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志强:人生有拐弯,没弯路

戴志强，祖籍浙江绍兴，1944年出生在上海。老一代钱币学家戴葆庭之子，一生与钱币结缘。

戴志强大学时就读于名家云集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河南工作16年，1984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历任人民银行货币发行司副司长、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和国际钱币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亚洲地区主席等职。

家学渊源 得天独厚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钱币收藏研究社团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老一代的知名钱币鉴定家大部分都在上海。1940年春，在寓居上海的中国钱币界名流罗伯昭宅邸，上海泉币学社宣告成立；8月31日，学社的第一次例会召开，从此，每周六一次，至1946年3月1日第178次例会为止。戴葆庭老先生是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自然次次到会，也常常把戴志强带在身边。正是10来岁的年纪，戴志强在这里听前辈们相互研讨，抒发见解，许多泉界的典故，以及后来上海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许多藏品，戴志强早在那个年纪就已经见过风貌，并曾亲耳听过前辈大家们的心得成果。再加上父亲日常要害处的一二提点，戴志强在钱币上的启蒙可谓得天独厚。

戴志强先生曾说，要成为一名钱币学家，对钱币见多识广可谓第一要义。少年时他的成长中既有大家在侧，也有他自己业余的旁观博收。小学时，戴志强家住上海江西中路，所读学校在河南路口，两者之间必经上海古玩市场，那是戴志强放学必先“逛逛”的地方。这个摊位转转，那个摊位瞧瞧，别人讲什么，他就立在旁边听听。少年时未必一定有意，但潜移默化间，对于古代器物的直观感受日益丰富。到临近高考时，数理化成绩优异的少年戴志强已经下定了决心学文史经济，以为在未来做好钱币研究。1961年，戴志强以历史系总分第一的成绩被第一志愿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录取。

直路有拐弯

1961年戴志强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时，正是周予同、周谷城、王造时等一批历史名家云集之时，系主任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加之，当时国家号召大教授、名教授讲基本课，因此戴志强在大学头两年的历史基础课上得极为扎实，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64年，主管文艺的时任副部长周扬敦促国内加强世界史研究。复旦历史系凭借其在国内史学界的地位，以及拥有的众多世界史研究专家，使其成为国内首批酝酿设立世界史专业的高校之一。这样，还在大三的戴志强有幸被学校内定为7名留校学生之一，按要求在修习主课之余开始参与筹备世界史专业及研究所的设立。

如果说从大学前三年一心钻研古代史到心怀矛盾转学世界史，1966年以当时极时髦的亚非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史，简称世界史专业毕业，是戴志强人生的第一次转弯的话，那么毕业时因“”，分配方案由留校，到进上海党报《解放日报》，再到被分配出上海，去往河南安阳工作，则是戴志强人生路上更大一次出乎意料的拐弯。

拐弯亦是直路

1978年，戴志强在河南安阳化工局作局长秘书，工作自由安逸，也提拔在际。正是这一年，他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了作家徐迟著名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陈景润在期间不放弃数学，出成果的故事常常感染着戴志强。他提出要转去“清水衙门”安阳博物馆工作。这个决定几乎遭到了除爱人以外所有人的反对，但戴志强很坚持，“很多时间已经浪费掉了，我要回归，去搞我的专业。”

到了安阳博物馆，戴志强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我要去库房”。库房放的都是墓里出来的东西，是一般人去不了，也根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在戴志强眼里这里却是宝库，因为“可以接触实物”。戴志强将安阳博物馆里的藏品摸了个底儿清，为博物馆作出了一本总账。后来事隔多年，已调职北京的戴志强再回安阳，安阳博物馆中用的还是他当年整理出的这本藏品总目。

也是在这里，学历史出身的戴志强为自己补上了一名真正的钱币学家所必备的另一课：考古学知识。“”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有一个考古工作队，主要是挖掘殷墟。那里是荒郊野外，平时基本没什么人，但每逢有空，戴志强都会去。没特别挖掘时，他就在那里看书，《考古研究》、《考古》、《文物》杂志，这些考古领域最重要的刊物，戴志强都是在安阳文物工作队看的。而每每有重要挖掘，考古队的成员还会给戴志强吃点小灶，让他看并给他讲解新出土的文物。“如果没有‘’，如果没有到河南，我就没有这一课。所以，看着是拐弯却是个机遇。”戴志强说。

也就是在这里，戴志强的多年积累开始出成果。在安阳博物馆不到一年，戴志强就在国家级刊物《文物》1981年的第3期上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文章《安阳殷墟出土贝化初探》，随后第10期又一篇《漳州军饷银饼年代考》。第一篇文章起自安阳的积累，而第二篇文章则脱胎于戴志强大学时和郭沫若就漳州军饷银元背面的花压是否为“成功”二字的一篇争论文章。正是因为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国家文物局对这个以前“没听说过的人”的关注。

经过专门了解，国家文物局决定调戴志强进北京工作。这个时候，作为第三梯队的干部，戴志强留在安阳肯定会有晋升市委班子成员的机会。他再一次面临选择，身边的人劝他“大国称臣，不如小国称君”。但“从事业考虑”，戴志强坚定地决定到北京工作。1984年，戴志强调入人民银行总行货币发行司，一家人一起来到北京。

到北京后，戴志强负责了筹备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工作，并在后来成为货币发行司的副司长。在这中间，戴志强一方面有机会参观了国内所有的主要印钞造币厂，以及国际上主要的印钞造币单位，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第5套人民币设计等日常工作，对人民币的设计、上报、制作、发行乃至最终销毁的整个过程都有了更直观的亲身感受。

“马克思曾说，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本来不想拐这个弯，但老天爷安排你走错了，安排你走到另一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就有走到那个房间的收获。回头看，如果没有当初到安阳，我不会了解考古；如果没有到北京，我不会进央行，我是很幸运的，老天爷为我安排了这些课。”

确立钱币学科理论的心愿

多年积累，促使戴志强一直想把钱币学的学科理论确立起来。“这点我责无旁贷。”

退休之后，戴志强整理自己思路与观点，出版了一部一字一句亲笔从不同角度论述钱币学的论文集；之后，又写出钱币学的概论。观点，资料，总纲都已经有了，但时间却总是不够，戴志强现在手头的《古钱文字》、香港出版社约的《钱币精品》，文物出版社约的《钱币鉴定》等都还在过程中。

“钱币学的学科归类，在50年代是在考古学，再向上是历史学。但按我现在的主张，钱币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它是跨学科的，经济学、考古学，甚至历史学都不能完全包括它。随着钱币学研究的深入，除了社会科学，其中也有自然科学的问题，比如说材质，成分、制造等，就不是社会科学的问题。”

钱币学要成为学科要有学科理论才能立得住。“如果有生之年可以把这个做完，就已经是万幸。做的事情太多了，完全专注也得要两三年。一个学科在学界能立住，是要有真东西的。做学问需要严谨，一个观点出去，必须有自己的深思熟虑，牌子只有一块，这个牌子掉地上就碎了，再也捡不起来了，做人做事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