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儒学与武士道精神

摘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使“忠勇”成为武士道信奉的儒学德行。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精神恶性膨胀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关键词：日本儒学 中国儒学 民族文化 “忠勇”观 武士道精神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274-02

公元5世纪前后，中国儒家经典随汉字一起传入日本，在政治、思想、道德、习俗上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日本社会彻底摆脱原始氏族公社意识，建立实现统一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树立君臣意识，奠定了思想基础。

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宪法》。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一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可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然而，日本儒学又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它反映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对近现代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在日本，“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这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日本，“忠”的基本含义通常在于完全献身于主人，即为了效忠主人，可以完全牺牲自己。日本江户儒学的开山鼻祖林罗山的“忠孝合一”说，就认为若两者不可兼得，“舍孝取忠可也”。

然而，在中国，“忠”最早见于《论语》的《学而》篇和《子路》篇，指的是诚意待人，以诚相待。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指自己良心的诚实真挚。在中国民间，“忠”的意识没有“孝”（体现家族、血缘关系）的意识浓厚，就连官方也很重视“孝”。

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是“忠”的思想被推崇到极致。早在7世纪初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有“君则天之，臣则地之”、“君言臣承，上行下靡”之规定。这里，天皇被认定为日本国独一无二的最高首领。

日本武士道的鼻祖山鹿素行（1622―1685）在对武士道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时，也大量吸取儒家思想，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理论骨架的武士道，即“士道”。山鹿素行从传到日本的朱子学中找到了武士道的“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表现出了“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分，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

可以说，日本儒学是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基础。到江户时代后期，日本阳明派学者、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1830―1859年）在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七规七则”和“忠魂不灭”说。这一“理论”及其实践，对明治维新后尊崇天皇、效忠天皇的思潮影响极为深远，对军国主义鼓吹为天皇效死，欺骗日本人盲目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发挥了很大作用。

日本著名数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森岛通夫评论说：“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只能被看做是日本的儒教所独具的特征。”[1]1882年，天皇给日本军人所下的命令就是按照日本儒教的观点写成的，这个命令“强调了儒教的五个美德（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但是却没有特别地考虑到仁慈――这个中国儒教的核心的美德”[1]。

所以，武士道信奉的儒学德行和中国儒学虽然大同小异，武士道精神所强调的忠勇观其实就是中国儒学所强调的忠和勇，然而相较于中国，其忠勇又有另外的含义。

就忠这一道德观念来说，森岛通夫在评论日本的“忠”与中国的“忠”之主要区别时，就这样解释：“在中国忠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诚实。在日本虽也在同样意义上使用这这个词，但其准确的意思则是全心全意对自己领主竭尽忠诚，直至为主牺牲。”在中国，孝是忠的前提，是道德之本。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2] 总之我们可看出在中国“忠”是以礼道为条件的，而在日本则不同。日本武士社会价值的核心理念是：臣对君无条件忠诚。

中国学者从来就不强调“勇”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如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并不刻意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的儒学则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让武士阶层推崇和奉行。例如，对武士勇敢作有精彩描绘的《武道初心集》这样写道：“生得勇者，尽忠孝于主君父母，旦有间暇则寄心于文，常习武艺而不怠懈。慎身之怠惰，厌一文之费。在若以为悭啬之心，则误也。于必为之事，则不异金银。凡事不逆主命，不为己所欲而父母厌之事。顺主君父母之心，保全身命，揣一旦务立殊勋之念，修身养性，节饮食之欲，慎离人间第一迷妄之。万事之上坚忍自制乃勇者之始也。”[2]

日本以“忠勇”为中心的儒学重情感、重实行的特征，既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其表现。它贴近人生现实，所以其道德影响力极大。吉田松荫等幕末一些倒幕志士，以“忠勇”为精神支柱投身明治维新运动，即其明证。

明治时代的武士道仍以儒学伦理为基干，受佛教禅宗及神道教的诸多影响，但对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扬弃转化，武士道的内容既有舍弃，亦有保留，更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其儒学核心的变异表现为：

第一，1882年天皇向日本武装人员颁布的《军人敕谕》。当时，明治政府制定了新的征兵法，武士阶级失去了种种特权，全体国民都被看做潜在的士兵，因此这种军人敕谕同时就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天皇敕谕。这个敕谕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写成的，其别强调了五种儒家品德：忠、礼、勇、信、俭，没有一句提到中国儒家最重要的美德“仁”。

第二，1890年（明治23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明确提出要以儒家的道德教育为中心，对国民进行“秩序”、“献身”、“奉公”教育。

第三，1904―1945年先后四次国定教科书的改订。这四次国定教科书改订的方向和目的，按照文部省的说法是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作内容的充实提高和依照忠孝伦理统一国民思想”。在国定第二次教科书教师用书中规定，“忠孝”应作如下说明：（1）在日本“忠孝一致不可分，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2）日本“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显然，通过灌输“国家是大家族”之观念达到培养对天皇及其对国家的忠诚心，也就是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后来在“家族国家观”的基础上，“以忠孝一致”为纲的“国民道德”，更广泛地在民间流传、渗透，逐渐在日本民众的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随着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日本的家庭制度也发展到极端。家扩大为以天皇为家长，百姓为子民的家庭式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现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取代了传统的冷兵器，致使武士阶层消失，但武士道精神却一直没有绝迹。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武土道德本来是武土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做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的思维方式。一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表现为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后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自尽。

可见，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份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它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武士道恶性膨胀成为近代日本国民道德的核心，进而酿成军国主义的温床，反过来又为军国主义彻底奉献。

参考文献：

[1][日]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民族精神[M].胡国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10-11.

[2]梅如雪.近世日本武士道与神道教的关系探索[EB/OL].blog.省略/blog/htm/do_showone/tid_416662.htm.

On Japanese Confucianis and Bushido’s Spirit

WANG Ying-ying

（Colla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Japanese Confucianism had drawn nourishment from China，been driven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gradually grown.The result of Confucian Ethics becoming Japanese，espoused Confucian virtues of “loyal and brave” as Bushido’s spiritual support.Bushido’s spirit become the core of the modern Japan militarism ideology.

Key words：Japanese Confucianism；Chinese Confucianism；national culture；virtues of “loyal and brave”；Bushido’s spir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