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祗遹的戏曲理论

摘 要：胡祗遹一生虽不曾染指杂剧创作，但他对杂剧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和推重杂剧的教化功能，是其杂剧理论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观点，他又提出了“九美说”和要求杂剧内容的广与奇的主张。

关键词:戏曲艺术；胡祗遹；艺术理论；“乐音与政通”；“九美说”；杂与奇；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80文献标识码：A

在元代，一些正统文人虽坚持作传统的诗文，而不屑于创作新产生的杂剧，但由于杂剧在当时的兴盛，也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为此他们也对杂剧这一新兴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也使得他们的戏曲理论有着诗论的特色。元初胡祗遹的戏曲理论，就具有这一特征。

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今属河北）人。少聪颖好学，“未及冠便能从诸生习”，后“潜心伊洛之学，慨然以斯文为己任”，学问渊博，“一时名卿士大夫咸器重之”。①中统元年（１２６０），经张文谦举荐，任员外郎。“至元元年，授应奉翰林文学士，寻兼太常博士，调户部员外郎，寻兼左司。”②后因触忤权贵阿合马，出为太原路治中，兼提举本路铁治。元灭宋后，先后任荆湖北道宣慰副使、山东东西道和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等职。在各地任上，“抑豪右，扶寡弱，以敦教化，以厉士风”，③颇有政声。

胡祗遹一生的成就主要在理学研究和诗文创作上，作有《紫山大全集》六十七卷，今存《四库全书》所辑二十六卷。对于元代新产生的曲，胡祗遹所作不多，而且只作散曲，不作杂剧，《全元散曲》仅收录其十一首散曲小令，但他在《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宋氏诗卷序》、《朱氏诗卷序》等序文中，对戏曲的创作和表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乐音与政通”——理学家的戏曲观

作为一位研究理学的正统文人来说，胡祗遹对杂剧的关注，首先看到的是杂剧所具有的社会功能，重视戏曲传播传统伦理道德、教化民众、影响时尚的作用。

胡祗遹一生虽不曾染指杂剧创作，但他与元代著名的杂剧演员、歌妓珠帘秀以及赵文益等都有交往，他曾作【沉醉东风】曲赠予珠帘秀，还为杂剧演员诗集作序，如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谓其对当时的杂剧演员珠帘秀“极钟爱之”。夏庭芝在《青楼集》“珠帘秀”名下也载曰：“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他还为一些演员的诗集作序。而正因为此，在他身后也受到了封建正统文人的抨击，如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紫山大全集》曰：“多收应俗之作，颇为冗杂，甚至如《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诸篇。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暇，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潜者。陶宗仪《辍耕录》载其钟爱歌儿珠帘秀，赠以【沉醉东风】小曲，殆非诬词矣。”

在元代，文人学士与杂剧艺人相交，与青楼歌妓为伍，是一个普遍现象。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入主中原初期，在思想上，推崇佛教，倡导道家，排斥儒家，使得汉族文人能够暂时得以摆脱传统的封建礼教的束缚，狂放不羁，任性自适；同时，由于元蒙统治者在早期废止了唐宋以来实行的科举取士的制度，这对于汉族文人来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相对于唐宋时代的文人来说，读书做不成官了，这是不幸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废除了科举，文人学士得以从读书应试、及第做官的传统道路上脱出身来，嘲风弄月，追求声色之乐，自己的个性得以真实地张扬。如元朱经《青楼集序》云：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

他们混迹勾栏之中，与歌妓倡优为伍，以风流浪子自居。如“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就是一个风流浪子的典型，他自称：“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掂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④又如《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也是一位流落下层，与歌妓为伍的文人，《录鬼簿》为其所作的吊词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颩颩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在元代夏庭芝《青楼集》所记载的元代杂剧演员中，多受到文人学士的爱赏和眷顾，如“顺时秀”条记载：郭顺卿“平生与文人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啗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胡祗遹也同样如此，然而作为理学名家和朝廷重臣，他与杂剧艺人的交往，与一般的文人学士有着不同的观念与目的，他是以理学家的身份与杂剧艺人的交往，但并非像清纪昀所说的“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而正是出于“阐明道学”之目的，来与戏曲艺人交往，涉猎戏曲的。他与朱帘秀等杂剧艺人的交往，虽也有嘲风弄月、追求声色之乐的因素，但主要是看到了杂剧与政治、礼法的关系。他认为，当时民生艰难，民心乖戾，是礼乐消亡所造成的，如他在《礼乐论》中指出：

仆自入仕临民，伤礼乐之消亡，哀民心之乖戾。为政者直以刑罚使民畏威而不犯，力务改过于棰楚之下，杖痛未止，恶念复起。条法责吏曰：词讼简，盗贼息。何不思之？甚也，礼乐教化既已消亡，休养生息、安宁富庶、学校训诲又不知务。民生日用之间，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愁苦悲怨，逃亡贫困，冻饿劳役。居官府者，晏然自得，而以为治民抚字之功，可哀也哉！

而在他看来，当时新产生的杂剧艺术也是“乐”的一种，“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所尚而变”。杂剧的产生，是应当时的社会时尚之变化而产生的，也正因为此，杂剧对时尚也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如鉴于当时民心之乖戾，杂剧便可用来舒解民心。如《赠宋氏诗序》曰：

百物之中，莫灵莫贵于人，然莫愁苦于人。鸡鸣而兴，夜分而寐，十二时中，纷纷扰扰。役筋骸，劳志虑，口体之外，仰事俯畜。吉凶庆吊乎乡党闾里，输税应役于官府边戍。十室而九不足，眉颦心结，郁抑而不得舒，七情之发，不中节而乖戾者，又十常八九。得一二时安身于枕席，而梦寐惊惶，亦不少安朝夕。昼夜起居，寤寐一心，百骸常不得其和平。所以无疾而，未半百而衰。于斯时也，不有解尘网，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者，一去其苦，则亦难乎其为人矣。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

元代蒙古统治者对汉族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实行了残酷的压迫和掠夺，老百姓不仅生活上穷困，“十室而九不足”，而且心理上也充满着愤懑，“郁抑而不得舒”，胡祗遹认为，民众通过观看演员的杂剧表演，在享受到感官娱乐的同时，在心理上也能得到暂时的放松和发泄，“消世虑，熙熙皞皞，畅然怡然，少导欢适”。因此，作为理学家与朝廷重臣的胡祗遹，尽管在内心深处是鄙视杂剧艺人的，尤其是那些既卖艺又卖身的青楼歌妓，如他声称：“优伶，贱艺也。”但由于优伶所表演的杂剧能够“与政通”，有助于传播传统伦理，舒解民心，因此，他仍然对那些杂剧艺人赞赏有加：“亦难乎其为人矣”，“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愿与他们交往，并加以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