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思性道德的实践向度

[摘要]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以人之自然本性或者人之超验理性为其基础，而杜威却要摆脱这两者的限制，力图走第三条道路以兼顾两者的合理成分。他把人之境遇性的生活实践作为道德存在之基础，并在此之上解构反思性道德的封闭性，继而建构它与生活习俗、行为实践之间的连续性，凸显它们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如此就把反思性道德看作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与生活世界之间充满张力的实践过程。

[关键词]反思性道德　行为　习俗　实践

[中图分类号]B8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2-0063-06

杜威通过对传统经验概念的批判和改造，把经验世界以至整个生活世界从传统哲学中的边缘化地域纳入到哲学的核心视阈中，以此作为整个哲学探究的基础和出发点，认为任何哲学问题都不能仅仅在纯粹抽象的概念推演之意义上来进行内在自足性的论述，而必须以人的生存实践为出发点，从人之生存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联人手进行实践性的探究。但是当杜威这样做的时候，首先面临着一个考验：如何看待道德的权威性?我们知道在传统哲学中，甚至在一般人的思想中，道德终会有一种终极至上的超验维度，因为无论是西方文化的古希腊起源还是希伯来起源，这都是一个核心的问题，而且这种终极超验性似乎也是道德权威的一种坚固保证。所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几乎都没有打破这一轨迹。故此，当杜威从人之生存实践的角度打破传统道德的根本性基础——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后，如何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上重建道德的合法性问题就成为其实践哲学进一步展开的关键性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杜威也确实表现出了一种决然的革命性。他一反传统学院式哲学的态度，不是以神或超验理性或感官享受为切入点，而是从道德理论之现实性生成的实践需求来阐释其应有之意。这就使杜威的道德理论充满了一种现实感和时代感。

一、反思性道德：生活习俗的延伸

在哲学的视阈之下，道德问题总是被作为一种反思性的结果来看待。因此道德理论就总表现为一种理论性思维的特征，即出于对至高权威性和绝对永恒性的渴望，往往极端地高扬理性的自足，并通过各种理性范畴使其普遍化、抽象化，进而又表现为一种与现实的生活习俗完全对立的反思性面相。然而这种对立虽然有合理性，在杜威看来却充满着绝对主义的危险。而他对这种思维倾向的批判的首要步骤就是重新确立反思道德与习俗之间的张力性关联。

在经验世界的基础上，杜威认为习俗在人的道德实践中并不是反思道德的低级阶段，相反，它是人之道德实践延伸的根本基础。当然，这不是要全盘否认它与反思道德之间的区分，而是要明确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他认为习俗的盲目性和僵化性总是会蒙蔽人们对于真正事物的认识，因此为了解放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就必须对其进行批判，以确立合理的道德行为指向。而这种区分之所以是革命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凸显了一种道德重心的转移，即人们由对传统习俗的盲目性依赖和遵从转向了对具有某种意向性和合理性的道德规范的认可。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现了人们自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因为当这种转移发生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除非行为是发自内心的，发自个体的欲求与意向，或者发自个体的洞察与理性的选择，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反思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分裂确实具有一种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人们把这种区分进一步推崇并加以绝对化的时候，它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性推演出来的绝对道德律令成为取代僵化习俗的另一种教条。在这种意义上，杜威认为尽管习俗和反思性道德的区分是重要的，“然而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划分除了会把人们带入二元论的困境之外没有任何实际的效用。因此道德与习俗的关系应是一种极具张力的辩证关系，而非简单的对立关系。习俗与道德的冲突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化的人在其生存进程中的应有之物。而且也只有在这种辩证性的冲突和统一中，道德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

一种道德理论的形成首先是生活实践的结果，足与生存活动以及由此衍生的行为习惯、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世界中，由于经验、记忆以及心理兴趣的作用，我们总是会形成某种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在社会范围内通过人与人之间不断的相互交往、相互协作，逐渐成为我们共同赞赏的一种行为样法、一种系统性的价值判断，继而形成我们所说的社会习俗。由于社会习俗总是积极地要求与自己相符的行为活动，进而指引着人们的行为走向和行为方式，所以“习俗无论如何都会形成道德标准”，或者可以说它拥有了道德的某种特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经验世界中的实践行为并没有都进行反思性的过滤，但也没有表现得杂乱无章，而是总表现为某种规则性或秩序性。由此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也就倾向于依赖这种习俗的支配而形成某种惯性的趋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验世界的动荡性和复杂性，新的生活境遇总会为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样原初的各种习惯就会由于周围环境及其条件的变化而与之产生冲突，实践行为原来所依赖的社会习俗也会由于受到各种新因素的冲击而失效。当这种状况发生时，实践性的理智便会跳出来打破习俗的这种稳定性和僵化性，重新反思习俗范围下的行为的合法性，重新选择行为的意义和路线，从而在一种新的基础上对原初的理论进行重新建构，以便在新的实践境遇下指引行为形成一种新的习惯。由此整个事件就进入到反思道德领域之中。所以杜威说：“伦理学理论产生于实践性的需要，而且它不只是关于行为的判断，还是行为的一部分，一种实践性的事实。”

从杜威对于反思道德和习俗之间关系的重新阐释和我们对这种阐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其道德哲学显然已经不再是像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的道德哲学那样把自己的基础建立在抽象的理性思维或概念范畴上，而是把它们放在了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来进行考察。其结果就是使反思道德和习俗之间的区分不再具有高级和低级之对立性区分，而是成为针对不同的生存境遇，实践理性在运作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程度差别。当然这里还涉及杜威对“理性”内涵的重新限定问题。在杜威这里，理性的作用不是提供绝对的道德律令，而是作为整体之人的特殊方面不断地审视、探究实践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进而指出其应然走向。所以和传统的理性概念相比，杜威的理性内涵主要表现出一种社会历史性和生物发展的自然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杜威认为只有在习俗或习惯与周围世界的冲突中理性才能获得运作的场地和契机。而理性通过对旧有习俗或习惯的反思和改造，新的道德习俗也才会重新确立起来，进而使行为次序化、条理化。故此杜威提出，“真正的对立并不是在理性和习惯之间，而是在常规的、无知的习惯和理智性的习惯或艺术之间”。如此一来，杜威这里的反思和习俗就都成为开放性实践进程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