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下城市异乡者的困惑

【摘要】 《高兴》通过刻画底层农民工的贫贱，卑微的生活处境和他们在城市受到的冷落和异化，不仅触及到城市拾荒者的物质生活，更是着力书写他们的精神世界。《高兴》的小说和电影改编通过对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城市外来拾荒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的探寻，展现了由乡入城的底层群体中所隐含的中国社会的复杂信息。电影《高兴》改变了小说的悲剧性结局，展示出对城市异乡者生存状态的憧憬，但在反应现实的深刻性上，则消解了小说中的关怀意识。

【关键词】 文明冲突　城市异乡者 困惑《高兴》

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发展打破了乡村的生存秩序，而农村日益严酷的生存条件，更使人们选择从“生于斯、死于斯”的土地进行“逃离”。贾平凹在《我与高兴》中写道：“我要写刘高兴和刘高兴一样的乡村群体，他们是如何走进城市的，他们如何在城市里安身生活，他们又是如何感受认知城市，他们有他们的命运，这个时代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小说和电影改编《高兴》通过对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城市外来拾荒者的生存状态、人生际遇和精神图景的探索，表现底层农民工的贫贱、卑微的生活处境和他们在城市受到的冷落和异化，展示了作者对现代化城乡二元对峙中，人性和道德冲突、人的生存困惑与艰难选择的深刻思考。

一、城乡二元对峙中的价值取向

第一、浓浓的“乡土情结”。现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就形成了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表达出作家对农民现代性的关注。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对乡土怀有一份眷恋，因为他的交往领域和价值体系建立在自自给足的乡村文化系统之上。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流露的“乡土情结”中，我们发现“在乡村与城市的文化价值取向之间，他们那种排城市而亲乡土的心理意向是再明朗不过的。”

第二、对城市的强烈排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城乡一元结构逐渐解体，大批农民走出农村，涌入城市，“农民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身份称谓应运而生。反映农民工生活的作品层出不穷，小说如《民工》、《北京候鸟》等等，电影如《农民工》、《泥鳅也是鱼》等等。作家和编剧们用悲愤与控诉、人性与道德的情感标尺掌控他们笔下的人物及事件，对在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欺压下的农民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怜悯，在主旨上基本表现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强烈排斥。

第三、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高兴》通过对日常生活质朴真实的观察，讲述了西安城内一群“捡破烂者”的人生展现了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颠簸、坎坷和流离。不仅书写城市拾荒者的物质生活，更着力书写他们的精神世界。小说中延续着贾平凹一贯的精神追寻：“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延续地言说着精神家园的失落与追寻”，彰显出城乡二元对峙下城市异乡人艰难的选择与困惑。电影《高兴》的大团圆结局，指出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存在光明的出路，展示了农民工在城市中幸福的生活图景，但这种艺术处理与小说中的整体氛围显然不符，失去了小说悲剧结局发人深思的作用，但也确实描绘出底层农民工在城市中心态“高兴”的存在方式。

二、“城市外乡人”生存的困惑

(一)生活的贫困与灵魂的挣扎

拾破烂儿根本就不是职业，而是名副其实的“破烂”行当，但却是刘高兴、五富这些缺乏一技之长的农民们进城后赖以谋身立命的“饭碗”。城市异乡人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喝凉水、吃干膜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在饭馆的新旧老板之间相互“拆台”时，五福混吃了三碗白米饭后高兴不已，黄八进餐馆吃完饭从火柴盒里取出死苍蝇放进碗里，没掏钱，反而还带走了一碗。这说明他们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他们有点可笑的行为背后显现的是他们辛酸的生活。小说中五福被毒死了，五福的死代表了贾平凹对农民工生存实际的思考，但电影中的五福却喜剧般地“复活”了，悲剧结局带来的震撼和对问题深层次的探求没有了，只剩下一笑而过的。

在改编电影《高兴》中，编剧美化了主要人物的精神世界，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困苦中，仍然保持纯真甚至高尚的人格，“高兴”自得，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却缺乏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体察和认识。贾平凹通过对于拾荒群体的体认，认识到：贫穷和地位低下随之而来的只能是农民工精神上无法逾越的困境。

一方面，农民工在工业文明的挤压下，丧失的不仅是土地，不仅是血汗，还有他们的人权和尊严。进城农民在出卖劳动力之后，不仅要遭受种种盘剥，而且还要遭受精神的伤害。刘高兴从破烂多联系到自己在城市中的存在：“哦，我们是为破烂而来的，没有破烂就没有我们”。五富和刘高兴就是“垃圾伴生物”!对于垃圾的性质，《高兴》中借用小孩子的口，说出了“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的话语。“垃圾不卫生”，垃圾伴生物自然更“不卫生”，这恰恰是城市意识形态话语对农民工属性的界定。刘高兴热心帮助钥匙落在家中的教授打开家门后，却被当作小偷来猜忌：当他不图回报地热心帮助老太太把米搬进家后，却又被认为居心叵测……善意的帮助却招来质疑，终究还是因为“我”是一个进城的农民工。另一方面，金钱对底层民众具有极大地诱惑力，但他们又找不到摄取金钱的正规途径。所以当欲望被煽动起来后，因缺少法制规范和道德约束，以致底层自身走向道德的陷落。五富、黄八为了金钱进行偷窃，违法倒卖医疗垃圾，在“鬼市”进行地下交易：杏胡夫妇为了金钱，违法销赃；种猪捡破烂的老乡为了金钱而杀死自己的同伴；发廊的行为……在《高兴》中我们看到刘高兴和五富在倒卖医疗垃圾过程中，逃脱警察抓捕后的自得：五富在“鬼市”被骗丧失金钱后的沮丧。在这种社会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群体在消费文化异化下的精神困境。

(二)身份危机与主体性构建的艰难

改编电影《高兴》中。刘高兴和五福顺利融入城市，在西安得以“高兴”地生活，影片自始至终体现出刘高兴强烈的主体精神，他以城市人自居，最终也得到了城市的认同。但就反应现实的深刻性来说，贾平凹的小说《高兴》着重刻画刘高兴的身份危机和未完成的主体性，而刘高兴不被城市接受的结局，更触及到现实生活的本质性命题。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重负导致农民工极力摆脱不断被边缘化的位置。因此，走入城市，脱离底层，成为农民工当下的“集体无意识”。刘高兴不仅要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还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把自己改造成“城市人”形象。刘高兴进城以后，更改了象征农村身份的原名“刘哈娃”，表明他以一种乐观的心态企图接受城市的一切，同时也期望得到城市对自身的认同。“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五福，咱要让西安认同咱……”为此他追求浪漫、纯洁的爱情，对穿西服、皮鞋等生活细节刻意追求，日常生活注意品味和情调，其目的都是想使自己跟其它“乡下人”区别开来，不断的使自己脱离底层的命运归属。

刘高兴的“城市情结”，深刻地体现了他主体性的成长和对尊严的自我珍视，体现了他敢于平视甚至傲视城市人的气概。刘高兴虽为拾破烂的一员，却在城市一隅生活得堂堂正正，不屈不挠。当有人要卖破烂而喊他“破烂”时他没有低下头忍气吞声。专注于破烂带来的利润，而是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电影《高兴》中简化了小说中的许多情节，但是对于这一细节却着重刻画出来。城市人把刘高兴及拾荒群体当做破烂，但是刘高兴却看得起自己，表现出对于平等的强烈诉求。城市异乡人对自我人格的珍视是小说和电影的一个契合点，可以说，刘高兴对城市的“认同”是自觉的，进城后的各种“苦难”不仅没有给他自卑感，每天走街串巷拾破烂，他都保有自尊。“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从这一点上看，他不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他有他坚定的“主体性”，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认为：“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认同的达成，是与他人的对话中、从他者的视域下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建构的，是在一种反馈式的关系结构中完成。当得知刘高兴的英雄事迹既没有得到城籍户口也没有得到奖励时，瘦猴说：“刘高兴呀刘高兴，你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却不爱你么!”瘦猴的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城市对进城农民身份的认定。刘高兴在广场上吐痰，被市容队员看到，但刘高兴从容的表情把市容队员镇住了。刘高兴得意地追问：“你怎么知道我是领导?”他说：“你过来的时候迈着八字步，我就估摸着你是领导”。真正能让市容队员敬畏的不是刘高兴的镇静，更不是农民工身份，而是走路迈的八字步。可见，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在他身边的同阶层，刘高兴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始终无法获得一种自我的认同。这表明刘高兴与城市处于一种非对话状态，对于刘高兴自觉热情的城市认同，城市却摆出了冷冰冰的拒绝姿态。

刘高兴装作“领导”或“有文化人”所获得城市认同，对于刘高兴而言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显现了刘高兴主体性精神的不足。作为《高兴》中另一个重要角色。五富对城市有着明显的敌意，展现了进城农民心理失衡的另一面。在某种意义上，五富是刘高兴的另一个自我，他们共同呈现了遭遇现代性处境的中国农民主体性构建的未完成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三、城市与乡村的两难选择

对于生存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身处热闹繁华的都市，恬静安详的故乡却不时地萦绕在他们心头，这是20世纪以来，乡土小说的一个主题。这些城市“边缘人”生存在怀恋乡土世界和皈依城市生活的矛盾之中，但在电影《高兴》中，这种内心情感的煎熬被消解掉了，只把对城市生活的渴望作为表现对象，缺失了对精神家园反思的深刻性。

(一)对城市的追寻――“肾”的隐喻

高兴的肾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被卖到了城里，他到城里要寻找它的另一个“肾”。“肾”作为身体内不可或缺的器官，代表着生命力的传承也象征着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高兴在卖肾以后精血不足经常腰疼，他必须要到城里去寻找，这一行为表现了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和农村之间微妙的关系：城市的发展建立在农业付出惨重代价的基础上，农业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解体，难以提供农民实现价值的原始资料，因此，农民要维系生存，只能背弃土地，到城市中去寻找继续发展的动力。

高兴凭借对城里“另一个我”的想象，执着寻求自己的城市梦想。如果说刘高兴开始卖肾是为了买房结婚、扎根乡下，那么随后他寻找买肾的城市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找寻命定应在城市的另一个自己。因此，当刘高兴一度认定和自己长得很像的韦达就是那个买他肾的城市人，他异常激动。而当他最后知道韦达并没有换肾而是换肝时，他的失望可想而知。“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韦达移植了我的肾，而压根儿不是?……我遇见韦达并不是奇缘，我和韦达完全没有干系?!”这其实也暗示着刘高兴和城市关系的一厢情愿。

(二)对乡村的眷恋――“麦子”的隐喻

刘高兴、五富到城外看麦子的这段极具象征意义，“他不顾及了我，从田埂上像跳河潭一样四肢分开跳进麦田，麦子就淹没了他。五富，五富，我也扑了过去，一片麦子被压平”，这里的麦地已不是一片具体的麦地，人和麦地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亲情的维系。麦地中孕育出传统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的根，麦子作为农耕民族共同的生存基础，是自然和谐的农业文明的象征，这一段人融入麦地的展示体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和呼唤，构成对城市文明的批判。

城市对五富这样的农民是陌生的，恐惧的。五富在兴隆街上没有自尊，精神萎靡，永远不知所措。身在西安的五富，心里永远牵挂的是清风镇和自己的家人，他是真正的农民。就连一心融入城市的刘高兴也感到困惑：“我已经认做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的梦里，梦着的我为什么还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刘高兴梦境中的意象已经清晰传达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文化认同依然是乡村，不是城市。这些进城的农民工尽管沉溺于“城市梦”之中，但怀乡的本能情感却始终挥之不去。

(三)寻找精神家园

刘高兴等从农村走进城市，表面上看是生存空间的简单位移，但实质上却是一种生存秩序、价值规范、文化传统的巨变，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使农民与城市天然相互对峙。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又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却又不能给他们平等的身份。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使人物陷入了城市与乡村的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城市的进步、现代、文明让人渴望进驻城市，但真正进入城市，城市生活却并不称心如意。另一方面，乡村的纯真、自然、质朴又让身处城市的人们渴望重返乡村，但他们却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高兴》将城市与乡村放在对立的位置上来进行叙写的现象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惑，反映了民族生存及文化的困境。

结语

大批农民为了谋生来到了繁华而又纷扰的城市，城市的陌生又使他们当初瑰丽的梦想破灭，心理的落差促生了对城市无穷的质疑和妒忌《高兴》的农民工属于文化上的边缘人：具体说来，他们既不生活在传统乡村社会里，也不生活在现代城市；但同时，他们既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也生活在现代世界中。五彩缤纷的“城市梦幻”和艰难的生活处境使他们对城市爱恨交加，城市既给他们提供了一条谋生的出路，然而城市的冷漠又使他们无所适从。《高兴》不仅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城市生活中拾荒者这一特殊人群的底层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而且透过“刘高兴们”的日常生活。对他们的精神层面进行了有力的发掘，进而表现了对当下农民工的真切关怀与城乡关系问题的深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