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还是新颖

很多人欣赏朱自清的《背影》觉得这篇文章的角度新颖独特。比如，“朱自清的《背影》，就是作者选择了一个最佳表现角度——‘背影’，并把它转化为艺术美的一篇佳作。”[1]

“人们大都歌颂母爱，这篇课文却写父爱；歌颂父亲，一般是正面写父亲的高大形象，这篇课文却写父亲的背影，写父亲不美的外表、动作和不漂亮的语言……”[2]

这些解读显然是想告诉读者，这篇文章的角度是“新颖”的，因为他写的是“父爱”而不是“母爱”，是背面而不是正面，是不美的外表、不美的动作和不漂亮的语言，否则就是步人后尘，难成高格，自然也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了。

这样的观点传播开来似乎给读者造成这样一个印象：朱自清是为了新颖别致，为了给大家树立一个与众不同的样板，才写了这样一篇讴歌父爱的文章。似乎如果找不到新颖的角度，就算父爱再深沉，朱自清也不会去写它，因为那有陈旧之嫌。

事实上，好的文章应该是情感之河的天然流淌，任何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的做派都是让人看不上眼的。刘勰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使“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并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阅读境界。而“新颖说”作用于写作则易于矫揉造作，顾此失彼；作用于阅读，则容易剑走偏锋，不明就里。因此，笔者一直对这篇文章的“角度新颖”说保持着一种天然的戒备心态。

“这篇课文感人的力量从何而来？”它的答案只有一个，即真实。他写了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真实场景、真实人物和真实感受。正是因为这一对父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一真实感，才使得这篇文章能够感动万千读者，并成为不朽的经典。

我们知道，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是“背影”的故事发生的时候。

1917年浦口之别，“父亲”穿铁道，爬月台，买橘子的举动虽然让作者数度流泪，但还不至于触发作者的写作情怀。因为此时的父亲虽然丧母、失业、举债并有龙钟之态，但责任至上的传统父亲观让他依然要竭力扛起一家之主的重担，在儿子们尚未成家或立业（朱自清自然要继续“上北京大学读书”，还有一位弟弟“即将中学毕业，想考大学，都要花费一笔不小的钱”[3]）的时候，对孩子对家庭他显然不能撒手不管，得继续去“谋事”，去“东奔西走”，去“独立支持”，为这个家庭继续做着支天撑地的“大事”。那么这样的父亲在中国的孩子们眼里就一定是一座山、一根柱、一架梁、一个肩膀、一片港湾，是力量，是依靠，是支撑，是栖息之所，是希望之地。面对人世间这样一位伟大的坚强的父亲，人们一般只会去仰望，去欣赏，去赞叹，而不至于立刻就去怀想，去感念，去留恋。

1925年，27岁的作者已年近而立，并谋职在京，家与业都有了较好的安顿。而此时的父亲则衰老而易怒，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坚挺。作为一位如烛在风的老人，力量、责任、抱负均如过眼烟云，回归家庭，依恋儿孙，以及对自己生命前景的黯淡是父亲唯一的生命状态。这种自甘“示弱”而不再“示强”的生命状态，一下子触动了作者心灵深处最最柔软的角落，作者心情再也无法平静，父爱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其中最可记录的一笔，自然莫过于在那个特定背景下的买橘子的瞬间了，因为，那是父爱深情的最深刻的流露，也是儿子对父亲的爱的理解的最深沉的唤醒。

这就是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情感。

事实上，早在1947年《文艺知识》的编者向朱自清提出有关本文意境的问题时，他就回答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笔者注）。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文艺知识》连丛，第一集之三）

“写实”这一说法在叶圣陶先生那里也得到进一步的印证。叶圣陶在为朱自清编选文集时，说这篇文章“做到了文质并茂，全凭真感受真性情取胜”（叶圣陶《朱自清新选集序》）。

叶圣陶本人就是一个把“真实”当做创作生命的人，这一点朱自清也曾做过详尽的评述。他说：“圣陶谈到他作小说的态度，常喜欢说：我只是如实地写。这是作者的自白，我们应该相信。”“他的取材只是选择他所熟悉的，与一般写实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显明的‘有意的’目的。”（朱自清《叶圣陶的短篇小说》）

两位作家在创作的“真实”这一点上互相点评，互相呼应，可见《背影》的感人力量只在于“真实”上，而不在什么“新颖”、“目的”上。只写“真实”——“真感受”、“真性情”，连“意境”都说不上，连明显的“有意的”目的都谈不上，那么，我们怎么能违背作者的自然“真实”这一情感的流露，而非要将“新颖”这样一种属于有意创意的写作“技巧”强加给作者呢。如果说这篇散文客观上达到了“新颖”、“脱俗”的效果，那应该说不是作者的创作本意，只能算是意外收获吧。所以，如果我们仅从“新颖”、“别致”这个角度引导学生赏读这篇散文，只会削弱文本的感人力量乃至作者的人格魅力。

其实，本文的真情实感也是经过作品主人公——父亲检验通过了的。

作者的弟弟回忆说：“1928年，我家已搬至扬州东关街仁丰里一所简陋的屋子。秋日的一天，我接到了开明书店寄赠的《背影》集，我手捧书本，不敢怠慢，一口气奔上二楼父亲卧室，让他老人家先睹为快。父亲已行动不便，挪到窗前，依靠在小椅上，戴上了老花眼镜，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文章《背影》，只见他的手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好像猛然放射出光彩。”[4]父亲眼睛里的光彩告诉我们，他对儿子的记录是感动的，这也意味着这里的记录是真实的，不矫情的。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文章是见不得主人公的，何况主人公还是自己的父亲。

不光本文，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散文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真情，有的是动人心弦的力量，而没有半点矫柔造作。他在《论逼真和如画》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从来都能轻而易举地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在不经意间把作品带到了艺术殿堂的最高境界——美。笔者以为，《背影》是这样，《给亡妇》也是这样；《荷塘月色》是这样，《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这样；《我所见的叶圣陶》是这样，《哀韦杰三君》也是这样……在整个一部《朱自清散文集》里，我们找不出异样的文章。

然而“角度新颖”说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如果写景，春天是不能写喽，因为你能写得过朱自清的《春》吗？夏天也不能写喽，因为你能写得过梁衡的《夏感》吗？秋天自然也不能写喽，因为你能写得过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吗？冬天当然也就不能写了，因为你能写得过老舍的《济南的冬天》吗？试问，那天下四季之景还有什么人敢写？

写人写事的话，父母亲人不能写了，只能写清洁工、捡垃圾的老人、跪讨的乞丐、公交车上让座、十字路口搀扶、河边救助落水儿童等等了。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生活不能写了，只能是满纸的父母离异、身体残疾、车祸连连等等。而我们读者读了这些东西，能不心里发虚，头皮发麻吗？

其实，阅读教学的终极意义并非“新颖别致”，新颖别致不是阅读的目的所在。为了所谓“新颖别致”这一概念去解读并教学文章，很多时候除了会导致文本误读，更易让学生走入困境，搞乱学生的阅读方向，伤害学生的写作信心。

当然，真实和新颖不是一组矛盾体，不仅如此，创新还是一切活动的命脉所在。但是，对于《背影》这样一个既成文本，避开“自然真实”这一写作和情感本质，强硬地给作者施加“新颖独特”这一“刻意做法”，不仅不会增加这篇文章的光彩，反而会给人造成一种为情造文的虚假感，并毫不留情地削弱这篇文章的阅读价值，。

不是一切真实都必然会走向美好，但所有的虚假永远只能走向邪恶。真实是善美之本，虚假乃万恶之源。

参考文献：

[1][3][4]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2]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试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张 旋 江苏省睢宁县凌城中学 22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