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康德的“榜样”概念

[摘要]康德通过分析对榜样概念给出了原型与应用的區分。康德伦理学以及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为理解此概念制定出方向：主要分成作为指示出义务的榜样和作为经验性的榜样。对于前者正是康德的意图；对于后者康德则给予严格的限定，乃至拒斥。

[关键词]榜样　伦理学　义务　原型　经验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2-0156-05

对于榜样的重视，是有史以来的。康德通过分析对榜样概念给出了區分。康德伦理学体系以及整个批判哲学的发展为理解此概念制定出方向：主要分成作为指示出义务的榜样和作为经验性的榜样。对于前者是康德的意图；对于后者康德则给予严格的限定乃至拒斥。本文试图从伦理学、理性神学和教育学三个方面来加以了解，当然出于榜样一词的本性之故，榜样与伦理学尤其是道德教育的关系就必然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伦理学中的“榜样”

康德之前，伦理学有幸福论式的、情感主义式的、宗教神学式的等，但在康德看来所有这些伦理学都没有真正建立起道德性概念。总的说来，康德试图在先天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德性论伦理学。这种伦理学就是让理性直接来规定我们的意志，在自身就是实践的理性中，找到意志的先天规定根据。因为在一切其他的伦理学体系中，经验主义、宗教狂热、道德狂热都窒息了道德的纯粹性，使得伦理学失之于他律。当然这是一项逐步完成的工程：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再到《道德形而上学》。

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主要是完成三个过渡：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再从大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1)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过渡，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通俗意义上的道德品质，如果离开了善良意志将无法说明自身之价值。其自身是否就是善的不仅无法给出，反而有待说明。这样，唯有理性才能提供自身就是善的意志，即通过理性方可建立先天必然的意志，因而质料性规定根据(如需要、爱好)必须一律加以排除。德性不是出于爱好，只能是出于义务。只有在哲学的理性知识里面，义务才首次被真正确立。所以，究竟是质料还是纯粹意志才能建立义务，这个“自然辩证法”(natural dialectic)就一定需要在哲学的视野下才可以得到清楚的说明。(2)从大众的道德哲学到道德形而上学的过渡，这又意味着什么?实践的义务概念必须在定言命令中才发挥立法作用，而非假言或熟巧。而这个是命令本身就是，按照同时是法则的准则去行动。盖义务者，乃是“实践的必然性”。而大众哲学不加區分地将先天因素和经验性因素一再混杂，道德的纯粹性受到损害，这样有德性者的道德评价也就陷入混乱之中，因而只有通过道德形而上学才可以透视出德性人的尊严：在同时是交互关系的自律中成为目的王国的成员。(3)从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康德着重处理的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人处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经验的、现象的；一个是理知的、本体的。为了因自由而可能的世界，人必须自在地意识到自身有独立于自然因果律的一面，并对实践法则表现出敬重。自由保证了无条件的先天必然性实践法则，并超越“理性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reason)而成为纯粹意志规定根据的唯一可能。

在这样的论证思路和结构中，一般来说，康德是反对采用经验例证和树立道德榜样的，因为这实在与理性主义形式化的伦理学大有忤逆。康德指出，“对于道德，没有什么比举例说明更为有害的了。因为，任何所举出的例证其本身在事前就必须对照道德原则来加以检查，看它是否值得当作原始例证，也就是当作榜样它并不增加道德概念的分量。就是圣经上的至圣，在我们确认他为至圣之前，也须和我们道德完满性的理想加以比较”。道德乃是行为对意志自律的关系，通过准则对可能的普遍立法的关系。这样，历史和经验中的榜样虽然展现了其行为之善，但是对于阐明道德性的本质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遮蔽——掩盖了因敬重法则而使得自己行为准则与之一致的关系。道德完满性就是道德纯粹性和合法则性，而不掺杂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经验质料。所以，“模仿并不出现于道德之中，例证只能起鼓舞作用，也就是把法则所规定的东西变成可行的、无可怀疑的”。出于道德的严格性，康德也严格限定了榜样所能够起的作用。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为了确定实践理性主客体，即善恶的概念，康德先行地建立了先天普遍有效的实践原理，把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的定言命令以法则的形式加以把握：按照同时能是普遍立法原则的准则来行动。是根据善恶来规定行为，还是首先根据法则来评判可能的善恶概念，这是康德伦理学与其他伦理学的一道分水岭。

伦理学如果只是规定了义务、明确了道德律以及说明了善恶的概念，那么这通过排除爱好而不阐明幸福的伦理学始终就给人留下遗憾。于是，康德也就不得不思考纯粹实践理性的辩证论，澄清关于绝对条件总体的至善的错误理解。在意志中的意向(dispositions，一般译作“性情”)和道德律的神圣性一致地结合，通过朝向完满性的无限进展而悬设一个因自由行动而可能的客体，即至善。实现并提升人格的无限的进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式的)表明，灵魂不朽又是至善的前提。这俨然成为一个道德使命(vocation)，一个超感性的使命。在意向向善和决心坚定的无限努力中，有限理性存在者基于永恒而完满的福祉之确信而获得了一个永福的展望，上帝的悬设得以确立。于是，一方面这通过确立实践理性对于思辨理性的优先地位(厘清其臣服关系)并弥补后者不足，另一方面为伦理学通向理性神学的过渡打开了一个缺口。其中，作为道德教育的目标，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行动出自义务而不仅仅是符合义务，因为这构成对康德“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如果我们要把这些行动作为效仿的榜样介绍给一个人，那么绝对必须用对义务的敬重(作为唯一真正的道德情感)当作动机。”这才是让心灵在道德上得到教化的正确方式。于是，榜样在一种概念的剖析中可以成为一种指引，康德称其为一种非数学式的，更类似于化学式的处理：从理性中分离出经验性的质料，剥离出杂质之后单独留取其纯粹性的成分，防止道德变成狂热或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