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贸市场般当下生活的悖谬书写

“石榴树上结樱桃”，既是李洱长篇小说的名字，也是他很多作品对当下生活种种悖谬情景的写照。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现实的石榴树”在“农贸市场般的复杂利益规则”下，不知结下了多少“意料之外的樱桃”。

走在现代文学馆被树荫和楼房挡去一部分阳光的小路上，记者看到李洱正站在办公室楼下的不远处。几句简单的寒暄以后，他指了指一株菩提树下的一丛嫩苗，“我儿子种的葫芦发芽了”。从气色上来看，李洱看上去不太像是前一天只睡了4个多小时，“昨晚还做噩梦，梦到儿子扒着栏杆哭喊，还下着大雨”，“早上要送他到幼儿园吃早餐，他怕迟到，说要找他妈妈告我状。”讲到这里，李洱露出了掺着些许恍惚的幸福的表情。他曾在上海和郑州生活过，在大学教过书，编过杂志，现在除了照顾孩子，总体上“这两年的生活节奏比较稳定”，虽然他时常描绘当代生活的困境。

在确定自己的作家理想之前，李洱在小时候学过一阵绘画。采访的前一天，他还在北京农展馆看画展，与一个策展人聊到了他小学时的绘画老师。

“我是跟着豫剧团的一个唱戏的人学画。他在《杜鹃山》里演叛徒温其久。”因为演的是叛徒，所以他的老师可以留长发，有着现在的画家才有的那种派头。那时候他描摹写生的主要是故乡的一条河，叫沁河，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据说“沁园春”这个词牌就来自这条河。“歪打正着的，这多少培养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而李洱“对文字最初的敏感，对世界最初的体认”，很多都来自他的小学语文教师田桂兰，“我最早的阅读，就是在她的引导下对自然的阅读。河岸上盛开的梨花，蒲公英洁白的飞絮，校园里苹果树上的枯枝等，都是我们的语文课本。”

李洱是河南济源人。他虽然常常提到济源，但对故乡的描述，在他的小说中却并不多见。在他前阵子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色的乌鸦》中，一篇名为《故乡》的小说的背景和济源比较贴近，小说中描绘了各种有些荒诞的变迁，主人公歪打正着回到故乡，故乡的风景被旅游公司“神化”，自己在老教师的记忆中变得混乱，之前欺负他的女生再遇到时成了亲昵的对象，而在最后却意外成了贩卖野生动物的帮凶，一系列看似迅速的改变之下，是返乡人在故乡的无所适从的尴尬处境。

“《故乡》这篇小说的背景当然可以理解成济源”，而李洱的家乡也如同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日新月异地变化着。前些时间回老家，他“只认得家里的门，但找不到亲戚家的门了”，“甚至有可能一夜之间，连你的狗都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当年他曾经临摹过的沁河，现在的水已经很小了。李洱在一篇散文中曾这样描述过这条河以前的样子，“每年夏天涨水的时候，河面上就会有成群的牲畜和人的尸体。那些牲畜被排空的巨浪抛起，彷佛又借尸还魂，恢复了它的灵性，奔腾于波峰浪谷。而那些死人也常常突然站起，仿佛正在水田里劳作”。他后来在《百年孤独》的开头部分找到了同样的经验，“夏天涨水的时候，不叫涨水，叫发大水。水势浩大，真是有万马奔腾之势，河面上漂着人和动物的尸体，还有水缸、房梁、各种农具。那是发大水的时候把上游的某个村子给端掉了。但我没有画过这个，教我画画的老师也没有画过。他要画的是那种长虹饮涧的画面，是火车沿着山脚开过来的画面，是正面的、歌颂式的，或者就画刘少奇或者王光美，当然是画得青面獠牙的。”前年，李洱曾随南水北调考察团从北京去丹江口水库，在考察的路上，很多人都认为沁河已经干涸了。他说，怎么会呢，那是北中国唯一的一条没有被污染的还在流淌的河。

李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肯定也有故乡济源的背景，但写的不一定是济源的事”。“写一部乡土中国的小说，一直是我的梦想。当然是现在的乡土中国，而不是《边城》、《红旗谱》、《白鹿原》和《金光大道》里描述过的中国。我说的是现在，是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复杂的现实和语境中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

这样的乡土中国，在李洱的眼中，很像是个“农贸市场”。

“我说的农贸市场，是说我们的城市，说我们的现代化。《红楼梦》里面，有农民吹牛，说进城以后见到皇上了。别人问他皇上什么样，他说皇上骑着毛驴，左手捧着金元宝，右手也捧着金元宝。我们很多的城市人想象出来的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就是楼高，人多，车堵，地皮硬。我们的现代化太表面了，外表光鲜，内里邋遢，就像驴粪蛋下了霜。现代化的目的，说白了。就是要让人的生活更有尊严，心灵更自由，但我们现在远远谈不上。我们连基本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儿童入学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好呢。我们的媒体有时候很会自个儿哄自个人开心。比如，很多媒体一直说中国已经超过欧洲了，欧洲差不多已经要破产了。真是满嘴跑火车。你只要到了欧洲，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媒体简直是在不负责任地开玩笑，跟那些老牌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真的就像个乱糟糟的农贸市场。”

“《石榴树上结樱桃》写的是现在的中国乡村，它当然更是个农贸市场，这个农贸市场还不是以前的农贸市场，而是全球化之后出现在中国的农贸市场。写这样一部小说的想法由来已久，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有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乡村也开始被卷入全球化进程，外部的各种信息，包括西方的话语，可以影响到乡村人的生活。”

当下生活急剧的变化，以及农贸市场般利来利往的人际关系，被李洱反映在《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里，就是在一次农村换届选举中，各种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细密且严谨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心计暗斗，而农民们一边谈论着“女权主义”“可持续发展”等代表现代文化的词汇，一边却塑造了农村颠倒俏皮话“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形式感与结果。眼看斗智斗勇稳操胜券的村长孔繁花，最后一刻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

相比李洱第一部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的语言更加平实，结构更加直观。《花腔》是李洱思考历史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结果，“我想以个人的方式、小说的方式，表达我对我们置身其中的20世纪的看法”，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讲述，侧面描绘出了主人公知识分子葛任的生死谜团。而《石榴树上结樱桃》虽然描写的是农村的事情，但李洱也是以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讲述农村和城市都可能发生的悲剧。在之前的访谈中，李洱在被问到自己和阎连科小说人物描写的区别时提到，“同样是一个农民，我的小说中的人物说的话，与阎连科小说中人物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他写的是土八路，我写的是喝过墨水的新一代农民。他喜欢写原生态的东西，甚至是比原生态还要原始的生活。我想在人物身上更多地展示现代文明的因素，现代文明是怎么改变农民的话语方式的。这也是一种真实。比如农民的语言中会出现美国总统选举、全球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对我来说，关注农村就是关注现实、关注城市。”

《石榴树上结樱桃》自发行以后，李洱收到不少读者的反馈，“有的人说你写得太真实了，也有的人说你写得还不够真实。他们说，还有更精彩的故事你没写呢。有的人就想让我把跟村干部打架，村干部贪污，某个村干部把留守妇女肚子搞大的故事加进去”，“有些人认为你写得很真实，但不够狠，有些人却认为你不真实了，有想象的成分。有过乡村经历的人，和没有乡村经历的人，读这部小说的感受又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乡村的感受都不一样，众口难调。”李洱说，乡村的变化，带给人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对于这些复杂的感受，“你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找到一种结构，把它表现出来。”

在急剧变化的农贸市场般的当下生活中，李洱的短篇小说则较多书写知识分子的生活遭遇和精神困境。

前阵子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白色的乌鸦》，收录了李洱以前未成结集的短篇作品，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多为知识分子，在作品和作品间长达10多年的时间跨度下，他们形成了一幅横向的知识分子的群像。每个主人公都面临着不同的生活中的荒诞缪悖，都有自己在当下生活的精神困境。

其中《林妹妹》这篇小说，以配狗的主线侧面反映了中学教师崔鹏的荒诞的身份认同感，高档小区里住着有钱人，他们身份的直接反映就是他们遛的狗，最后他的吉娃娃母狗林妹妹没有和小区教授的狗成功，反而和小区外面的土狗搅在一起（很像是抖了一个包袱），配狗愿望破灭的崔鹏颜面扫地，立刻变了一个人……

“狗在所有动物里边，是跟它最初的模样，变化最大的。狗是根据另外一种动物，也就是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的意志，在不停地被改变。它的身体、性情、内脏器官的运作，都接受了这种改变。它是一种被异化的动物。当一种野性的动物，臣服于另外一种动物的权力、意志的时候，它太可怕了。当狗已经不是狗的时候——现在的狗有的也不忠诚了，也不会看家护院了，它离自己越来越远了。狗生活在自身以外。这哪是狗啊。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人性的某种写照。”

而在书写光怪陆离的当下生活的背后，李洱经常会有一种无力感。

“中国有个‘文学介入现实’的传统，实际现在介入非常艰难。你常常感到很无力，因为你的作品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微弱的。你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的时候，你很希望通过作品能够做出某种呼吁，你的作品能够具有某种反思性的力量，成为一种对基本价值观的诉求，并且这种诉求会影响到某些人。这是很多人从事写作的一个隐藏的梦想。你会发现你现在的这些想法被粉碎了，你的写作几乎对社会、对人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作品的作用似乎只是局限于某种审美领域，它就是放在读者案头的一本书而已，类似于陶罐。这个是让人感到有点失望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安慰自己，说这本来就是文学本来应该处的位置。你会想，嗨，自古以来，至少中国的很多作品，也就是写写登高望远、暝色起愁罢了。中国文学有这样的传统。而西方有些作家也放弃了通过文学对社会提出某种要求，他们往往以另外一种形式参与公众生活，比如作为一个有名的公民，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知’，在街头做出某种姿态。他们通过文学获得的知名度，然后再对社会构成某种影响。”

“写作本身也会有无力感，你会发现你在现实中接收到的刺激或者信息非常复杂，非常矛盾，你很难做出某种价值判断，它使你在写作时变得困难重重。这是一个价值观分崩离析的时代，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曹雪芹作为一名作家是非常幸福的，他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在哪，他有精神的支点。我认为中国当代作家仿佛是在黑暗中摸索。所以，我又常常觉得现在的中国作家确实是在做某种义务性劳动，是在为后代的作家铺路。有人可能觉得这么说太矫情，但这确实是我真实的想法。中国的现实太复杂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其实很少能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摹本，西方文学也不能为中国当代作家提供一个摹本。现在的作家，有可能是在为后代的作家提供经验和教训，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摹本。”

李洱的办公室位于文学馆的二层，屋内阳光充足。谈论写作的无力感的时候，他的语气明显比他介绍家乡济源的时候低沉。文学馆的工作打散了他书写长篇小说的整块的时间，但也“拉近了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李洱正在修改他的长篇小说，他说这部作品完成后，他的下一步作品准备以纯写实的、非虚构的、类似于报告文学的方式，来书写自己家乡的变化。他说，他的名字中的“洱”，指的就是他“时刻都能听到故乡河流的水声”。那两条河，一条是济水，它虽然在唐代就干涸了，但他能从历史中听到它的水声，另一条河是沁水，它的水声时常响彻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