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钟嵘《诗品》之“重情”倾向

时间:2022-04-17 09:33:15

【摘 要】《诗品》一书,在对诗歌进行点评时,常从诗歌情感表达方面入手。对诗人的评价,也表现出对作家情感特征的分外关注。钟嵘不仅注重从情感角度品评诗作的共通性,而且善于阐发诗歌艺术面貌的特殊性和诗人情感的联系,体现出其文学品评的“重情”倾向。

【关键词】钟嵘;《诗品》;重情;品评

钟嵘所著《诗品》不仅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诗歌以情感为基本表达内容这一观点,[1]而且在对三品诗人的评价时也以情感为重要尺度,体现出强烈的“重情”倾向。对各品诗人所获评语进行分析和探究后,我们便能得出结论。

一、钟嵘注重从情感角度出发品评诗作的共通性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二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这是钟嵘对《古诗十九首》的评价,体现了他对《古诗十九首》共同情感特征的准确把握。

古诗,指流传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两汉五言诗。古诗的作者不一,内容多样、面貌亦殊,确如钟嵘所说“颇为总杂”。古诗作者多是漂泊游子,身在异乡,心念旧地,思乡情结无法消释。他们为了获取功名而离家弃乡,所以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是诗歌经常表达的内容。然而,下层文人中能最终进入上层,改变命运者并不太多,因此失败的苦痛也在古诗十九首中流露出来。混乱的时政、坎坷的仕途、刻骨的相思、炎凉的世态,形成古诗十九首深沉的情感特征。钟嵘除了指出这些诗歌文辞上“温以丽”的共同点之外,还从情感角度加以概括,指出“悲”是古诗十九首的共同基调,并对这种“悲”情的巨大文学魅力加以肯定,认为《古诗十九首》恒久的情感影响力,不但“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而且历经人世变幻也依然恒久。他把《古诗十九首》置于上品第一位,既是对《古诗十九首》高超的艺术成就的推崇,也是对古诗十九首情感内容的极大肯定。

二、钟嵘善于阐发诗歌艺术面貌的特殊性和诗人情感之联系

钟嵘不仅对群体性诗歌创作如《古诗十九首》加以情感分析,而且特别注意情感独特性对诗歌艺术面貌的影响。他对李陵、班婕妤、秦嘉夫妻、曹植、王粲等人的评价,就足以体现他有意将诗歌独特风貌与诗人情感经历密切联系起来的诗歌批评思路。

李陵的一生,可谓悲剧的一生。降匈奴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时时刻刻引发他心灵的痛苦煎熬。其《与苏武诗》以描写分别的场景、抒发离别的情思为基本内容,对友人离开的不舍,对故乡的思恋,对忠而见疑的痛苦,对流寓外地的自伤,这种种情感都糅杂在诗歌中,读之顿觉缠绵悱恻,百转千回。钟嵘在评语中说道:“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他认为,李陵的悲剧性命运造就了他的诗歌创作。李陵坎坷不幸的遭遇,使得他的内心情感极其的缠绵丰富,表现在诗歌中也就跌宕悱恻,感人至深,所以钟嵘把李陵的诗歌特点概括为“凄怨”。

对位列李陵之后的班婕妤,钟嵘认为诗人的特殊经历与她的诗歌的特色密切相关。《团扇》以团扇秋天被弃置来比喻女子色衰遭弃的不幸:“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钟嵘对这首诗歌的评价是,“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钟嵘赞扬《团扇》语言清朗,诗意传达明快而不直白;同时,认为班婕好正是因为个人的特殊遭遇,郁积了深厚的情感,所以才能把这种诗意通过自己的文学天赋表达出来,可谓“绮怨”。

对秦嘉、徐淑的评价比较明显地体现了钟嵘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品评诗歌的倾向。钟嵘评之曰:“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秦嘉徐淑的赠答诗,表达的主要是思恋之情。诗人刻骨相思,以至于“临食不能饭”,“长夜不能眠,伏枕独展转。忧来如循环,匪席不可转”,“顾看空室中,仿佛想姿形”,“一别怀万恨,起坐为不宁”,无时无刻不在怀想对方。相思无以为寄,便馈赠宝钗明镜芳香和素琴,希望对方能睹物思人,“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如此地体写入微,形成巨大的感染力,故此,钟嵘对之高度评价,认为“亚于《团扇》矣”,冠之以“凄怨”。

钟嵘在评价曹植的时候,极尽赞誉之辞,视其诗歌为五言诗之典范,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情兼雅怨”。[2]曹植命运的前期,意气风发,有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命运的后期,曹植长期受到压抑,经常处在惜命全身的担惊受怕之中。政治生涯悲剧,前后期命运的裂变,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怨”的情感集中在曹植的后期诗歌创作中表达出来,如《赠白马王彪》、《七哀诗》。在钟嵘看来,曹植的诗歌成就,虽源自天赋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曹植的诗歌文采上),但其根源仍在于坎坷的人生命运导致的不吐不快的情感。钟嵘把曹植树立为万千古代诗人的翘楚,把他的作品树立为后代创作者学习的典范,一方面是因为曹植杰出的文学才能,一方面正是出于对曹植那种痛苦挣扎的人生情感造就了诗歌成就的创作道路的标举。在他看来,曹植的情感表达,是在乐府诗歌基础上的精致化,更具典雅和委婉的特点,不仅使重在叙事走向突出抒情,也使得悲情更显凄美,其情感堪称“雅怨”。

王粲贵公子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感物兴怀、忧世悲己。其诗感情深沉,慷慨悲伧。王粲的《七哀诗》第一首最为著名。此诗写诗人在董卓部将李、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所见所闻。诗歌勾勒的场景和画面充满了惨乱的气息,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面对乱世惨剧的深层悲哀和不能改观的无奈。整首诗始终贯穿诗人作为目击者的切身情感,有对乱世之“悲”、对朋友亲人之“恋”、对百姓惨剧之“悯”以及对历史沧桑之无奈与伤感。钟嵘评价王粲道:“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他认为,王粲的诗歌善于表达时世之感,能捕捉到社会生活中让人感慨的事件和场面,同时他在诗歌中表达的情感和诗人本身的性格气质是一致的。王粲诗歌的“文秀而质羸”,正是因其“愀怆”之情而来。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人,《诗品》中从情感角度来分析诗歌艺术特点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上品“晋记室左思”条评左思“文典以怨”;中品“晋太尉刘琨晋中郎卢谌”条评刘琨“善为凄戾之词”,“多感恨之词”;下品评班固《咏史》“有感叹之词”,评曹操“甚有悲凉之句”等。

三、结语

总而言之,钟嵘在《诗品》中高度地重视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以此为重要依据分析诗歌的艺术特色。在钟嵘分品时,在情感表达的方面得到了较高的评价的诗人,多位列上品诗人;而位列中下品的诗人,倘若在诗歌情感的表达上有可取之处,钟嵘也必加以褒扬强调,体现出强烈的“重情”倾向。

【参考文献】

[1]钟嵘.诗品[M].中华书局,2004.

[2]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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