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杨立新

5月5日,由北京人艺和紫禁城影业联手拍摄的电影《第一书记》(原名《沈浩日记》)在北京盈之宝北青剧场拍摄最后一场戏。扮演男主角沈浩的杨立新被几十家媒体“围追堵截”。拍完自己的戏份后,在剧场一隅,他接受了《中华儿女》的独家专访。

身穿白色衬衣的杨立新因连夜赶戏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坐下开始接受采访时,又恢复了镜头前的神采飞扬。他认真地听着记者的提问,仔细地回答着每个问题,声调不高,语速平缓,不时举例或用比喻的修辞方式补充说明自己的观点,间或幽默地调侃几句,最后聊到儿子时谦逊的语调明显提高,不经意流露出满脸骄傲。

戏里戏外的“书记”

2009年11月6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沈浩在小岗村临时租住的房子内去世,年仅46岁。总书记在批示中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

电影《第一书记》以感动世人的沈浩为故事原型,这是首次在大银幕上还原这位百姓爱戴的好党员好干部。办工业、兴商贸、科学种田,以市场经济的头脑发展种植、养殖和高效农业……6年来,沈浩带领着小岗村做了太多的事。

“我拍的不是娱乐片。”之前影片开机会上,面对某些娱乐媒体的八卦问题,杨立新严肃地说。

对于为何被选中出演“沈浩”,杨立新自己的解释是:“我们脸型有点像,我穿着短风衣到小岗村时,人们说我太像沈浩了。”为演好沈浩,杨立新在拍摄前就到村里待了一个星期,还特别学说淮北方言。即使在北京的杀青戏现场,他下楼时还不时向旁边的工作人员推广淮北方言。

“中国的农村被城市落得远了一点,沈浩用他的死引起了人们对农村的重视。我们有责任去了解农村。”杨立新随剧组到小岗村后,首先来到大包干纪念馆。“纪念馆旁边保留了两三间小岗村以前的土坯房,门前地上有被圈出的、总书记在门前拍照时留下的脚印,推门进去是一间只摆着一张大床的外屋,外屋和里屋之间用一堵土坯墙隔着。”让杨立新吃惊的是:里外屋之间竟然连一扇门都没有,而且门洞很低,“大概只到肩膀,得侧身、低头才能进去”。当地人告诉他们:土坯房之间不能掏太大的洞,不然容易坍塌。剧组有人说:“安一扇门不就不容易塌了吗?”村里人回答:“那时候哪有钱做门。”

当地领导给杨立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冬季里的一天,某位国家领导人去其中一位大包干带头人家里视察,这位带头人赶紧从床上起来迎接,然而,他媳妇依然躺在被窝里。当时陪同该领导人去的当地官员说:“你还不赶紧下来?”这位带头人和媳妇顿时面有难色,艰涩地说:“不是不想下来,是……没裤子。”带头人把锅盖打开,众人才发现带头人的俩孩子都在锅里,锅底下烧着柴火,这样“能暖和一点儿”。

“沈浩在合肥生活挺优裕的,有房有车,却以省财政厅干部身份到小岗村挂职,来小岗村受了不少委屈。3年满后,老百姓摁手印后他又待3年。你可以换位想想,你从城市到农村去工作,不要说搞得多好,先看能不能住3年?”杨立新动情地说,自己来到小岗村后确实被沈浩感动了。2006年底,沈浩在小岗村任职3年届满,村民强烈要求把沈浩留下来,二十多年前集体摁下手印的故事再次在小岗村发生。村民派了10个代表,按下手印到安徽省组织部、财政厅要求沈浩留在小岗村,再带领他们干3年。

让杨立新颇有感触的是,沈浩不但住在那里,还给自己提出了要求,“我要到每家都吃一顿饭”。“村里也有六七百户人家,他到每家都吃过饭。当时那个地方没有基本卫生保障,他原是省财政厅的干部,做村支书后到了百姓家里,坐在那里就开始吃,这一点是很让我感动的。所以我会用自己的心去品味沈浩当初在小岗村的生活和感受。”

其中有一家,一个老光棍带着一个傻子媳妇,还有两个孩子。同村的干部都受不了,只有沈浩一人去了。后来,沈浩还为这家人申请了两万块修房补助金。为了拍好这段戏,剧组找来这位媳妇在剧中本色演出。拍这段戏时,她一直盯着杨立新看,不断对他说:“你坐啊,书记!”剧组人员就上前对她解释这是在拍戏,不要打断表演……还没等工作人员把话说完,她就急切地解释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书记对我太好了!”

沈浩到小岗村后修路、修桥,照顾孤寡老人,招商引资搞改革,这些事迹让杨立新发自肺腑地认为,他是一名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沈浩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公仆。我曾看到的公仆大部分是坐汽车的,而这个公仆却会被老百姓打的。为什么被老百姓打呢?因为他把自己的定位放得很低,摆到和老百姓一样的位置。老百姓在改革中利益会有冲突,不满意的时候就动起手来。”

“沈浩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他做的事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他很会开玩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他还活着,来到拍摄现场,肯定会很有感染力。电影中能看到平常而实在的生活,能从情感上打动观众。”杨立新的语气中充满惋惜。

杨立新与沈浩有相同之处的不仅在于两人的“形”,更在于“神”――一种可以传播的大爱精神。

剧组刚到小岗村时就组织了一次捐款。沈浩生前好友、小岗村副书记张秀华说,捐款一共分成五份,两份给沈浩生前曾经关照过的两个孩子,另外三份给了当地的低保户。

4月22日,《第一书记》剧组在拍摄间隙,导演携剧组演职人员为遇难的玉树同胞进行了默哀,组织了一场朴素的捐款仪式。在凤阳县小岗村档案馆门前,短短5分钟,整个剧组共捐款121105.2元。其中,杨立新和剧组各捐款5万元。

不疯魔,不成活

从197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话剧演员以来,杨立新的演艺生涯已经有三十余年。《茶馆》里的秦二爷、《天下第一楼》里的卢孟实、还有《蔡文姬》里的周近、《雷雨》里的周朴园……杨立新已经成为北京人艺的顶梁柱,在众多话剧中挑起大梁。

然而,聊到外界封他为“顶梁柱”一事,杨立新幽默地反驳道:“哎呀,别这么说吧!这样说好像北京人艺是一蒙古包,我是中间的一根柱子。”微微一笑后,他认真地说:“都说北京人艺是艺术殿堂,我觉得要是殿堂的话应该有四梁八柱,其实我们有很多演员都为剧院的建设贡献着,小濮(濮存昕)、何冰、徐帆、陈小艺、宋丹丹等都是很为剧院卖力气的演员。”

1974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招收演员班,当时年仅16岁的杨立新背着家人偷偷报考,朗诵了《西沙组歌》的序歌,但由于自己正处于变声期,结果没有被录取。没多久,当时的曲艺团也开始招人,杨立新所在的中学便把他推荐给该团。由于不想说一辈子的快板,杨立新心里早已决定:考上了也不去。考试结果出人意料,曲艺团的老师认为杨立新的声音条件不够,但有表演天分。于是又把他推荐到话剧团,杨立新按要求和主考老师――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林连昆对了一折《智取威虎山》,颇受老师喜欢。从此,杨立新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从小角色起步,杨立新终于凭借在话剧《哗变》中的军医伯德一角,赢得了许多观众的赞赏。“演话剧本身并不难。大多数人经过专业的练习后,都可以了解其中的规律,把握一定的手段和技巧。”回首往事,杨立新总结道,“话剧表演的基本元素是‘喜、怒、哀、乐、悲、欢、愁’,所有的话剧表演都是由这几者带动的,正如所有的歌曲都是由音乐中的7个基本音符构成一样。”

随后,杨立新又把视野转向影视剧,著名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那个风趣幽默的爸爸让杨立新“一夜爆红”。对于从话剧向影视剧的转变,杨立新认为并没有太大阻碍:“两者都是对故事角色的塑造,从道理上是一样的。话剧是由演员扮演角色,当众在舞台上给观众表演。电影、电视是面对镜头讲故事,然后记录下来,剪接成电影、电视播放给观众看,向观众传播的方式不同。”

2002年对于杨立新来说是个很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杨立新担任了人艺演员队队长;此外,他因成功塑造了话剧《天下第一楼》的卢孟实和《万家灯火》中的“田政府”而荣获第二十届梅花奖。

除了演戏,杨立新还是圈内著名的“全能选手”――喜欢读书,会唱京剧、越剧、二人转、京韵大鼓,他称之为“艺不压身”。

事实上,杨立新最不为人知的故事,是在经典电影《霸王别姬》中,为张国荣扮演的“程蝶衣”配音。

究竟当时为什么选择他来配音?杨立新解释道:“我和京剧界的朋友比较熟悉,另外见过很多的唱旦角的男演员,知道那种感觉。其实,主要是模仿张国荣的声音。”

回首一步步行来的表演生涯,杨立新表示,“演员本身要知道自己演的是什么,这一点很重要。戏剧本质上是一个文学问题,要想把话剧演绎得更出彩,演员应该了解戏剧文学这门学问。我们的长处在于反复研读这些经典剧本,一个剧本要读深读透,有的甚至读了上千遍。”

“鼓捣”话剧三十多年

无论“副业”做得多么出色,杨立新一直认为“包治百病绝不是一个好大夫,人都要有专精”。

记者随即问道:您专精的是什么?杨立新幽默道:“我还是凑合演话剧吧!”接着是一阵洪亮的笑声。

2009年,在演了35年话剧后,杨立新第一次执导话剧。为纪念90周年,云南省话剧团力邀杨立新打造大型话剧《我的西南联大》。该剧由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等担任顾问,由北京人艺国家一级编剧王梓夫、中国剧作家协会刘进元执笔。

“一开始我也不敢去。云南话剧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实力话剧团,如果我去后,刚到那儿三天就被大家伙儿‘嘘’出来怎么办?”杨立新对自己调侃到。对方劝说杨立新:“你来吧,我们这几年现实主义的话剧创作比较少。”云南省文化厅和话剧团同时写邀请函力邀杨立新。于是,杨立新先拿着剧本看了一遍,“我看完剧本,第一遍就被打动了,找到‘抓手’了。”

杨立新到之后,用最原始的方法,“从人物关系、人物性格、舞台节奏、对词开始,通过对词来分析人物”。

有演员充满敬佩地对杨立新说:“杨老师,原来您能从台词中挖掘出这么多东西!”杨立新回道:“咱看台词不能只看台词表面上的字吧,作者怎么写都是有他的用意的。”该剧有一个细节是:剧中人物见到4年未相见、从北京赶到西南联大的母亲,作者写道:“妈,妈妈”,于是,这名演员就照着台词顺口喊出。杨立新马上叫停,走向该演员,向他缓缓分析道:“在北京他和妈妈在一起时,他是习惯叫‘妈’,还是‘妈妈’呀?作者为什么不写两个‘妈妈,妈妈’,也不写两个‘妈,妈’?”对方疑惑地望着杨立新说:“那您要我怎样读呢?”杨立新接着耐心地分析道:“第一个‘妈’可能不是他以前生活中的习惯称呼,而是吃惊地、不由自主地说出来一个‘妈’,接下来的意思是‘您怎么忽然间来了?’而后面才应该是醒过神来,想起要给妈妈打招呼,喊‘妈妈’,接着扑上去抱住妈妈。”

“话剧没有那么多内心描写,以及人物动作的描述,只有台词。话剧高贵就高贵在这儿,难写也难写在这儿。我们要把台词里面包含的人物内心的东西像小说一样还原出来,让人物丰满了,有血有肉了,这个话剧才好看。”

该剧演出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云南省三十几台戏一起评选,这个戏得了一等奖”。“我‘鼓捣’话剧三十多年了,还是比较轻车熟路的。”这时,杨立新的笑容里有些被某媒体评价的“狂”。

虽然他对这个舞台从未失去过激情,但对于“从话剧舞台退休”的问题,杨立新不得不承认“早晚得有那么一天”。“到60岁,不论你退不退就得把名额转到‘老干部处’。如果到退休的年龄我有些人物就不能演了,演戏还是有艺术年龄限制的,舞台戏比较需要体力。”杨立新感慨道。

对于退休后的生活,有着文艺人随性特质的杨立新表示还“从未想过,将来看‘水到渠成’”。

谈起外界盛传的帅气儿子,杨立新顿时满脸自豪,笑容也灿烂了许多,他说儿子现在美国杜克大学学习戏剧。就戏剧专业问题来说,两人常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不过,杨立新对于儿子的“不肖行为”并不介意,而是对未来满怀期望、颇有感触地说,“时展了,人也发展了,也比我们受教育高,希望他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