计划价格又长期偏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

——在始自建国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再加上不占大头儿的来源于税收的那一部分收入，其结果，整个财政收入水平达到了“超常”状态。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背景下，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税利并存，以利为主；二是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占大头儿。如在1978年，以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为100％，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分别为51％和35.8％，两者合计86.8％。

走出现实财政收支困难境地的希望，在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带来了财政收入机制的极大变化。一方面，先后几次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直至基本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在削弱了政府对流向农民“口袋”的货币的控制力的同时，亦增加了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并因此加大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开支，从而增加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放宽城市职工的工资管理和扩大企业财权，在削弱了政府对流向城市职工“口袋”货币的控制力的同时，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应提高并逐步向市场化的工资标准靠拢，进一步加大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随着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的下降，原有的财政收入机制逐渐被打破甚至不复存在了。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财政收入机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财政支出规模随之削减。这当然要以相应压缩财政的职能范围为条件。然而，在既得利益格局难以触动和财政支出本身刚性的制约下，压缩财政职能范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极力加以维持。加之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又需要财政增加支出给予支持，加快经济的发展亦需要靠增加支出来换取，财政职能范围事实上又有所扩大，其结果，又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急剧膨胀。

问题不止于此。在各方面的政府支出需求迅猛、规范化的税收渠道不畅、财政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多年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的各级政府部门，转而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手段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介入财政性分配。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收入，既然被视作非规范性的创收范畴，自然要由各个部门自收自支，放到预算之外。事情一旦走到这一步，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职能的履行，也就越来越离不开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支撑，进而成为一件积重难返的事情。

如果上述认识基本不错，那么，中国财政收支困难的全部症结可能在于：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未能与整体经济体制的变革衔接、配套。进一步的推论也就在于：走出现时财政收支困难境地的希望，在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

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

重构中国的财政运行机制，首先要确立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的重构目标，应当是什么？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我们是按照“生产建设财政”的模式来构建的。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环境变化了，财政运行机制显然要按照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模式去构建。

综观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运行机制，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多样，但其基本模式是相似的。这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在理论上亦被称之为“公共财政”。

具体来说，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社会公共需要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以满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

第一，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带有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特征的“生产建设财政”的职能范围而言，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

所谓社会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个别需要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以整个社会为单位而提出的需要。相比之下，其突出的特征在于，一是它的整体性。也就是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二是它的集中性。也就是它要由整个社会集中执行和组织，而不能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或企业通过分散的活动来加以满足。三是它的强制性。也就是它只能依托政治权力、动用强制性的手段，而不能依托个人意愿、通过市场交换的行为加以实现。易于看出，社会公共需要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以满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据此界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财政职能事项是：

1.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典型的用于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之所以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提供这类物品或服务，主要是因为，（1）它是向整个社会提供，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受益。即它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2）一个或一些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妨碍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即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3）它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如此特点的物品或服务，显然企业不愿也无能力生产，必须由政府担当起提供的责任。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路修建等等，便是这类物品或服务的突出代表。

2.调节收入分配。一般而言，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一是每个人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数量；二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价格。由于人们所拥有（或继承）的生产要素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往往高低悬殊，客观上需要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目标的再分配机制。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又不存在这样的再分配机制，只有借助于非市场方式——政府以财政手段去调节那些由此而形成的居民收入分配上的高低悬殊现象，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目标。

3.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经济的稳定增长，相反，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经济波动，是经常发生的。为此，需要政府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节经济，保证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均衡地向前发展。其中，通过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实践上的制度性安排，来维系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大致平衡，便是政府所掌握和运用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可以看出，上述事项基本上是限定在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这一层次的。由此构建起来的财政职能范围格局，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而宽”的财政职能范围来说，是“小而窄”的。这也正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大都称之为公共财政的主要原因。

政府只应站在场外充当裁判员，而一般不能作为运动员亲自入场

第二，立足于非盈利性。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生产建设财政”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它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牟利的目标。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其职责只能是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即便有时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也附带产生一定的、数额不等的利润，但其基本的出发点或归宿仍然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不是盈利。若打比方，就是政府只应站在场外充当裁判员——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而一般不能作为运动员亲自入场，直接参赛。表现在财政收支模式上，那就是，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不应也不能带有盈利的色彩。这是因为：

1.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如果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追逐盈利，它将很自然的动用政治权力去实现追逐利润的愿望。其结果，很可能会因权钱交易的出现而干扰和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2.一旦政府出于盈利的目的而作为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将会被打乱。由于政企不分，本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政府行为，很可能异化为追逐私人利润的企业行为。其结果，政府活动会偏离其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轨道，财政性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出现“缺位”。

3.只要政府活动超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界限而延伸至竞争性领域，包括财政收支在内的整个政府行为，就免不了对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差别待遇。如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优惠。而对非自身出资或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有可能产生竞争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歧视。其结果，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收支活动，会因厚此薄彼而违背市场正常和正当竞争的公正性，甚至给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造成障碍。

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

第三，收支行为规范化。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有所不同，公共财政既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着眼点的，它便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上了钩。不仅财政收入要来自于社会成员的缴纳，财政支出要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事项，就是财政收支出现差额而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最终仍要落到社会成员的身上。所以，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都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从而要求和决定着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

1.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便怎么花。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无论哪一类项目、哪一类性质的支出，都必须依据既有的制度来安排。

2.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政府预算不仅是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还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可以使政府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处于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这即是说，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度和公开化，并非简单地将政府收支交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入哪一类表格反映。由此推演，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立法机关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度里，一般不存在所谓“预算外资金”。我国现在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东欧国家那里引进、并从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就这个意义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中国，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

3.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从社会成员那里筹措资金，然后，转手供给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活动经费，而不让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分别向自己的服务或管理对象直接收钱、花钱。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那至多也是一种在“收支两条线”前提下的“代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我们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

对照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公共财政模式，再来看一下现时我国财政收支实践的困难现状，不难得出下述结论：瞻前顾后，我们也得走公共财政的道路。看起来，正如社会主义亦有市场，资本主义亦有计划一样，公共财政也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品。我们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这可能是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旧式财政运行机制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碰撞之后，终于悟出的真谛所在。

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公共财政的概念，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我国的财政收支机制，适时实现由生产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支格局已经在逐步朝着公共财政的方向迈进。比如，在过去，我们一向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较大比重作为生产建设财政的主要标志，而现在这个比重数字已经从1979年的40.4％一路下滑至不足10％。（不含用于启动经济、以增发国债来安排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9年的13.1％稳步提高至目前的20％以上。只不过这些变化在最初的时候，并非主要出自自觉的行动，而多少带有被迫的色彩或多少属于困境中的无奈选择。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变困境中的被迫选择为有目标的自觉行动，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纳入议事日程，使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真正走上公共财政的道路。不这样，中国的财政就没有出路。不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998年末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将现实的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可以看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提出，既是对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也寄托着我们对走出持续了多年的财政困境的热切希望。

积极而稳妥地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框架

然而，认识到走公共财政道路的必然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不仅要善于从规律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还要善于找到过河的船和桥：在当前的中国，怎样才能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

应当看到，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改革。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它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大凡带来既得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举措，历来都要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难度大，并不意味着没有实施这项改革的有利条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早晚要做，绕不过去。而且，早调整比晚调整更有利。这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共识。此其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以市场为参照物来思考问题，人们对于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于是，许多在过去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仅敢想，而且做到了。此其二。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工作，我们并非从头做起或推倒重来。且不说有实行公共财政模式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单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前面说过，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支格局已经有所变化，已有的许多改革举措符合公共财政模式的基本要求并打下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初步基础。此其三。

问题的关键是，围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既要积极——保证顺利出台和实施效果，又要稳妥——尽可能化解阻力，换取理解和支持。

比较现实和可行的思路是：

建设性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澄清概念，统一认识。对于不少人来讲，公共财政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接触的时间既短，理解上也就存在着一些偏差。所以，目前很有必要澄清几个方面的认识：

其一，公共财政不等于吃饭财政。将公共财政简单等同于吃饭财政或理解为财政要从建设领域完全退出，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然而，环顾一下身边的世界，就会发现，若以净资本形成为标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建设性支出的财政。相反，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历来都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代表，通常都要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或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办，或在政府出资占大头儿的基础上吸收部分民间资金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兴办。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并非不搞建设。同过去相比，有所变化的，只是建设性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需要调整的，是将那些不属于或不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逐步从财政支出的范围内退出去。从而保证那些属于或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的资金供给。

其二，公共财政并不意味着不搞甚或取消国有经济。有关公共财政的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共财政就是不再投资兴办国有经济。其实，同建设性支出的性质相似，财政对国有经济的投资，从根本上说来，也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途径之一。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政府既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务活动来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也可以通过投资于国有经济的途径来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同样要安排对国有经济的投资。同生产建设财政相比，有所不同的，在于投资国有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始终立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我们需要调整的，是逐步使国有经济从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无关或可以交由市场解决的竞争性领域退出去。从而，保证那些旨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或与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密切相关的国有经济的资金供给。

其三，社会公共需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把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看作一成不变的，甚至机械地列举哪些项目是社会公共需要，哪些项目就不是社会公共需要，也是目前围绕公共财政产生的一种误解。从理论上讲来，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是政府保证履行其职能的需要，诸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基础科研和环境保护等。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满足的一些需要。如高等教育、社会保障、价格补贴等。三是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甚至包括基础产业，如邮政、电讯、民航、铁路电力等，由于耗资规模巨大，私人无力承担，又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许多需要也是由政府部门给以满足。易于看出，除了第一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要、具有相对固定的性质之外，其余两个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甚至包括第一层次的某些需要）则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情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就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之列。而到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们便成了社会公共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了。再比如，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支出，甚至包括支持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支出，从财政应当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角度看，它们不应属于社会公共需要。但是，换一个角度而站在中国现时国情背景的立场上，这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们便属于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共需要内容而必须加以满足了。所以，对于社会公共需要以及由此界定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而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

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要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

第二，从规范政府职能入手，科学地界定财政职能范围，消除“越位”与“缺位”。财政支出的实质，说到底，是政府活动的成本。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要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所以，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心，要放在规范政府职能上。

规范政府职能的标准，当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纠正市场失灵。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个标准，对现存的政府职能事项逐一鉴别、筛选，可以达到两个互为关联的目的：一是消除“越位”——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二是消除“缺位”——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好。

就目前的情况看，可以纳入“越位”之列的事项不少。比如，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竞争性活动是典型的市场活动，按照“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的原则，财政无论如何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去。虽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除非视作一种社会公共需要，否则，财政不应再在竞争性领域投资办企业。再如，应用性研究。它与基础性研究的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公共物品或服务范畴，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不能作为商品出售，财政理应给予支持，负担全部经费。前者的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在专利制度下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研究费用既可以由此得到补偿，还可获得相应盈利，财政就不应负担或不应全部负担其经费。还如，一般性文艺团体。它们的经营收入，同样可以弥补成本和盈利，应当实行企业化管理，财政不应提供经费。又如，弥补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弥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亏损）以及给予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补贴，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绝对不是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必须逐步退出去，如此等等。可以视为“缺位”的事项也有许多。比如，社会保障。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公共需要颇受各国政府重视，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历来不是一个小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对于改革的制约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所以，财政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又如，调节收入分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政府不再拥有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而只能使用间接手段，财政恰恰具有作为间接调节收入分配手段的有利条件。但在这个方面，财政几乎一直没有多少作为。从社会公共需要的角度看，财政的确应当将其纳入职能范围。再如，科学教育事业。无论从其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来看，科学教育事业都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相对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而言，我国对科学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历来不足，欠账很多。到今天，我们连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制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都实现不了。甚至，与这个目标的距离还在进一步拉大之中。增加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投入，实际上已经势在必行。除此之外，诸如宏观调控、环境保护、维护市场秩序等都是市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财政在过去给予的注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从“越位”的领域退出并补足“缺位”的事项之后，我们便可纠正因“越位”和“缺位”而带来的政府职能“错位”现象，科学地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从而实现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而窄”的财政职能范围格局的转变。

基本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支定收”

第三，以支定收，界定财政收支的适度规模。在规范政府职能进而科学界定财政职能的基础上，作为政府活动成本的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也就可相应界定。按照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职能——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线索，便可随之把财政收入的适度规模界定好。这一基本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支定收”。

财政收入适度规模的界定，意味着对整个财政收入规模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不论是税收、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财政收入，都要纳入这个统一的盘子内，从总体上加以安排。否则，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没有止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难以真正到位。为此，当前亟待抓好两件事情：一是进一步完善税制。完善税制的着眼点在于堵漏，把该收的税尽可能如数收上来。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把改革前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称之为“暗税”，那么，随着改革后“暗税”制度的打破，其留下的“空缺”，是应当也必须依靠“明税”制度——以公开的形式征税——的完善去“填补”的。只有税收制度得以完善化了，各方面的税收流失漏洞堵住了，规范化的财政收入机制才会形成并正常运作起来。二是尽快实施“费改税”。对于“费改税”，不能仅仅从“费税关系”的层次上去理解，而应将其视作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只有将着眼点放在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上，通过“费改税”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并且，将“费改税”同税收制度的调整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费挤税”“乱收费”，以及企业和居民的负担重等问题。进一步说，只有坚持一手抓完善税制，一手抓“费改税”，并从宏观层次上通盘考虑政府的收入水平，财政收入占GNP偏低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尽快取消制度外政府收支，逐步将预算外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

第四，实行预算改革，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前面说过，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其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实行公共财政，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意识会逐步增强。不仅会要求财政收支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且会要求财政收支决策的科学化，甚至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都会提出相应的要求。然而，无须多说，所有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的基础上。只有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了，政府有一个完整统一的预算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谈得上对政府收支的监督。否则，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预算、广大人民群众从新闻媒体上见到的预算，只是政府收支的一部分，还有相当的部分游离于预算之外，这种审议或监督的实际意义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的状况，决不会继续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应当把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议程。以着眼于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费改税”为契机，尽快取消制度外政府收支，逐步将预算外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覆盖政府所有收支、不存在任何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项目的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3篇

（一）1978~1992年：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探索

确立时期粉碎“”以后，从政府到理论界，都有相当多的人在冲破僵化的传统观念，反思中国的发展道路。这个时期的突出贡献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此目标是在反复、尖锐的思想交锋中形成的。具体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1978~1984年，形成“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路。“”后，在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上第一次重提改革问题。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改革方向是什么？当时党内多数人的认识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市场调节手段，以满足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由此，1981年11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大会再次强调：“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客观地讲，这个改革模式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因为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前提下，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框架，强调市场调节只能限制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2.1984~1988年，改革目标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改革目标的一个重大突破。为什么短短的时间内会有如此大的突破呢？其原因，首先是改革实践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亟需作出理论回答。改革开放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个体经济大量产生，由此发展出雇工经营的私人企业。一时间，一些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人们思想上出现混乱，各种观点莫衷一是。这些新问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澄清认识。二是理论界对此改革目标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会议提出的若干理论观点和对策思路对中央推动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观点进入中央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立，为中国的改革确立了正确方向。邓小平称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3.1989~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的时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国内发生两大历史事件：一是国际上剧变；二是国内在80年代末发生的。这时候本来就对改革开放心怀不满的人便对改革开放横加责难，焦点又集中在市场和计划关系问题上。在此重大关头，邓小平敏锐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他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对扭转局势起了关键作用。在此背景下，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全党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已形成共识。

（二）1993~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这个时期，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构建问题。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五大支柱”构成，并制定了总体实施规划。

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1994年12月总书记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这进一步阐明了十四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论断。而这个结合，首先是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呢？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来看，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本身就是从市场中产生的，而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就存在怎样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并不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合格市场主体，所以必须找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形式。经过探索，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找到改革方向，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而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于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推进公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可以使公有制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可见，通过实行股份制，我国公有制特别是国有企业找到了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这打破了撒切尔夫人的预言：“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可能兼容，社会主义不可能搞市场经济，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实行私有化。”

（三）2003年至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时期

2002年10月十六大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2003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经济体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如何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答案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而目前的改革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其标志：一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改革。二是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改革。当前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敏感和复杂。老问题新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这需要“啃硬骨头”和“涉险滩”。三是在新的发展水平上的改革。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面临“崛起困境”。就中美关系来说，问题的核心在于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此，国家主席在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的专访时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目前，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战略优势和政治优势、有效地保持与主要大国的合作共赢关系这是一大挑战。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完善时期这1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初步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十一五”规划作为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从规划主要目标和指标完成率看，经济发展方式初步纳入科学发展轨道。这主要得益宏观改革在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不断取得新进展，尤其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主体的政府，其自身的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党的十以来，在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治国理政方略中，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更加明确和清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治国方略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个根本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确定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非常清晰地阐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思路。

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启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历程中，我们积累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经验，得到许多有益启示，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解放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历程可以看出，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而在解放思想上主要领导人起到关键和典范作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兼具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解放思想的勇气。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为己任。他说“：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在十七大报告中把解放思想作为一个党的法宝提出来。也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解放思想。

（二）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因循守旧等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并没有阐述过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但是他们一贯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复杂过程，动不动就搞争论、扣帽子的一些人，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当作了不可更改的教条，当作了判断我们做得对不对的标准，如果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事业是没有前途的。邓小平曾经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

（三）开放兼容，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中国改革实践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也只有不断吸纳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才能发展进步。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就一直坚持积极采用、吸收世界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来发展自己。2014年9月在天津举行第八届夏季达沃斯会议上，在致辞中强调“：中国永远做一个开放大国、学国、包容大国。”这是中国改革历史经验的总结。

（四）凝聚智慧，发挥相关智库作用

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有一种力量对推动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就是理论界（智库）。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他们的一些观点为中央主要领导人所接受，这对促进统一认识起到积极作用。在决策中发挥智库作用，已成为重要的经验。2013年4月，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当前“，三期叠加”的社会背景，迫切需要更多元的智力支持。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4篇

作为从事计划经济工作30余年和从事市场经济工作10年的工作者，回顾这几十年，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的30年，我感慨万千。我见证了这30年，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委靡到繁荣富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程；见证了中共十四大以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载入我国史册走过的15年，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

2008年11月28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陆江同志在全国生产资料流通行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历史巨变，光辉历程、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演讲，对全国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变革历程，作了全面回顾、总结和展望，令人心情振奋，给人以信心和希望。这里我随着陆江同志的余音，从刘少奇同志亲自关心支持创办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说起，回顾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历程。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现代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需要

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1962年在刘少奇同志亲自关心和支持下，创办了生产资料服务公司，这是在全国物资系统内第一个进入市场流通，第一个开展横向联合，第一个形成信息网络，第一个建成有形市场的综合性经营企业。从1962年至1991年的30年来，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历经了一个几起几落，曲折坎坷的发展过程，面对各种困难和风浪，顽强拼搏，勇于开拓，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开创市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发展壮大。到1991年止，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年经营业务额，约占全国物资系统计划外组织销售额的十分之一。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已经由计划经济中拾遗补缺的“游击队”发展成为物资流通主渠道中的一支主力军。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计划分配体制的先天缺陷，无法满足生产企业和建设单位成千上万种生产资料需求，特别是一些“少、小、急、难”的物资需求，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出现了短缺与积压并存、货到地头死、采购人员“满天飞”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造成了巨大浪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各地物资部门在大中城市建立了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开展生产资料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和调剂余缺业务(简称“四代一调”)。初创时期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本着“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的方针、立足本地，面向全国，按照生产资料流通的客观规律开展业务，从以下几个方面突破了计划分配体制：第一，业务活动范围广，不受行政条块和企业隶属关系的限制，全面为各类企业，事业等单位服务。同时各地生产资料服务公司间互通信息，互相代办业务，形成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经济关系为纽带的生产资料流通服务纲络。第二，服务形式灵活多样，以满足企业各种形式的需求为主，有很大的适应性。第三，组织产需见面，环节少，流通快，费用低，提高了流通效率。实践证明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的出现，实际上是在生产资料计划分配体制中开辟了一条市场流通的渠道，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对计划分配体制起到了调整和补充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市场流通渠道的出现从理论上证明了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它先天基因，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2008年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回顾他关心支持创办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为此遭到的非议，更增加了我们对他由衷的怀念和敬仰。也让我回忆起，在时期，，“”一伙污蔑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是“买办”，“洋行”，是资本主义的“皮包公司”，绝大多数公司被撤销，人员流失，许多同志蒙受不白之冤的情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营范围不断扩大，业务内容和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在“四代一调”的基础上开展了生产资料的易货贸易(当时称之为“物资调剂、物资协作”)、租赁投资开发，补偿贸易，外资企业供应和国际信托等业务。特别是在组织企业展销积压物资和产品的基础上，于20个世纪80年代初在流通领域内首先创办了生产资料交易市场(物资商场、物资交易中心)，揭开了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变革的序幕，走出了生产资料商品化、市场化的关键一步，当时在国内外引起轰动。随着各种交易场所的蓬勃发展，与后起的“物资贸易中心”一起形成了全国性的生产资料市场网络，为深化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

随着流通领域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后，生产资料流通主管部门当时的物资部和后来的国内贸易部，以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大贸易为目标，进行了生产资料流通组织，基础设施、经营方式和价格形成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20世纪末，全国初步形成了打破所有界限，多种经营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形式的，面向全国城乡的生产资料流通网络：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有很大提高，进出口贸易从品种到数量上不断扩大；生产资料价格除少数品种如成品油外，其余96％以上品种由双轨制价格逐步走向市场竞争价格。

进入21世纪以来，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流通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组织，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向大规模，现代化交易方式和水平推进。全国已出现了五矿集团，中钢集团，中铁物资和上海、浙江，广东、安徽福建物产集团(物资总公司)等在中国内外有一定竞争能力和较大经营规模的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到2007年，有13个年销售额在200亿～1500亿元人民币的生产流通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他们是目前我国从事生产资料经营的大批发商、大商，大经销商。在经营方式上，不少生产资料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发展，成为生产企业的采购供应商，产品分销商、配送商。在经营手段上，普遍采用电子商务，在网上看样订货和交易，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订货会，调剂会，展销会等劳民伤财的“骡马大会”。根据现代流通产业的需要，近年来在全国又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企业，为提高生产资料流通效率，节约流通成本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国际交流方面也开创了新局面。

改革开放是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巨大推动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一直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扎扎实实地前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于改革目标有着不同的表述。从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社会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的来说都是以市场化为取向进行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在这方面是经历了风风雨雨，既有传统观念，传统思想方式束缚的影响，又有即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反对，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原因是，在中国经济体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重生产、轻流通，重计划，轻市场，特别是有一些人受前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毒害，患有比较严重的“市场恐惧症”，对市场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消极作用却看得过重，更有甚者，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划等号。这些既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呼吁国家要重视利润，强调增强国力，发展经济就要牵利润这个“牛鼻子”，他的这些主张却遭到了围攻，在中被捕入狱达七年之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君子不言利”，讲经济是要追逐利润、讲企业要是赚钱，是被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的。社会主义经济，企业似乎只能讲贡献，讲服务，而不能讲利润。其后，经济专家们为商品、市场经济正名所做的不懈努力，也不断招致各种批判。在文件、报告中，一直灌输着“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这种观念。直到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宪法》中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计划经济。国家通过计划经济的综合平衡和市场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不尼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但是，这一高瞻远瞩的科学论点，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人们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认识上得到了一个大突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应当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写进了《宪法》和中共《》，但是人们的认识还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转过来。十几年来社会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说三道四，在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喋喋不休。比如，2004年以来，中国曾经围绕改革反思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在争论中，有些人对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事实于不顾，把改革开放发生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问题，上纲上线，借机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还有少数人试图把贫穷差距过大以及腐败等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等。这是因为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左”的思想阴影还不时笼罩着我们。加上中国过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整个经济体制又脱胎于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这个痕迹很深。中国国有大企业为什么长期活不起来，其根源就在于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四统”，即生产计划国家统一下达，材料供应国家统一调拨，产品国家统一包销，财务国家统收统支。在“四统”之下的工厂，不能叫企业，因为它没有任何经营概念，它与消费者需求是隔离的，它并不进入市场，它的功能就是听话、干活，生产出的东西交国家。现在搞市场经济，要把企业推向市场，要它去竞争，产品要被选择，要去推销，要搞好服务，要追求最大的盈利。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企业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革，要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要看到，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人们仍旧习惯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对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下运行机制很不熟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认识也是肤浅的。对于什么是市场，什么是市场体制，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还缺乏理论指导和全面系统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对股份制，合同制、破产，兼并，引进外资、出让土地，跨国经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新举措，一下子还难以理解和接受。只知道社会主义可以“按劳分配”，不明白也允许“按股分配”。在向市场转轨期间，有的经济组织还没有学会以市场为导向，许多企业对政府“断奶”，离开“母体”推向市场的大海洋感到茫然。不少企业只停留在“推进”二字上，消极被动地等着推，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所以造成产品积压；有的行政领导还沿用“行政设计”的老套套，凭个人激情为企业“设计出路”、“设计市场”。有的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反对行政干预，呼吁企业自，但另一方面又呼吁政府出政策，“保护主渠道地位”，把经济活动应有的自主性、开放性，看成是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行政设计”的怀抱。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因此，要认真回顾和总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历程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实践中共十七大精神，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树立科学发展观，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从而坚定建立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信心和决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迈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绩硕著，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仍然艰巨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很大成绩。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二是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大多数国有企业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进行了改制。三是产品生产和销售国家指令性计划已基本取消，市场调节格局已基本形成。四是工农业产品市场化、商品化程度有较大提高，取消了统购统销，绝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以市场竞争形成价格。五是计划、财政、金融等方面按市场机制要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六是生产要素市场在逐步发育和形成，有些地区和行政劳动力、房地产、信息市场已形成规模。七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半封闭局面被打破，全方位，多元化、宽领域对外开放格局已形成；内外贸企业一体化趋势在增强，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规模巨大等。总体而言，到21世纪初，我国经济运行已从计划主导型全面转向市场主导型，这一伟大成就已取得国际认可，因此2001年吸收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但是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按照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到2020年建成全国统一开放的，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成这个任务任重道远。

目前我国市场现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企业还没有全部或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干预多，企业对政府依赖大；个别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经营，企业地位不平等严重存在。

二是市场业态和组织结构不健全、不配套，不同步。如期货、拍卖、信托，典当、租赁、居间等市场没有解放前发达。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同商品市场相比发展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滞后已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拖延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进程。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低下。行业主管政府部门长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不会或不善于用税收，信贷，价格、外汇等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市场。四是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督不力，交易秩序混乱。很多交易方式和行为的规范目前还无法可依；同时对伪劣假冒，偷税，行贿等打击不力，形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五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参与程度较低。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对外依存度高，高端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少。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5篇

关键词：市场经体制　会计模式　经济基础环境

会计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特定的历史条件具体指特定的会计环境，会计环境包含诸多复杂因素，其中经济基础环境对会计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然而经济基础环境又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系统，包括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经济管明体制、企业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等内容。本文从经济基础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模式进行分类比较，以期为我国会计模式的发展与改革提供借鉴。

一、会计模式的界定分类比较分析

(一)会计模式界定从不同角度对会计模式的概念及内容进行研究的主要观点有：会计模式是对特定国家(或地区)会计实务体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内容是非常广泛和丰富的，可以包括会计目标、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会计原则和会计‘准则、会计的组织和管理体制等(常勋等，1999)。会计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由于会计管理体制、会计原则、会计制度以及由此决定会计方法、程序组织机构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杨纪琬、娄尔行，1991)。会计模式是指一个国家的会计工作如何管理、如何运作的方式，是对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会计实践活动本质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观性、抽象性、综合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等特点(朱小平，2003)。会计模式是指为实现会计目标，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会计工作标准形态(于玉林，1994)。笔者认为，会计模式是指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特征的综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两个层面。理论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原则、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等，实务层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职业修养等。不同会计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异，应对其进行分类比较研究。

(二)会计模式分类当前理论界对会计模式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按会计模式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经济管理体制)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基本目标划分、按会计活动的构成要素划分、按会计活动的历史时期划分等。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对会计模式进行分类研究，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并具有不同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大致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代表国家和主要特点如(表1)所示。按照各国具体市场经济体制类型的不同，可将会计模式相应地分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市场经济会计模式、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计模式。

(三)会计模式理论层面的比较分析理论层面主要因素包括会计目标、会计立法、会计准则、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1)会计目标引导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会计目标是对会计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会计职能的具体化，因此，会计目标往往作为研究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然而会计目标在很大程度受会计环境特别是经济基础环境的影响。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目标比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都确立了明确的会计目标，即通常以维护私人或企业利益为主要目标，这是与其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息息相关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会计目标也处于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目标定义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是我国会计目标研究和建设取得的重要进步，同时也表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日趋成熟，我国会计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日益紧密。

(2)会计法规是会计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会计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一国会计立法的完善与否，从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体制的发展程度。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立法比较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会计法规相对比较完备。多数国家的会计立法受本国商法、公司法或者证券法的影响较大。相比之下，我国尚未有商业法典从整体上规范和约束错综复杂的经济行为，使得我国的会计法规缺乏完备的立法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企业有关的经济活动也日益繁杂多变。为了能够适应新的经济环境和新的经济业务，会计法规必须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3)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内容反映了国家的会计发展水平。只有科学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在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的制定过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证其权威性外，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适当介入以保证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准则比较如(表4)所示。从(表4)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介入，保证了其会计准则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权威性，从而得到社会的公认和遵守，为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4)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是对企业财务报告中所提供会计信息质量的基本要求。不同会计模式下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比较如(表5)所示。从(表5)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在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方面基本上与国际接轨。但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阶段，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在我国2001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范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原则属于一般原则的一部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原则，包括：真实性、相关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则。我国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一般原则”及“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代之以“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并作为基本准则中独立部分出现，这一变化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与我国会计目标的变化相适应而做出的调整。新准则的规定是对原基本原则的补充和完善，更加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表明我国在会计准则建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会计模式实务层面比较分析实务层面主要因素包括财务报告的内容、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

(1)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不同会计模式下财务报告内容的比较如(表6)所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会计目标明确合理，因此其财务报告的内容比较完备和详尽。虽然法国和德国的会计目标

不尽相同，但其财务报告均着重体现真实和公允的原则，以便更好地维护国家或企业的利益。日本会计受德国会计和美国会计的共同影响，财务报告不但要为维护私人利益服务，而且还要为国家宏观管理提供经济信息。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财务报告内容不够完备，且主要以资金管理为导向。财务报告的提供着眼于国家宏观管理，强调资金的来源与运用，注重受托关系和经管责任，忽视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提供服务。随着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我国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确定为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这一变化决定了我国财务报告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表明我国在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建设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2)有关不同会计模式下会计实务程序与方法的比较笔者依据美国会计学家弗雷德里克・D.S.乔伊等人采用的比较方式，选取不同会计模式下的重要会计实务事项进行比较，具体内容如(表7)所示。从(表7)可以看出，我国会计实务中重要事项的处理基本与国际接轨，但许多事项的处理方式是在新会计准则中加以规定，如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融资租赁的处理方式等。但随着会计实务和会计理论的发展，许多国际公认的会计原则正在发生变化，如资产计价的历史成本原则正受到公允价值原则的冲击。因此，我国在完成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任务之后，必须结合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加强对会计理论的研究，为实现会计实务的处理方法更加科学合理作出一定的贡献。

二、研究结论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6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体制；会计模式；经济发展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及特征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

会计模式反映各要素之间的基本联系。西方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所采用的会计模式是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我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其采用的会计模式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距。一个国家的会计模式是根据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法律、文化等环境因素而制定出来的，因而各国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会计的原则、财务报表的格式以及编制方法都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国际会计模式主要有两大派别，欧洲大陆派和英美派，欧洲大派主要在欧洲全部（英国除外）以及亚洲的东部影响较大。其主要是立法为主，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成文的法律规范，内容详细严谨，原则性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英美派则主要运用于英国、美国、严重的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主要表现为灵活性强，会计处理的程序、方式、方法的选择范围广。企业发展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会计处理方法，所受的局限和约束性小，侧重于关注企业股东的权益。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趋势加快，两大派别的会计模式在国际经济交流中会经常出现相互排斥的理论和处理方法，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美英会计模式太过复杂而且成本过高，欧洲大陆会计模式又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于是怎样结合两大会计模式成为每个国家日益关注的事情。这两大会计模式都在相互接纳对方适合经济发展的有利观点，共同促进国际经济发展，在我国的会计模式发展过程中，我国政府也在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需要的会计模式。

2.我国会计模式发展的特征

我国始终坚持实施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会计模式，主要可以会计理论、目标、管理体系、监督体系、以及会计理论的教育水平归纳我国会计模式的发展特点，要取其他们之间的优点，来展现自己的不同，所以中国会计模式要具有自己固有的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拥有坚实的会计理论基础

要建立中国特色的会计模式首先要坚持中国国情的发展理论，在参照别国先进技术水平和会计处理方法是还要融入中国元素，照抄照搬别国发展模式，不经过实际的考察，所实施的会计模式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相悖的。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下，国家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律法规以及新会计准则，根据经济发展程度，还在不断的完善与提升我国的会计理论，使得我国会计模式发展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2）具有明确的会计发展目标及管理制度

会计目标是会计工作的引导者，体现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在会计模式体系当中，会计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决定着会计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其发展方向。会计管理体制主要注重的是规范化和约束性两方面作为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我国会计的发展目标具有明确的表示，向规范化、高标准方向发展，改进我国会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并对现有的会计制度加以完善和调制，制定出更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制度，也是我国会计模式发展的主要方向。

（3）严格的会计法规规范

我国在旧会计准则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与调整，制定了新会计准则，其更具规范性，更符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在结合各企业的具体发展情况下，一方面实行国际统一规定的会计制度，另一方面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特点进行会计处理，会计处理模式变得灵活，但又不失整体规范，形成一个真正适合我国现在国情的会计法规制度。

二、在市场经济下，会计模式发展的的重要意义

1.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

维护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就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财政法律制度包括预算法律制度、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和城市信用的原则，熟悉和掌握国家规定的各项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严格遵守和执行会计法律法规，坚持原则，秉公办事。

2.加强经济管理，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安全性

通过会计工作，建立和完善基本工作，严谨的进行经济核算，对其严格要求，贯彻会计人员经济责任制，从而加强经济管理。通过会计部门建立和健全的会计制度，加强对财产的保管，保护财产安全和完整。

3.提高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效益

提高效益工作是企业进行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进行会计工作，加强核算和管理，降低成本，扩大销售，从而达到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在市场经济下，会计的地位

1.会计是企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财务管理是企业在进行管理时的重要部分，直接涉及到企业发展的经济利益以及未来的运营状况，在企业管理中属于一个专门的管理部门。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必然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所以对其管理的成效不是一个管理部门就能说得算的，它是由各个部门共同来完成的。由于会计部门核算所涉及到的各个部门，所以会计部门应处于整个公司的中心部门，只有会计参与到企业的管理中去，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提高，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2.会计信息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依据

企业的经营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的规划都需要通过财务数据，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在了解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同时还要熟悉企业目前的经营状况，才有利于企业经营者做好投资决策。企业投资者通常关心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他们需要借助会计信息来决定是否调整投资、更换管理层和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充分利用准确的财务信息，才能更好的做出经济决策，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反之，会计信息失真性严重，将误导企业的投资决策方向，所以，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对企业的发展尤为重要，直接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

3.会计预算是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

企业在投资某项经济决策时，首先需通过财务预算，就预算结果通过股东大会商议做出经营方案。会计预算一方面能根据企业实际的现金流量做出发展方向的归怀，另一方面能有效控制风险，降低企业不必要的损失。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合理的规划企业的经济活动，必须把预测和决策紧密结合起来加以应用，才能促使企业达到更好的经营状况。

4.会计决策是企业未来经济发展方向

随着会计工作的深入发展，会计报表分析的结果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和未来发展方向，所以说会计的分析对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会计工作结果是企业经营策略是否正确的检验标准，会计工作与实际销售额、库存数、银行存款等息息相关，如果会计工作的结果出现了错误，那么这个公司所做出的经营战略是不可行的并且无法执行，所以会计决策对企业的未来经济发展方向具有导向作用。

四、在市场经济下，我国目前会计模式发展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力也就越来越大，若是想在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不被淘汰，并占有一席之地，企业就必须重视就如何进行核算和怎样加强会计模式的运用的问题进行深入，并采取相应措施。

1.电子技术在会计工作中的运用范围将扩大

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在会计方面运用的电子技术主要是会计电算化，一计算机为主体，采用财务软件进行会计核算工作。但其使用范围还没有完全突破预期的计划。会计电算化在我国的实际运用时间短，各行各业对其认识不足，不到位，对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人们对它的认识，提高其对会计信息处理的可用性，并且确保会计电算化的安全性，让广大企事业单位从真正意识上接受电子技术给会计工作带来的方便，才能从根本上是电子技术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范围扩大。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会计处理一直处于手工记账状态，但是手工记账的效率十分的低，跟不上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而且，手工记账易出错，影响会计工作质量的要求，运用电子技术带来了更大的便利性。

2.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将成为会计模式发展的主要目的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一步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十分的关键。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投资人、债权人、企业管理者、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所以提高会计信息，无论是对国家的宏观调控还是企业本身的经济运营情况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会计质量要求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可靠性、可理解性、相关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及时性和谨慎性等。要使会计管理工作制度化，做到明确目标、奖罚分明、考核严格就必须进一步的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3.会计管理工作逐渐向全方位方向发展

我国的会计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会计发展史。古代会计记载事项文字的产生，最早出现于商朝的甲骨文。那时已经形成文字叙诉的是“单式记账法”的方式。复式记账法的产生和“簿记论”的问世是标志着古代会计转为近代会计。会计成为一种专业贸易语言，现代会计阶段，标志着会计正式划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领域。现代会计阶段的形成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因此，会计管理将会全方位的发展，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4.会计人员的素质将是会计模式主要的考核标准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会计人员的素质十分的重要，甚至影响着整个国家、企业的经济运行情况。但是，由于很多原因，我国会计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严重影响了会计工作的质量。会计人员的素质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会计人员是会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如今在这个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提高会计人员道德素质就极为重要。

五、在市场经济下，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

1.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会计国际化已经是必然的发展道路，会计国际化是各国经济利益的协调需要。随着世界贸易、国际投资的交易活动日益增加必然需要对各国的财政信息、财政状况都有所了解，无论哪个国家、那个公司都必须要求会计信息的真实、可靠、公允和会计实际的统一。随着中国市场对外不断的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将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这都需要中国会计准则的进一步完善。

2.会计核算的重心将转向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知识产权等，随着社会的发展，无形资产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会计核算的重心也将从有形资产转为无形资产，那么无形资产的构成、取得、使用和摊销将会受到很大的重视。

3.会计职能的重心将由核算型转为管理核算型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促使会计进入信息化时代，会计人员终于从繁重的手工核算中解脱出来，大多是较为繁重的工作都交给了计算机来完成，会计人员将更多地从事那些非结构化以及分析评价工作，所以会计的管理职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因此会计职能的重心将由核算型转为管理核算型。

参考文献：

[1]薛明.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企业会计管理体制[J].中国经贸,2010.

[2]牛文娟.市场经济体制视角下的会计模式比较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

[3]安露.试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会计发展[J].时代经贸，2012.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7篇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特别是工业文明以来，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人们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这种现象背后实际上是政府与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与再平衡。政府和市场是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在经济社会中，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有效手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将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支配性手段，同时改变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归权于市场，逐步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在围绕政府与市场这一关系的视角下，党和国家一直致力于探索我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角色定位。

关键词：

政府角色；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

在经济社会中，政府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有效手段。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支配性手段，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改变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早在经济体制转轨初期，中国的政治家们就开始致力于探索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角色定位。

一、中西方政府角色的演进轨迹

（一）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角色1．重商主义时期——独裁型政府。重商主义最早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15世纪末期西欧社会的封建主义逐步瓦解，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时社会普遍开始追求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以及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同时，自然经济逐渐开始向商品经济过渡，重商主义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重商主义认为国家经济生活的重点在于攫取财富，财富积累的多少与国家富强成正比。在当时，获得货币财富的主要途径是贸易顺差。因此，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实行有利于出口的政策以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这个时期的政府干预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政府干预便没有市场经济。然而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是片面性的干预，具有专制色彩，因此可以说此时的政府是君主专制统治下的独裁政府。2．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守夜人”政府。18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也日趋完善。传统重商主义的强制性独裁政策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古典自由主义创始人亚当•斯密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他认为管得少的政府就是好政府，政府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不干预经济活动，充分信任市场经济的自身调节能力，提倡“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政府充当的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古典自由主义时期，人们普遍开始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政府的经济职能也被局限在有限的范围内，即保证私人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犯。“守夜人”的政府角色定位为西方各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并使得这些国家走上了工业化发展道路。3．凯恩斯主义时期——管控型政府。1929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发生宣告了古典自由主义时期“守夜人”政府的终结，凯恩斯主义就在这背景下流行。凯恩斯主张除了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还应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政府干预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提供有效支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增加有效需求，刺激消费生产，从而调控市场经济活动的运作，从而达到对经济生活的全面有效干预。1933年美国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结果，罗斯福通过运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加强对市场的干预，有效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控制了经济危机的肆意蔓延。此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成为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采用的主要思想政策。4．新自由主义时期——“有效性”政府。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出现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人们开始批判政府干预思想，主张限制“看得见的手”的作用。这一历史背景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思想得到了较大发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分析政府干预的局限，以及政府失效的原因，认为必须把政府干预的界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取缔政府干预，让市场充分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在凯恩斯理论对现实问题无济于事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干预的全新理解为市场重新注入了活力。

（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角色1．经济建设型政府。面对“”结束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张将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日后发展的中心工作。这一时期，政府以管理经济事务为对象，主要职能是发展经济。经济建设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一切资源都用来为经济服务。197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建设型政府作了相应的阐述，通过总结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指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的必要性以及重要性。2．宏观调控型政府。1987至1988年我国出现物价节节攀升，收入分配紊乱的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局面使得政府认识到市场的调节作用也会失灵，如果完全按照市场主体的利益去分配社会资源，就会导致市场秩序混乱无序。因此，依靠市场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1987至2002年这一阶段，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宏观调节型政府。3．公共服务型政府。2003年，我国SARS疫情肆虐，凸显出政府公关危机及公共服务职能的落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大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需求愈加强烈。这种局面也使政府意识到除了搞好经济建设、加强宏观调控，还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监管。政府需要充分认识自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担的角色职能，规避市场失灵领域，提供市场不能提供的服务和管理，从而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徽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转向监管服务。

（三）中西方政府角色转变的经验启示政府即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西方政府就如何处理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时期进行了多次探索。每一个时期都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随着政府实践的日趋深化而不断显示出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从而对推动政府角色定位合理化具提供重要启示。首先，政府角色定位应始终与社会环境相适应，政府职能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无论何种经济思想都是各时期的经济理论家针对现实情况做出的分析与判断。政府究竟是干预还是放任市场自由都或多或少地解决了当时市场形势的一部分难题，但随之总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缺陷，究竟如何衡量政府干预经济的“度”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其次，每一个阶段政府都应始终坚定服务理念，明确并承担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政府要实现职能必须首先履行义务和责任，对自己的作为和不作为实行问责制。第三，中西方政府角色定位的不断转变体现了一个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过程。我国政府尤其应注重这一转变，确立政府角色的定位，让政府实现职能的转移，充分发挥其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保护环境方面的作用，实现规范化、程序化的政府管理。

二、当前我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公共服务型政府及其存在问题

（一）当前我国政府角色定位——公共服务型政府所谓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在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监督下，以服务民众的价值理念为指导，致力于构建一个高质量、高效率的公平性政府。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质上是政府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其内涵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1．价值维度——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从哲学的角度来讲，政府的价值是指其对人类的有用性。人类是价值主体，政府是价值客体，政府之所以存在的价值就是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全体民众是服务的对象和中心，服务效能的好坏在于民众满意程度的高低。虽说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政府提供何种服务，服务的内容和方法都取决于公众需求而非政府。这种价值定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真正的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指导的政府形态。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这种价值定位要求政府必须健全民众参与机制，完善公民参与路径，畅通公民参与渠道，真正树立起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价值理念，从而实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2．职能维度——以公共服务为本质。政府的本质是服务者，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部门要想满足民众的切实需求，符合民众的切身利益，充当好民众的公仆，就必须科学规划政府行政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以保证公众的切实利益。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随着公民权利观念的逐渐增强，政府从管理者身份转变为服务者身份，才能切实做到服务人民。可以说，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权利，维护公众利益，满足公众需求和为公众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将是否满足公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是政府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治理水平的切实要求。3．行动维度——以公仆角色为指南。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还原政府公仆角色，时时刻刻以民众诉求为行动指南。在政府运作过程中，政府应当设计安排好自身的公共决策机制，健全完善制定政策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针对公众给予的反馈和意见及时修改和重新设计，以提供更加令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和产品，同时政府应为民众提供畅通的反馈、申诉渠道，给予民众多元化的传输自身利益诉求可能。

（二）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1．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备，市场主体不健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成熟的市场主体做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与非公有制经济争夺利益的现象频发，这种现象不符合我国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同时一些行业的垄断现象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宏观调控体系不完备，公平合理的用人机制尚未健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尚短，各类市场主体也还不成熟。一些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独立性差，追逐利益倾向明显，法治意识淡薄，从而严重影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加大了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难度。2．政府角色定位不明确，越位、缺位、错位问题仍未解决。服务是政府的本质。当前我国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但现实是我国政府官员普遍并未真正了解服务的本质，具体体现为政府官员越位、缺位、错位现象严重。所谓越位是指政府管了本该由市场和企业管的事。例如，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现象。所谓政府缺位则是指本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政府却没有履行。例如，在某些公共领域如教育服务、卫生设施、城市公用事业等部门政府仍未能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政府在市场监管和保护环境、养老、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方面严重缺位。所谓政府错位是指政府角色偏离本身职能范围，各级各部门职责混乱。纵向看，上下级政府之间存在职责偏离问题；横向看，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职责交叉、职权划分不明确导致遇事互相推诿扯皮。3．政府体制创新不足，难以真正契合公民需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需要系统挖掘政府服务潜能，力求服务于全体大众。对于我国来说，体制创新不足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最大难点。部分政府部门存在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决策不够透明、服务质量效率低下，公众监督权利缺失等情况。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需要倾听民意，服务民众，加强公众的参与力度，加强公众与政府决策的互动。而我国公众与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政府所作的决策可能并不是完全符合公众的利益诉求，公众群体庞大，利益诉求自然很难协调统一。因此，迫切需要政府加强体制创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对政府官员行政问责机制。4．政府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备，贪污受贿现象仍然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监督制约机制尚未完备，致使、贪污受贿现象层出不穷，官民矛盾重重。然而我国尚未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协调统一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监下容易监上难的现象十分普遍，越是高级干部越缺乏有效监督，同时如何监督监督者也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今随着网络的日益发达，公众的申诉、控诉、检举权已辐射到微博、微信等新兴领域。虽然网络这种监督方式辐射范围广、影响力大，然而由于缺乏国家权威性的法制保障，虚监、漏监问题不可忽视。再者，网民舆论不够严谨，容易错误带动社会风向，也不利于良好有序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实施。

三、新形势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市场由“基础性”变为“决定性”对我国如何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我国政府角色仍定位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决定》所作的更改给我们指明了解决现存问题的路标和方向。

（一）培育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市场主体是整个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针对市场主体的培育和治理，政府应该在最大范围内解除限制企业、合伙组织、非政府组织、中介组织发展的行政条例和规定，通过大范围的规则再造消除不适应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法律文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让其在一个较宽松的政策环境中发展并参与社会管理，同时也要注重规则的整合，将相关的政策法规放在同一社会环境中审视，统一社会主体的地位、权利、义务、行事原则和利益，公平公正地给予社会主体一视同仁的服务，包容社会主体合理创新，帮助社会主体强化对政策规则的认识程度，并密切监督社会主体是否合乎法规运作，从而保持规则的相关性、连续性和一致性，防治法规的断代，同时保证市场主体依法运作，防止行为越界。

（二）明确政府角色的服务本质，规范权力划分范围，建设有限政府在现代社会的大背景下，政府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应定义为服务者，故而应合理规范自身权力，而不应越位、缺位、错位。政府在社会中更多的是组织安排者，信息供给者，教育培训者，决策执行着，审查执行偏差者，其权力也会相应地发生转移，即由运用公权力进行利益的分配转为运用公权力执行公众的意志并进行监督和反馈，政府不可逾越的红线就是不能用公权力损害公民的利益。由政府提供的务政府不应缺失，不该政府越权的政府应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合理规范自身职责权限，明确职责范围，健全考核制度，互相监督和制约，以建立有限政府。

（三）构建创新性制度体制，明晰政府权责，建设责任政府构建创新制度体制必须坚持顶层设计，符合时代潮流和公民诉求的原则，紧紧围绕现代国家的标准界定政府职责，民主、公平、公开原则是政府履行职责的基本要求。具体到政府管理上就是要赋予每个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其正当利益，鼓励其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当权力利益发生错位时政府应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集聚民智，做出体现民意的公共决策，并将其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具体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中去。当政府权责明晰并敢于承担责任时，责任型政府也就得以建立。

（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型发展的今天，必须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各项建设中，一手抓发展，一手抓反腐。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问题都应坚决制止。反腐倡廉必须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强化行政监督，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政府官员、。重视腐败问题的惩处工作，加大反腐力度，严格依法办事，提高执法水平，坚持教育、监督、预防和惩处相结合，着力构建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同时，加强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改革体制，从严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8篇

一、当前诚信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面临缺失危机的现状

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其本质应当属于法治经济。诚信是确保有效建立法治经济的重要因素，是构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但在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由于种种因素，诚信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之一。不守诚信，在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尤为明显。许多企业不讲诚信，恶意逃废银行债务，三角债问题突出，等等。可以说，这几年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招数”比申请专利的数量还多。“陈馅月饼”之类毕竟属于“小儿科”档次，且已“露馅”，不值一提。如今，用硫磺熏成“老生姜”，用皮革脚料制成“年耳朵”，倒有些“创意”，初步凸现了“科技也是制假第一生产力”的优势。据报道，因为逃废债务、合同欺诈、制售伪劣产品等，我国每年要为不守诚信付出近6000亿元人民币的惨痛代价。究竟该由谁来为如此巨大的损失买单付账呢？如果诚信危机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最终受害的是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形象。因此，诚信建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最为迫切的内容之一。

二、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引起诚信危机的原因

诚信危机虽然客观存在，且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解决问题的前提和关键在于，要找出不诚信得以存在的原因。导致当前我国社会中产生诚信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⒈我国缺乏一套统一的健全的诚信法律体系。要建立诚信法律体系，创造一种诚信环境，从而让人们在面临守信还是失信的选择时，因守信的收益大于守信的成本，失信使其寸步难行而必然选择守信，并促使人们根据诚信的原则参与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我国目前法律中虽然已经将诚信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但是还仅仅局限在民法和合同法领域。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出台在不同程度上带有“救火队”的色彩，致使所出台的法律、法规缺乏体系的完整性、前瞻性和一致性，一些法律条款原则性很强，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使条款流于形式。

⒉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产权不够明晰，产权制度建设滞后。诚信的存在性质和作用性质决定了其在本质上是一种产权关系，好的诚信关系意味着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资源有比较可靠、明晰的权利边界，并互相尊重彼此间的权利。明确的产权制度是最好的利益激励机制，它为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现代诚信的核心是尊重其他经济主体和公共的产权边界，存在理性的激励，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脱胎而来，在我国原有的体制下，缺乏经济主体独立产权的概念，不能给守信者以激励，相反却产生了大量不道德竞争等违反诚信原则的商业行为。

⒊我国法律对失信行为的监管还存在制度漏洞，对其惩治还不够严厉。对失信行为的监管必须依靠法治的手段，只有依靠法治，才能建立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诚信，但目前我国法律对失信的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对失信行为的惩治有失之过宽之嫌，法律应当加大对失信者及其行为的惩治力度，以使其因失信成本过高而不敢为或者不愿为。

⒋我国法律对失信行为，在执法中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一些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由于自身观念和素质的原因，认为诈骗、造假、逃税等行为只是一种败德行为，并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惩处，而是以罚代法，一罚了之；还有的出于私情私利，地方保护等目的，对失信者置之不理，免除处罚。这些行为，使政府的信用和法律的信用都大打折扣，势必造成更严重的失信行为。

尽管我国的诚信面临着危机，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诚信原则与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息息相通的。一方面，市场经济需要一条强制性的法律原则来规范交易主体和交易行为；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任何主体都不能离开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和公平合理的理念规范。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诚信危机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而且还会阻碍我国经济的繁荣昌盛。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诚信原则作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以诚信原则来指导和规范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健康发展。

三、如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诚信危机又客观存在着，且有越来越严重和普遍化、扩大化的趋势。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建立适应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诚信原则。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⒈加强诚信立法，从根本上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诚信规则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诚信经济，高度发达的诚信规则体系在防范金融风险、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首先要强化立法建设，把人们的一些行为关系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确保对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中遇到的失信行为，在处理时能从法律法规中找到相应的依据。其次，必须加大执法力度，杜绝法律失信现象的发生。立了法，就要严格执法，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同样要施之于法，严惩不怠。我国已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在颁布后，却得不到实施和执行，其规定无法落实，令行而禁不止，这种法律失信的行为将使违规者收获巨大的“违规收益”，一旦法律失信，其消极影响将无法估量。

⒉树立诚信观念，强化公众诚信意识。

市场主体的诚信理念对于促进诚信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从全社会诚信建设的角度看，建立新的义利观，实现义与利的统一，是培育社会诚信观念的一项措施。我国的诚信建设可以考虑“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法治是外在的约束，道德是内在的自律。应当要加大诚信建设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工作，使社会公众能站在战略的全局的角度，深刻认识推进社会诚信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加入WTO的要求，从而牢固树立个人无信不立、企业无信不旺、政府无信不威、社会无信不稳、国家无信不强的观念，营造浓厚的诚实守信的氛围。

⒊健全市场竞争机制，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让诚信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一项原则，除了法律的强制力外，还有一项比较关键的因素就是形成健全的市场竞争机制。在最完善的竞争条件下，人们会尽可能把事情做好。此时，诚信应当是市场主体之间自然而然的事情。有了健全的竞争机制，不诚信行为必将遭到惩罚和制裁，在竞争中取胜的唯一办法便是在竭诚为消费者服务、在对消费者负责的前提下，优化资源配置，进行体制创新，提高市场主体素质，及时有力地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可以说，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全程度与诚信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程度成正比。

四、作为我们质监部门，应当积极探索市场监管的新模式，促进诚信原则的确立

质监部门是市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政府职能部门，肩负着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任，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需我们不断的努力开拓和探索，对监管模式进行改革，确保职能到位，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中诚信原则的确立。版权所有

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法制教育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市场秩序的好坏，不在于该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处罚案件、案值、罚款数额的多少，而在于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市场环境的满意程度，市场的诚信度。作为市场的监督管理部门，具体对某人、某事、某行为和行政处罚是达不到监管目的的，只有树立以经营者为本，调动经营者守法经营的自觉性，才能搞好市场监管，才能有效履行国家赋予的市场监管的职责。各级质监部门应当树立对广大经营者的管理，也就是经营者人的管理，使其从思想上认识到获取利润的途径应合法，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就需要定期和不定期组织本辖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它经济组织进行职业道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营销策略，以及各项经济法律法规的培训，严格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对培训和考核纳入年检和验照的范畴，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树立诚信经营，是经营的出发点，也是质监行政管理市场监管的出发点。

2、以标准规范“诚信”

要让所有的商家树立诚信意识，诚信经营，就必须完善和建立一套规范的规章制度，建立一套可操作性的“诚信准则”。近年来，市质监部门已经意识到，并且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质量标准推广工作，以标准规范“诚信”，分门别类，对多项产品多个行业实行了质量认证工作。如对食品行业实行QS认证，使一批企业获得了国家的食品行业市场准入资质。最近为全面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市质监局对供应城镇居民的5类食品销售单位进行了监督检查，引导消费者选购加贴QS标志的食品，为消费者创造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当前正开展的“C”标志制度就是一个从源头上加强定量包装商品的监督管理工程。“C”标志制度是一个质量认证体系，是切实解决定量包装商品缺量短秤、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方法。

3、侧重宏观管理，辅之微观管理

市场的诚信监管不是对某一行业、某一具体市场、某一区域的管理，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监督管理，过去大多数质监行政管理部门只涉及一些人身安全、假冒伪劣、市场等等一些有形市场的管理而忽视一些市场本身行为和范围（即无形市场）的管理，更不用说电子商务、网上购物、邮购等交易行为的管理，一句话说，只局限于具体交易行为的管理，没有充分认识市场交易关系，从抽象行为进行监管，因此，以后市场诚信监管要把监管眼光放到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宏观方面，规范市场准入和经营行为，并且辅之从微观方面，由具体的行政行为来规范市场准入行为和市场经营行为，只有通过对某一经营者的具体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处罚一户带动一片的现象，提升市场的诚信度。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理论探索

一、理论领域的新气象：经济学的繁荣

新中国60年来，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巨大发展，大体说来：构建起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新体系结构；拓宽了研究范围，更紧密联系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以及文化精神等等方面的状况和影响来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特别是把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方法上除了坚持马克思分析经济现象的科学抽象法，还适当引进了现代数量分析工具与方法。上述一系列的创新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实践功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增强了经济学家服务社会的能力，人们不只是从事于抽象的学理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和政策问题的研讨，不少理论成果获得采纳，转化为方针政策。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针。以科学理论来推动科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要求。在3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最富有影响力的一门学科，成为时代的显学。

二、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我国30年的改革实现了所有制多样化，放活了市场微观主体，形成了要素市场体系，产生了市场价格调节的经济机制，出现了立足于市场力量和主体积极性和创意的活跃的竞争经济。在体制活力焕发的基础上，我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和财富的迅猛增长。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矛盾，如：1.在经济运行中经济增长的不稳和时起时伏，2002年以后经济不断过热，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又经历了外生性经济下挫；2.在发展方式上，传统的数量扩张型发展趋势，依靠对环境、生态、资源等自然物质过度耗用的工业增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农村经济滞后等等；3.在分配上，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基尼系数畸高，财富分配不公的矛盾凸出，等等。上述矛盾，从本质上看是转型期体制、机制缺损所造成的。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要求人们通过坚持改革和发展，来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基于我国现阶段的新情况和党中央提出的发展新要求，我认为，在当前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应该总结当代实践经验，深化对市场经济的理论认识，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全面认识市场的功能和更加自觉地利用市场的作用。市场体制拥有发展生产力的积极功能，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一方面应该认识：市场经济是一种富有活力的组织财富生产的形式和体制，它能有效调动主体的积极性；能依靠价格形成机制使产品适销对路；能依靠竞争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能依靠自我积累，实现自行发展。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给自足经济、政府统治经济，传统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更好的经济组织形式。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为了有效地利用市场调节的功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我们也应看到：1.市场机制在分配中存在收入差距拉大效应，在体制转型期，甚至会导致严重分配不公；2.市场导向的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失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出现剧烈的运行波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周期性经济危机；3.市场经济的消极外部性和成本的向外转嫁，会引起环境、生态、资源等的过度耗用甚至破坏；4.盈利最大化的生产机制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产品（包括公用品、福利品与公益品），从而不能满足困难群体与低收入者的需要和社会公共需要；5.面向市场的竞争性生产与营销，总是激励过度消费，甚至导致浪费资源畸化的生活方式和非理性的物质文明。

完美无缺的体制从来不曾存在过，在认识和对待市场时，人们应该持有全面的观点，而在利用市场时，更要持兴利除弊的态度，关键是做好市场功能与政府作用相结合这篇大文章，自主地驾驭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

第二，发展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能防止财富占有中的私人垄断，从根本上保障分配公正；能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加快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富有竞争力的公有大企业是实现科技进步的带动力量；公有制经济具有启动快速和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拉动的功能，特别是公有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宏观调控手段的性质，而一个保有恰当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则能成为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体制保证。

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帮扶”，必须深化改革，着眼于搞好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创新。公有企业要实行股份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度，还要搞好资本经营管理母公司的构建。在农村，要大力支持和发展多样新集体经济。总之，发展公有制经济，要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充分适应于市场，要通过具有产权主体性质的公有企业的构建，确保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活力，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由此把公有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构建拥有强有力宏观调控能力的市场经济。市场自发调节的经济运行中，盲目扩张，结构失衡，发展过热或是沉滞不起等等现象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依靠市场调节不可能实现经济自我调适和实现宏观均衡。这就要求把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有效宏观调控相结合。

第四，发展拥有发达的公共产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立足于和依靠盈利趋动的竞争性商品生产，也就是：产品生产与人们的需要的满足主要依靠受市场力量调节的“私人物品”的生产以及市场性的分配机制。但是市场存在失灵或缺陷。其一，一些物品在物质技术上具有消费和占有非排它性，依靠市场性生产会发生供给不足。其二，一些产品的生产具有自然垄断性质，需要有生产中的政府干预。其三，市场只承认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众多穷人，特别是困难群体的基本需要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获得满足。亚当·斯密因其对“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过度推崇和“市场乐观主义”，使他忽视市场的诸多失灵和缺陷。他向世人推荐一个只会使财富与贫困相并行的主要依靠私人物品生产的市场经济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大萧条发展条件下，西方发达国家不再遵循斯密的市场经济模式，出现了向劳工和低收入者提供社会保障品的当代福利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推动下，有关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节能减排等也被纳入公共物品生产的范围。因而当代世界发达的市场经济，超出了斯密模式，成为私人物品生产与公共物品生产共存的体制。当然，西方的公共物品生产被桎梏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存在着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公共物品生产并未能根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贫富对立。

市场经济体制范文第10篇

对于财政收支的困难，最初我们是把它作为改革的成本来看待的几乎从改革开放的那一天起，中国的财政收支便一直处于困难境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此，进入经济低迷阶段亦是这样。不仅中央财政的日子难过，地方财政的收支安排也不同程度地捉襟见肘。而且，往前看，如果不在财政收支格局上做出大的调整，这种困难状况恐怕会有增无减，甚至延续至21世纪。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财政收支的困难境地？我们还能否找到一条走出财政困境的通道？

对于财政收支的困难，最初我们是把它作为改革的成本来看待的，以为随着改革举措的逐步到位，财政收支的压力将自动趋于减轻。后来，又将其同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以为搞市场经济，就会与财政困难相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视界的放宽，我们发现：改革举措的出台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同财政收支的困难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问题的真正原因，还得从财政运行机制同整体经济环境的关系中去寻找。

看起来，站在宏观的层次上，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些年来我们在财政运行机制上所走过的历程，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称之为“生产建设财政”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中，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大而宽”的政府职能范围，决定了作为政府活动综合反映的财政职能范围也是“大而宽”的。国家财政不仅要负责满足从国防安全、行政管理、公安司法到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基础科研、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公共需要，负责进行能源、交通、通讯和江河治理等一系列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非竞争性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而且，还要承担为国有企业提供经营性资金、扩大再生产资金，以及弥补亏损的责任，甚至要为国有企业所担负的诸如职工住房、医疗服务、子弟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属于集体福利设施的投资提供补贴，等等。正是由于财政职能范围所带有的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特征，我们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称之为“生产建设财政”。

财政职能范围的“大而宽”在财政支出上的反映，便是规模的“超常”。财政支出规模的“超常”，反过来又要求和规定着政府把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形成“超常”水平的财政收入。这在那个时候，并不难办到。那一时期的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前提。

按照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模式构建起来，并与那个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以“先扣后分”为特点的财政收入机制，可大致概括如下：

——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国有商业部门所执行的统购价格同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之间的差额，事实上是对农民所创造的社会产品进行的必要扣除。通过这一渠道，政府不仅掌握了货币流向农民“口袋”的闸门，而且，随着低价的农副产品销往城市，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因此直接降低，城市居民亦因此获得实物福利（生活费用降低），并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

——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亦即八级工资制，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八级工资制度下，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的办法，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控制在偏低状态。偏低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同正常的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或市场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事实上是对城市职工所创造的社会产品进行的扣除。通过这一渠道，政府不仅掌握了货币流向城市职工“口袋”的闸门，而且，随着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人为降低，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

——在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动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了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计划价格又长期偏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高的利润。

——在始自建国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再加上不占大头儿的来源于税收的那一部分收入，其结果，整个财政收入水平达到了“超常”状态。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机制背景下，当时我国的财政收入结构呈现两大特征：一是税利并存，以利为主；二是来自国有经济单位的缴款占大头儿。如在1978年，以全国财政收入总额为100％， 来源于国有经济单位上缴的利润和税收分别为51％和35.8％， 两者合计86.8％。

走出现实财政收支困难境地的希望，在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

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带来了财政收入机制的极大变化。一方面，先后几次较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直至基本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在削弱了政府对流向农民“口袋”的货币的控制力的同时，亦增加了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并因此加大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开支，从而增加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放宽城市职工的工资管理和扩大企业财权，在削弱了政府对流向城市职工“口袋”货币的控制力的同时，城市职工的工资收入相应提高并逐步向市场化的工资标准靠拢，进一步加大了工业的劳动投入成本。随着工业部门利润水平的下降，原有的财政收入机制逐渐被打破甚至不复存在了。财政收入（不包括债务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

财政收入机制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财政支出规模随之削减。这当然要以相应压缩财政的职能范围为条件。然而，在既得利益格局难以触动和财政支出本身刚性的制约下，压缩财政职能范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极力加以维持。加之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举措又需要财政增加支出给予支持，加快经济的发展亦需要靠增加支出来换取，财政职能范围事实上又有所扩大，其结果，又导致了财政支出规模的急剧膨胀。

问题不止于此。在各方面的政府支出需求迅猛、规范化的税收渠道不畅、财政部门所能提供的资金存在较大缺口的情况下，多年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的各级政府部门，转而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手段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介入财政性分配。以收费形式取得的收入，既然被视作非规范性的创收范畴，自然要由各个部门自收自支，放到预算之外。事情一旦走到这一步，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职能的履行，也就越来越离不开非规范性政府收入的支撑，进而成为一件积重难返的事情。

如果上述认识基本不错，那么，中国财政收支困难的全部症结可能在于：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未能与整体经济体制的变革衔接、配套。进一步的推论也就在于：走出现时财政收支困难境地的希望，在于重构财政运行机制。

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

重构中国的财政运行机制，首先要确立一个恰当的目标。那么，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的重构目标，应当是什么？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我们是按照“生产建设财政”的模式来构建的。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环境变化了，财政运行机制显然要按照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模式去构建。

综观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财政运行机制，尽管形式各异，侧重点多样，但其基本模式是相似的。这就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这种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在理论上亦被称之为“公共财政”。

具体来说，公共财政的基本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社会公共需要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以满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

第一，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带有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特征的“生产建设财政”的职能范围而言，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的。凡不属于或不能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不去介入。凡属于或可以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就必须涉足。

所谓社会公共需要，是相对于私人个别需要而言的。它指的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或以整个社会为单位而提出的需要。相比之下，其突出的特征在于，一是它的整体性。也就是它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二是它的集中性。也就是它要由整个社会集中执行和组织，而不能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或企业通过分散的活动来加以满足。三是它的强制性。也就是它只能依托政治权力、动用强制性的手段，而不能依托个人意愿、通过市场交换的行为加以实现。易于看出，社会公共需要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以满足或者通过市场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需要。据此界定的具有代表性的财政职能事项是：

1.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公共物品或服务是典型的用于社会公共需要的物品或服务。之所以要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提供这类物品或服务，主要是因为，（1）它是向整个社会提供，全体社会成员联合消费，共同受益。即它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2 ）一个或一些社会成员享受这些物品或服务，并不排斥、妨碍其他社会成员同时享用。即它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3 ）它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其付款的社会成员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即它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具有如此特点的物品或服务，显然企业不愿也无能力生产，必须由政府担当起提供的责任。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路修建等等，便是这类物品或服务的突出代表。

2.调节收入分配。一般而言，决定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因素，一是每个人所能提供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的数量；二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价格。由于人们所拥有（或继承）的生产要素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往往高低悬殊，客观上需要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目标的再分配机制。在市场机制的框架内，又不存在这样的再分配机制，只有借助于非市场方式——政府以财政手段去调节那些由此而形成的居民收入分配上的高低悬殊现象，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社会目标。

3.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经济的稳定增长，相反，由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不协调而导致的经济波动，是经常发生的。为此，需要政府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节经济，保证宏观经济得以稳定、均衡地向前发展。其中，通过不同时期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财政实践上的制度性安排，来维系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大致平衡，便是政府所掌握和运用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可以看出，上述事项基本上是限定在满足整个社会的公共需要这一层次的。由此构建起来的财政职能范围格局，相对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而宽”的财政职能范围来说，是“小而窄”的。这也正是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模式大都称之为公共财政的主要原因。

政府只应站在场外充当裁判员，而一般不能作为运动员亲自入场

第二，立足于非盈利性。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生产建设财政”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它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牟利的目标。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其职责只能是通过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活动，为市场的有序运转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和物质基础。即便有时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活动也附带产生一定的、数额不等的利润，但其基本的出发点或归宿仍然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不是盈利。若打比方，就是政府只应站在场外充当裁判员——为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公共服务，而一般不能作为运动员亲自入场，直接参赛。表现在财政收支模式上，那就是，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不应也不能带有盈利的色彩。这是因为：

1.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拥有相应的政治权力。拥有政治权力的政府，如果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追逐盈利，它将很自然的动用政治权力去实现追逐利润的愿望。其结果，很可能会因权钱交易的出现而干扰和破坏市场的正常运行。

2.一旦政府出于盈利的目的而作为竞争者进入市场，市场与政府分工的基本规则将会被打乱。由于政企不分，本应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政府行为，很可能异化为追逐私人利润的企业行为。其结果，政府活动会偏离其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性轨道，财政性资金也会因用于牟取利润项目而使社会公共需要的领域出现“缺位”。

3.只要政府活动超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界限而延伸至竞争性领域，包括财政收支在内的整个政府行为，就免不了对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差别待遇。如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优惠。而对非自身出资或对自身出资的企业或项目有可能产生竞争的企业或项目，在财政收支的安排上给予特殊的歧视。其结果，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财政收支活动，会因厚此薄彼而违背市场正常和正当竞争的公正性，甚至给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造成障碍。

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

第三，收支行为规范化。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有所不同，公共财政既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基本着眼点的，它便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上了钩。不仅财政收入要来自于社会成员的缴纳，财政支出要用于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事项，就是财政收支出现差额而带来的成本和效益，最终仍要落到社会成员的身上。所以，既然大家的事情大家都有份，社会成员对于公共财政的运作便有着强烈的监督意识，从而要求和决定着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规范化：

1.以法制为基础。即是说，财政收入的方式和数量或财政支出的去向和规模必须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不能想收什么就收什么，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或者，想怎么花便怎么花。无论哪一种形式、哪一种性质的收入，都必须先立法，后征收。无论哪一类项目、哪一类性质的支出，都必须依据既有的制度来安排。

2.全部政府收支进预算。政府预算不仅是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还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预算的编制、审查、执行和决算，可以使政府的收支行为从头到尾处于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这即是说，预算的实质是透明度和公开化，并非简单地将政府收支交由哪一个部门管理或列入哪一类表格反映。由此推演，政府的收与支，必须全部置于各级立法机关和全体社会成员的监督之下，不允许有不受监督、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

顺便指出，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度里，一般不存在所谓“预算外资金”。我国现在使用的预算外资金概念，还是建国初期从前苏联东欧国家那里引进、并从计划经济年代沿袭下来的。即便不作更深一步的考察，也会发现，预算外资金同计划经济密切相关，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就这个意义讲，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在中国，预算外资金这个概念终究要退出历史舞台。

3.财政税务部门总揽政府收支。也就是，所有的政府收支完全归口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从社会成员那里筹措资金，然后，转手供给各个政府职能部门作为活动经费，而不让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分别向自己的服务或管理对象直接收钱、花钱。不论是税收，还是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收入，都要由财政税务部门统一管起来。即便出于工作便利的考虑，把某些特殊形式的收入，如关税、规费交由特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收取，那至多也是一种在“收支两条线”前提下的“代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要切断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执法同其经费供给之间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铲除“以权谋钱、以权换钱”等腐败行为的土壤。

我们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

对照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国家的公共财政模式，再来看一下现时我国财政收支实践的困难现状，不难得出下述结论：瞻前顾后，我们也得走公共财政的道路。看起来，正如社会主义亦有市场，资本主义亦有计划一样，公共财政也并非西方国家的专利品。我们在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就注定了要走公共财政的道路。搞市场经济，就要搞公共财政。这可能是我们经过了十几年的旧式财政运行机制同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激烈碰撞之后，终于悟出的真谛所在。

现实的选择只能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公共财政的概念，重新界定我国财政的职能范围。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我国的财政收支机制，适时实现由生产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支格局已经在逐步朝着公共财政的方向迈进。比如，在过去，我们一向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较大比重作为生产建设财政的主要标志，而现在这个比重数字已经从1979年的40.4％一路下滑至不足10％。（不含用于启动经济、以增发国债来安排的基础设施投资）。与此同时，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79年的13.1％稳步提高至目前的20％以上。只不过这些变化在最初的时候，并非主要出自自觉的行动，而多少带有被迫的色彩或多少属于困境中的无奈选择。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变困境中的被迫选择为有目标的自觉行动，把公共财政框架的构建纳入议事日程，使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真正走上公共财政的道路。不这样，中国的财政就没有出路。不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1998年末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目标。将现实的问题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观察，可以看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提出，既是对中国财政改革和发展目标的明确定位，也寄托着我们对走出持续了多年的财政困境的热切希望。

积极而稳妥地构建中国的公共财政框架

然而，认识到走公共财政道路的必然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我们不仅要善于从规律的层面上思考问题，还要善于找到过河的船和桥：在当前的中国，怎样才能构建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框架？

应当看到，构建公共财政框架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改革。之所以说它难，是因为它牵涉到沿袭多年的既得利益格局。大凡带来既得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举措，历来都要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但难度大，并不意味着没有实施这项改革的有利条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财政运行机制的调整早晚要做，绕不过去。而且，早调整比晚调整更有利。这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的共识。此其一。经过20多年的改革，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以市场为参照物来思考问题，人们对于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承受力。于是，许多在过去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仅敢想，而且做到了。此其二。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工作，我们并非从头做起或推倒重来。且不说有实行公共财政模式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单就我国的情况而论，前面说过，这些年来，我们的财政收支格局已经有所变化，已有的许多改革举措符合公共财政模式的基本要求并打下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初步基础。此其三。

问题的关键是，围绕构建公共财政框架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既要积极——保证顺利出台和实施效果，又要稳妥——尽可能化解阻力，换取理解和支持。

比较现实和可行的思路是：

建设性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

第一，澄清概念，统一认识。对于不少人来讲，公共财政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接触的时间既短，理解上也就存在着一些偏差。所以，目前很有必要澄清几个方面的认识：

其一，公共财政不等于吃饭财政。将公共财政简单等同于吃饭财政或理解为财政要从建设领域完全退出，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然而，环顾一下身边的世界，就会发现，若以净资本形成为标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无建设性支出的财政。相反，各种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历来都是公共物品或服务的代表，通常都要纳入社会公共需要的范围，或由政府直接出资兴办，或在政府出资占大头儿的基础上吸收部分民间资金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兴办。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并非不搞建设。同过去相比，有所变化的，只是建设性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我们需要调整的，是将那些不属于或不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逐步从财政支出的范围内退出去。从而保证那些属于或可纳入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建设性支出项目的资金供给。

其二，公共财政并不意味着不搞甚或取消国有经济。有关公共财政的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公共财政就是不再投资兴办国有经济。其实，同建设性支出的性质相似，财政对国有经济的投资，从根本上说来，也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途径之一。各国的经验表明，在公共财政的框架内，政府既可以通过直接的公务活动来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也可以通过投资于国有经济的途径来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这就是说，公共财政同样要安排对国有经济的投资。同生产建设财政相比，有所不同的，在于投资国有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要始终立足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我们需要调整的，是逐步使国有经济从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无关或可以交由市场解决的竞争性领域退出去。从而，保证那些旨在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或与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密切相关的国有经济的资金供给。

其三，社会公共需要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把社会公共需要的内容看作一成不变的，甚至机械地列举哪些项目是社会公共需要，哪些项目就不是社会公共需要，也是目前围绕公共财政产生的一种误解。从理论上讲来，社会公共需要可以分作三个不同的层次，不同社会公共需要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是政府保证履行其职能的需要，诸如国防、外交、司法、公安、行政管理以及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基础科研和环境保护等。二是介乎社会公共需要和私人个别需要之间在性质上难以严格区分、常常要由政府部门给以满足的一些需要。如高等教育、社会保障、价格补贴等。三是大型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甚至包括基础产业，如邮政、电讯、民航、铁路电力等，由于耗资规模巨大，私人无力承担，又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许多需要也是由政府部门给以满足。易于看出，除了第一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属于典型的公共需要、具有相对固定的性质之外，其余两个层次的社会公共需要（甚至包括第一层次的某些需要）则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情背景下有不同的表现。比如，按照古典学派的说法，宏观调控、收入分配就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之列。而到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它们便成了社会公共需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了。再比如，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支出， 甚至包括支持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支出，从财政应当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的角度看，它们不应属于社会公共需要。但是，换一个角度而站在中国现时国情背景的立场上，这些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整个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它们便属于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共需要内容而必须加以满足了。所以，对于社会公共需要以及由此界定的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不能机械地去理解，而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

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要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

第二，从规范政府职能入手，科学地界定财政职能范围，消除“越位”与“缺位”。财政支出的实质，说到底，是政府活动的成本。能否界定好财政的职能范围，关键要看政府的职能究竟能否规范化。所以，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重心，要放在规范政府职能上。

规范政府职能的标准，当然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纠正市场失灵。按照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个标准，对现存的政府职能事项逐一鉴别、筛选，可以达到两个互为关联的目的：一是消除“越位”——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不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二是消除“缺位”——政府该管的、本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没有管好。

就目前的情况看，可以纳入“越位”之列的事项不少。比如，竞争性领域的投资。竞争性活动是典型的市场活动，按照“市场能干的，就交给市场”的原则，财政无论如何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去。虽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除非视作一种社会公共需要，否则，财政不应再在竞争性领域投资办企业。再如，应用性研究。它与基础性研究的性质不同，后者属于公共物品或服务范畴，其成果为社会所共享，不能作为商品出售，财政理应给予支持，负担全部经费。前者的成果可以直接运用于生产和生活，在专利制度下可以作为商品出售，研究费用既可以由此得到补偿，还可获得相应盈利，财政就不应负担或不应全部负担其经费。还如，一般性文艺团体。它们的经营收入，同样可以弥补成本和盈利，应当实行企业化管理，财政不应提供经费。又如，弥补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弥补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亏损）以及给予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补贴，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绝对不是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的事项，财政必须逐步退出去，如此等等。可以视为“缺位”的事项也有许多。比如，社会保障。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公共需要颇受各国政府重视，财政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历来不是一个小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逐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对于改革的制约作用，已经越来越突出地显露出来。所以，财政应当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作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能。又如，调节收入分配。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政府不再拥有直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而只能使用间接手段，财政恰恰具有作为间接调节收入分配手段的有利条件。但在这个方面，财政几乎一直没有多少作为。从社会公共需要的角度看，财政的确应当将其纳入职能范围。再如，科学教育事业。无论从其给全社会带来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来看，科学教育事业都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相对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而言，我国对科学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历来不足，欠账很多。到今天，我们连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制定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np 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都实现不了。甚至， 与这个目标的距离还在进一步拉大之中。增加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投入，实际上已经势在必行。除此之外，诸如宏观调控、环境保护、维护市场秩序等都是市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属于社会公共需要领域，财政在过去给予的注意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从“越位”的领域退出并补足“缺位”的事项之后，我们便可纠正因“越位”和“缺位”而带来的政府职能“错位”现象，科学地界定财政的职能范围，从而实现向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而窄”的财政职能范围格局的转变。

基本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支定收”

第三，以支定收，界定财政收支的适度规模。在规范政府职能进而科学界定财政职能的基础上，作为政府活动成本的财政支出的适度规模也就可相应界定。按照市场经济——社会公共需要——政府职能——财政职能——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线索，便可随之把财政收入的适度规模界定好。这一基本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支定收”。

财政收入适度规模的界定，意味着对整个财政收入规模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不论是税收、收费，抑或其他别的什么形式的财政收入，都要纳入这个统一的盘子内，从总体上加以安排。否则，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就没有止境，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难以真正到位。为此， 当前亟待抓好两件事情：一是进一步完善税制。完善税制的着眼点在于堵漏，把该收的税尽可能如数收上来。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把改革前低价统购农副产品和城市职工低工资制称之为“暗税”，那么，随着改革后“暗税”制度的打破，其留下的“空缺”，是应当也必须依靠“明税”制度——以公开的形式征税——的完善去“填补”的。只有税收制度得以完善化了，各方面的税收流失漏洞堵住了，规范化的财政收入机制才会形成并正常运作起来。二是尽快实施“费改税”。对于“费改税”，不能仅仅从“费税关系”的层次上去理解，而应将其视作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只有将着眼点放在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上，通过“费改税”将各种非规范性的政府收入转变为规范性的政府收入，并且，将“费改税”同税收制度的调整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费挤税”“乱收费”，以及企业和居民的负担重等问题。进一步说，只有坚持一手抓完善税制，一手抓“费改税”，并从宏观层次上通盘考虑政府的收入水平，财政收入占gnp 偏低的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尽快取消制度外政府收支，逐步将预算外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

第四，实行预算改革，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前面说过，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着眼点的公共财政，带有明显的“公共性”特征。其一举一动，都牵涉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实行公共财政，在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对政府财政收支的监督意识会逐步增强。不仅会要求财政收支的运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而且会要求财政收支决策的科学化，甚至对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率都会提出相应的要求。然而，无须多说，所有这一切，都要建立在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的基础上。只有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了，政府有一个完整统一的预算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谈得上对政府收支的监督。否则，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预算、广大人民群众从新闻媒体上见到的预算，只是政府收支的一部分，还有相当的部分游离于预算之外，这种审议或监督的实际意义就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一部分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的状况，决不会继续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应当把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作为一项重要的改革议程。以着眼于规范政府收入行为及其机制的“费改税”为契机，尽快取消制度外政府收支，逐步将预算外政府收支纳入预算内管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覆盖政府所有收支、不存在任何游离于预算之外的政府收支项目的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