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8年冤案昭雪记

一名普通的民办教师，因举报乡、村干部违法乱纪行为而屡遭磨难。一些人的恶意打击报复使他有家不敢回，妻子被打伤落下后遗症，儿子被吓成精神病，女儿被迫辍学……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在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上百次到县、市、省以及国务院上访申诉，希望讨回公道。

记者得知了这一线索，通过深入采访后，借助舆论的力量，终于帮这位耿直的农民讨回了公道。

耿直农民举报违法乱纪反遭打击报复

郑宪洋原是山东省陵县郑寨乡白家村农民，在村里当了10多年的民办教师，为人正直。妻子马宗云勤劳朴实，把10亩责任田和家务事料理得井井有条，一对正在上小学的子女也聪明伶俐。这个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当时在村里还是令人羡慕的。

郑宪洋的家乡陵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贫穷，有不少男子早已过了结婚的年龄却娶不到媳妇。一些人贩子趁机到外地拐卖回妇女，卖给他们做媳妇。这样的事情村干部不但不制止，反而参与进去。一位村干部甚至还通过高音喇叭，发动全村村民去追赶一位刚逃走的被拐少女。性格耿直的郑宪洋暗暗收集证据，决定曝光这些丑行，他了解到村领导班子里有人和个别乡干部互相勾结，不但拐卖妇女、贪污公款，还破坏计划生育政策，只要交上罚款就允许超生，罚款也被这几名干部侵吞私分。在充分掌握了他们违法乱纪的证据后，1991年11月初，郑宪洋向县有关部门发出了一封举报信，并在信上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举报信发出后没几天，郑宪洋就被莫名其妙地解除了民办教师的职务。从这以后，深夜里经常有人往他家院子里扔砖头瓦块，并伴有谩骂：“郑宪洋，你不是有本事去告吗？我让你全家人不得安生……”

不信邪的郑宪洋继续到有关部门去反映，然而却无人过问，“黑砖头”仍是在深夜里隔三差五地飞进他家。

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10多个手持棍棒的男男女女在一个人贩子的带领下冲进了郑家院子，这伙人见东西就砸，拽住马宗云的头发把她拖出10多米，揪掉了她的好几绺头发，马宗云顿时头上鲜血直流。随后，这伙人又拿起一把手电筒往马宗云头上连砸了10多下，马宗云当时就昏死在地上。郑宪洋的儿子郑清涛当时在一旁看见这些，吓得哭不出声，只是发呆。从此以后，小清涛的精神就开始有些异常。马宗云随后被送到医院，经诊断为脑震荡，住了半个多月医院身体才康复。

从这之后，郑宪洋的子女――当时13岁的小清涛和9岁的妹妹小红霞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就常常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的追打，这伙人还向他们投掷石头瓦块，说些不堪入耳的话，吓得兄妹俩不敢再去学校，一度辍学。

郑宪洋把这些事反映到乡、县里，仍没有任何结果，他只好又一次向上举报。

由于接连的不幸，郑宪洋已经家徒四壁，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举报，无暇顾及家庭，妻子被打伤后又天天担惊受怕，也无心料理农田，田地几近荒芜。为了告状，郑宪洋耗尽了所有的积蓄。

郑宪洋坚持不懈的举报终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1992年8月，山东省、德州地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郑宪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认定郑宪洋反映的问题属实。随后，郑宪洋的民办教师工作被恢复，县里对他的举报行为予以表扬，陵县县委同时奖励了他400元钱。县里对于参与倒卖妇女、贪污公款的乡、村干部也相应进行了处理。

郑宪洋坚持举报违法乱纪行为的正义之举也赢得了广大村民的敬重和信任。1993年3月，经村民们联合推举并经新一届乡党委的任命，他由民办教师转而当上了村委会主任。

1994年4月23日，郑宪洋正在家里同几位村干部研究工作，忽然听见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并夹杂着厮打声。原来是两户村民发生争执开始厮打，其中一户村民吴家圣曾任村文书，因工作消极并且不带头缴纳提留，被郑宪洋免去了职务。见此情景，郑宪洋急忙和其他几名村干部出面制止，没想到吴家圣父子和家人竟手持木棍粪叉向他们冲来，将郑宪洋摁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等其他几位村干部将他拉起来时，他的脸上、脖子上已满是鲜血。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吴家圣一家却到法院状告他故意打伤了吴家圣的父亲吴德彬。1994年9月14日，陵县法院执行庭的4个人突然来到郑宪洋家，强行给他戴上了手铐。儿子小清涛本来就精神有些异常，这时被吓得竟跑到房外，爬上了两米多高的房顶，随后又跳下房顶跑得不见了踪影。马宗云发动亲友多方寻找，一直到了晚上11时，才在玉米地里找到了神情恍惚的小清涛。后经德州地区精神病院诊断，小清涛因惊吓过度，已患了精神分裂症。

郑宪洋被带到法院后，就被双手抱树铐了起来，一铐就是3个多小时。在一阵毒打之后，他们拿出逮捕证，强行让郑宪洋在上面按了手印后，将郑宪洋投进了监狱。

法院在提审郑宪洋时，提出要郑宪洋接受给对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两个条件，就可以做调解处理。想到家中生病的妻子、被吓成精神病的儿子、辍学的女儿和荒芜的农田，郑宪洋违心地答应了。妻子含泪借了1000元钱送到了法院。在被关押了41天之后，郑宪洋办了取保候审，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为了洗刷掉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走出监狱的郑宪洋多次向有关部门上访申诉，然而却一直没有结果。长期的申诉上访，使郑宪洋的家庭不堪重负。郑宪洋开始有些心灰意冷，1995年6月，郑宪洋和家人变卖了家中的两间房子和部分能卖的家产，怀着极大的冤屈和悲愤，前往黑龙江省谋生。

在东北，郑宪洋一家既无户口又无田地，仅靠同学接济和给人打零工挣点钱勉强糊口，而儿子又需要钱治病，在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无奈之下，一年后全家人又回到了家乡。

为了讨回个“说法”，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郑宪洋不得不再次踏上了申诉上访的漫漫长路。郑宪洋的多次申诉终于引起了陵县县委的重视，1999年6月，陵县检察院受县委委托，对郑宪洋一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县检察院向县委提出了以下几条处理意见：一、撤销对郑宪洋的逮捕决定和取保候审；二、全部退还郑宪洋交到法院的1000元取保候审保证金；三、赔偿郑宪洋在被关押期间的经济损失。然而这几条处理意见上报县委多日后，迟迟未能付诸实施。郑宪洋无奈，只好再次四处上访，在到济南上访期间他通过别人介绍，辗转找到了在《齐鲁晚报》担任记者的我。

听着郑宪洋哭诉他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和种种磨难，我感到震惊；然而郑宪洋提供的各种证据，又证实了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我当即把情况向报社领导做了汇报，随后赶赴陵县对郑宪洋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

记者采访郑宪洋冤案遭遇贿赂公关

1999年11月18日上午，记者赶到了陵县检察院，刚刚坐下还未开始采访，陵县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就带领工作人员闻讯赶来，见面先是寒暄“康记者一路上辛苦了，先到宾馆去休息休息再说吧”，随后通知县法院的一位院长和几位庭长赶来“向记者汇报情况”。当天中午，县委宣传部、县法院的几位领导设宴盛情款待记者，席间提起他们和我所在报社的某某记者、某某编辑很熟识，其目的不言自明：希望我不要报道此事。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过度敏感，以免他们到省里有关部门做工作阻挠稿件的发表，我只好和他们进行周旋，对稿件是否刊发不予表态。

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郑宪洋事先得知我准备去陵县采访，就拨打我的手机和我联系，得知我正在陵县，便急忙赶到了宾馆，见到了正“向记者汇报情况”的陵县法院的那位院长后，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令法院院长等人很难堪。后在记者和在场工作人员的劝解下，郑宪洋才回了家。

按照记者的计划，当天下午还要再去郑宪洋的村里和家中进行采访，补充一些细节。看着采访的材料差不多了，记者于是向县委宣传部和县法院的领导告辞，没想到这几位领导却很热情地要“派辆车送康记者回济南去”。记者暗暗叫苦，有了县委宣传部和县法院的几位领导时刻“陪伴着记者”，还怎么去采访？便坚决不让他们送，没想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却说：“正好我们准备下午到省里某部门去送份材料，也不算专门派车，算是顺路捎您一程，您也就别客气了。”仍是很热情地把我请到了一辆轿车上，由县委宣传部、县法院的两位领导陪着，驶出了陵县县城。

眼看着车驶出县城越来越远，记者不得不告诉他们，准备再去郑宪洋的家里去看看，这两位领导却劝我说：“这点小事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不要去了吧？”记者则坚持说“不去郑宪洋家里看看，不好向报社领导交差”，见记者这样说，这两位领导不好再说什么，让司机开车把记者送到了郑宪洋家。记者亲眼目睹了郑宪洋家遭到打击报复后的惨状，看到了郑宪洋卧病在床、神志不清的儿子，并对郑宪洋的妻子进行了采访，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郑宪洋家里出来后，车上几个人的话语明显少了许多，显然，郑宪洋破烂贫困的家也深深触动了他们，他们的任务是尽量不让我不报道这件事，这是县领导安排给他们的工作，然而从内心里，他们却对郑宪洋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一位同志说：“郑宪洋也真是不容易，可一个老百姓跟政府较什么劲，胳膊还能拧得过大腿吗？”

到了济南后已接近傍晚，记者提出在路口下车，让他们尽快去省里某部门送材料，陵县的这两位领导这时才说了实话：“我们哪里是来送什么材料？就是专门来送您的。”随后，司机一直把车开到记者所住的单元楼前，还没等记者反应过来，几个人就很快地从车上搬下一堆土特产，虽然记者极力坚持不收，几个人还是钻进汽车，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记者刊发报道引起强烈反响

很明显，这是当地政府贿赂我不想让我发表报道啊，可如果接受了这些贿赂不再采写报道，还算是记者吗？当天晚上，记者就整理出采访材料，一气写成了6000余字的稿件，第二天一早，向报社领导汇报了采访情况以及当地政府送土特产等情况，报社领导对我不为贿赂所动的行为进行了表扬。几天后的11月26日，《齐鲁晚报》以两个版的篇幅，刊发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一位举报者的八年坎坷路》。报道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在陵县政法机关工作的干部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是“陵县自建国以来在媒体上刊发的篇幅最大、影响最大的报道”。刊有郑宪洋报道的报纸一时间在当地脱销，许多市民复印了报道后送给亲友传阅，不少和郑宪洋素不相识的群众看到报道后专程跑了10多里路找到了郑宪洋，对他的正义行为表示支持和声援。郑宪洋自从被逮捕关押后，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他是“蹲过老监的人”，郑宪洋也因此备受歧视。这篇报道写明了事情真相，一些过去歧视郑宪洋的人也开始对他转变了态度，尤其是众多乡邻对他正义举动的支持和声援，更给了他鼓励和勇气。郑宪洋专门从自家地里挖出半麻袋地瓜，搭乘长途汽车多次转车来到济南，一路扛着这半麻袋地瓜找到报社，对记者和报社领导表示感谢。

陵县县委、县政府看到报道后也极为重视，专门召开了由多个部门参加的会议，听取了县检察院的调查结果报告，并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对郑宪洋的冤案进行处理。然而由于参与制造郑宪洋冤案的某些人有的升职当了领导、有的已退休等多种原因，具体处理意见迟迟难以落实。

同时，陵县当初接待记者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很恼火。事后记者听说，当他们开车把我送回济南，回到陵县后自以为我不会再刊发报道，曾在公开场合对人说：“《齐鲁晚报》那个小记者让我们轻松摆平了。”现在报道刊发了出来，而且还是这么重头的长篇通讯，让他们感到无法对领导交代，有人更是公开说我“不识抬举”，陵县县委某主要领导更是公然放出话来：“以后这个叫康鹏的记者再来陵县，让县公安局想法把他抓起来！”

几个月后，2000年2月2日，《检察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发了记者的报道，同时还配发了记者的照片，并约记者写了《采访后记》，记者在《采访后记》中写道：“在采访的过程中，当地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我在生活上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也明白这几位同志这样的用意是希望我尽量不把此事见报，但一种强烈的职业责任心和正义感还是促使着我熬了个通宵，一夜间写成了此稿。不如此做，我感到对不起记者这个称号，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这篇《采访后记》真实地记录了记者的想法，也消除了陵县某些领导干部对记者的敌意，事后听陵县政府部门的有关人士透露说，那位曾放风要县公安局把记者抓起来的陵县主要领导，看了刊发在《检察日报》的《采访后记》后感触挺深，私下对人说：“看来这位记者不是想和咱们过不去，人家真是很有正义感啊。郑宪洋的案子也确实冤，是该尽快给他才是。可事情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又牵扯到那么多人，不好办啊！”

记者再赴陵县促使冤案得以

随后，《记者写天下》杂志、《山东法制报》《安徽法制报》等全国多家报刊陆续刊发了这篇报道。为了促使郑宪洋冤案的彻底解决，报社领导派我再赴陵县。《山东法制报》也对郑宪洋的冤案深表关注，派一名记者和我一起前往。

走进陵县县委大院，记者一眼就看到院里被布置成了会场，一辆省电视台的电视转播车正在会场录制着什么节目。上前一打听，原来陵县的司法调解工作走在了全省的前列，电视台就是为此录制专题节目。

这次接待我们的是县政法委的一位书记，他很抱歉地对我们说，县委书记、县长都忙于接待省电视台的记者，无法接待我们。他说的话虽很实在，却让我们两人听了有些反感，便说：“《齐鲁晚报》是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所属的全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山东法制报》是省委政法委的机关报，同是新闻记者，县主要领导如此厚此薄彼不太合适吧？”县政法委的这位书记一听，也感到自己说的话不太合适，说“我再请示一下县领导去”，随后匆匆离去。过了一会儿他急急忙忙赶回来了，说县里主要领导实在来不了，因为录制的专题节目太重要了，并取出该县报送给上级部门的有关司法调解工作的先进材料让我们看。记者看到材料上写有“该县一年内没有一名群众去过北京上访”等内容，而据记者所知，仅郑宪洋一个人在这一年内就多次去北京上访过。当我们把这件事向这位政法委书记指出时，他有些紧张，毕竟，陵县在这一点上向上级领导隐瞒了事实，如果记者真的把这件事反映给省领导，岂不证明当地政府存在着造假行为？他急忙对我们说“我再找找县领导去”，又急急忙忙走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才回来，很尴尬地对我们说：“实在不瞒你们，在郑宪洋冤案的问题上，我们县里确实做得不好，县领导和你们见了面，也不知该怎么向你们说，觉得还是暂时不见面好。请你们放心，相信我们县里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件事的。过几天我们一定专门去报社汇报这件事的处理情况。”

随后，在记者和其他新闻媒体的关注下，郑宪洋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彻底解决：陵县有关部门撤销了当初对郑宪洋的逮捕决定，为他恢复了名誉，对他被错误逮捕关押进行了国家赔偿，一些制造冤案的直接责任人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理。由于郑宪洋家境极为贫困，县有关部门多次资助他家的生活，给他家送米送面，并资助他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郑清涛住院治病。一些医院得知郑宪洋的遭遇后，还给小清涛减免了医疗费，使得小清涛的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以后小清涛不但生活能够自理，还可帮家里干些农活。一些好心人还纷纷捐款，帮助郑宪洋家翻盖起了住房……郑宪洋在因举报村干部违法乱纪而遭受迫害经过了9年之后，他和家人终于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郑宪洋对此感慨万分：“没有记者的报道，我的冤案很难，是新闻媒体救了我们全家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