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李贽与卢梭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的现状综述

摘要：李贽和卢梭关于自然人性的文艺思想观点，都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开展李贽与卢梭文艺思想比较研究非常必要。目前关于李贽与卢梭文艺思想的研究现状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李贽文艺思想研究概况，二是卢梭文艺思想研究概况，三是李贽与卢梭文艺思想比较研究概况。

关键词：李贽；卢梭；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0—03；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3—0020—05

一、前言

李贽（1527—1602年），原姓林，名载贽，字宏父，号卓吾、百泉居士等，晚明杰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初潭集》《四书评》《史纲评要》《读升庵集》《庄子解》《老子解》《九正易因》《因果录》《永庆回答》《柞林纪谭》《道古录》《闇然录最》《孙子参同》等著作存世[1]。在哲学、文学、史学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思想较为复杂，除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对其深刻的影响外，伊斯兰教思想甚至西方基督教思想对其人格和思想的建构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2]。李贽生活于中晚明时期，这一时期是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时期，但也正是思想的相互激荡才产生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李贽以及其以“童心说”为代表的文学思想。

卢梭（1712—1778年），全名让—雅克·卢梭，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学家。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爱弥尔》《新爱洛伊丝》《论戏剧——致达朗贝尔的信》《忏悔录》《孤独散步者的遐思》等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卢梭生活于18世纪，而西方的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但正如卡西尔在《启蒙哲学》中所说“启蒙主义运动为浪漫主义运动锻造了武器”，而这一武器的首先持有者就是卢梭，卢梭开启了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先河。但是正如雷内·韦雷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谈到卢梭时所说：“卢梭鞭挞文明，赞扬个性、想象和幻想，洞见到人与自然的联系，要确切地说明这一切对于批评的实际贡献，将是一桩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那样一来就会融汇为一般思想史。”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而成为不进行研究的理由，也许正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复杂而使研究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

李贽和卢梭基本处于相同的时间维度之上，都是当时所在国家的异端思想家，都提出了关于自然人性的文艺思想观点，都对后世文艺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李贽和卢梭文艺思想的横向比较，挖掘二人文艺思想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对于准确把握二人的文艺思想有积极的意义，也为沟通中西文艺思想架起一座有益桥梁。

二、研究概况

（一）李贽文艺思想研究概况

关于李贽文艺思想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李贽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核心——“童心说”展开研究，按照研究角度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多角度阐释。如许苏民的《论李贽文艺思想的新理性主义特征》[3]从人学本体论出发，认为李贽的文艺思想“其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就是真善美之统一的理性追求和体现在这一追求中的人的自由本质的展示”。如蔡锺翔的《论李贽的“以自然之为美”》[4]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李贽的“自然观”作了研究，认为在李贽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中，“‘自然’不仅是人格美的标准，也是艺术美的标准，人格理想和审美理想是相通的。崇尚自然真诚，追求思想自由，是李贽人生哲学的要义”。如徐又良的《试论李贽文学思想的体系性及其创新性》[5]以宏观的视野力图构建李贽文学思想的体系性，等等。

二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形成原因的多方面挖掘，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汤晓青的《回族文学批评家李贽的多元文化背景》[6]和李珺平的《李贽“童心说”多元文化渊源试探》[7]，两篇文章都肯定了传统研究所认为的李贽“童心说”受到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影响的同时，前者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伊斯兰教思想对“童心说”的影响，后者还提及了西方基督教思想对“童心说”的濡染，这两方面都是李贽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

三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对后世产生影响的深刻说明，如张建业的《李贽与公安三袁》[8]深刻说明了李贽在人生态度和文学思想上对公安三袁的影响；许建平的《的义理结构与中国非理性主义文学思想之发轫》[9]从非理性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李贽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非理性主义的文学思想家”，“李贽的非理性思想在此后的几百年中一直有不少崇拜者与接受者：公安三袁、冯梦龙、钟惺、谭元春、张岱、曹雪芹、袁枚、龚自珍、周作人、周树人等，直到当今仍有不少人喜爱他、研究他”。另外邱少华的《李贽——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的先驱者》[10]说明了李贽对晚明人文主义新思潮的重要影响，等等。

四是对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比较研究。童庆炳在《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11]中认为，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正是这种双重视角的存在，在张力的作用下，作家就会进入创作的境地。汪辉《李贽“童心说”与克罗齐“直觉表现说”之比较》[12]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下，将克罗齐的“直觉表现说”和李贽的“童心说”比较，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它们都强调文学艺术的主观表现性，都反对艺术为道德服务，对艺术技巧和艺术所要表现的情感有近似的认识，但又有着重大差异。另外张红霞《重建价值之维的“儿童”隐喻解读——尼采“超人”论与李贽“童心”说之比较》[13]对尼采的“超人论”与李贽的“童心说”进行比较。孟广林的《李贽“人文主义”人性论评析——兼与西欧人文主义思想比较》[14]从时代背景入手，指出步入封建衰世的晚明社会，还远未出现西欧的那种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趋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