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燕迪的人文音乐

当年，他是即将跨入高等学府的音乐专业学子，居然从未聆听过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文化饥馑”造成的笑话折射出时代的谬误。如今，他是著名的音乐学院教授，撰写文章传达音乐与人文的深刻关联，使音乐聆听成为具有文化厚度、历史深度和社会广度的立体聆听。他就是著名音乐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

为逃避下乡“误入”音乐

谈到如何踏上音乐之旅，杨燕迪用“误入”二字形容。年少的他像普通男孩子一样喜欢打弹弓、赢烟盒牌，还喜欢偷读当时的禁书，诸如《红日》《苦菜花》之类，而这些让他废寝忘食的“大事”中，丝毫没有音乐的影子。

“当时上山下乡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但暗地里大家都想方设法唯恐避之不及。父亲自知没有过硬的内部关系，如果哪一天我真的下去了，何时才能回来？而且我生来体单力薄，一定会吃尽苦头。焦虑之下，父亲决定让我趁早学门‘一技之长’，以便为日后躲避下乡做准备。”杨燕迪丝毫不避讳当时的“目的不纯”。

学什么呢？父亲是无线电工程师，在电台搞录音，经常接触音乐，识得乐谱，家里也早就有一架摇摇欲坠的破风琴，正好可以利用。于是，在父亲的启蒙和督促下，十一岁的杨燕迪开始了音乐的旅程。那时候没有正规的练习曲和乐曲，一本当时非常流行的革命歌曲集《战地新歌》成了他习琴的主要教材。“不知怎的，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些音乐从没有触动过我。”杨燕迪说。不过，在父亲的“威逼善诱”和老师的悉心指点下，他的琴艺仍有了长足的进步，把《牧民歌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打虎上山》《我为祖国守大桥》等当时流行的曲目弹奏得滚瓜烂熟。1977年，杨燕迪凭着一手漂亮的手风琴技艺被省军区宣传队相中，成为了文艺兵，全家人好一阵高兴。“饭碗”总算有了保障，然而在部队待了两年之后，杨燕迪又主动把“饭碗”砸了，他有了新目标――复员考大学去！

复习备考的辛苦自不必说，但让杨燕迪印象最深的是考试过程中一个不相识的考生弹奏的钢琴曲，“那是极其沉静、深思的音乐，前所未闻。整首乐曲笼罩在三连音的梦幻气氛中，和声变化莫测，旋律似说又止。”他觉得胸中某个神秘的心弦被拨动了：音乐原来还能如此深沉和美妙！进入大学后，杨燕迪才得知那是一首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世界名曲，写这首乐曲的人叫贝多芬。

“要有大文化的视野”

进入大学后，杨燕迪发现要提升的不仅仅是音乐专业素养，他对文、史、哲等各方面知识产生了同样的渴望。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成了杨燕迪最热爱的读物，这本思想评论刊物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一时开风气之先，它仿佛为杨燕迪打开了一扇窗，一股清新之风扑面而来。杨燕迪如饥似渴地补课，努力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知识界又在想什么。一直到如今，《读书》办了三十多年，他也读了三十余年。而平时休息或是旅行途中，杨燕迪也总是手不释卷，全面汲收各种书籍中的营养。了解过他的阅读经历，也就不难理解杨燕迪为何具有如此深厚的人文储备和敏锐的艺术感知力了。

以人文角度来理解音乐，这是杨燕迪一贯的观点：“音乐学的任务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都是探究人类文化发展和精神成果的秘密，只是它所探究的对象和范围是音乐及创造和运用音乐的人。音乐研究必须要有相当的文化底蕴，将文学、史学、哲学及整个文化打通。音乐与每个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都息息相关，这就迫使你要有大文化的视野，不能就音乐论音乐。”

这一点，杨燕迪受其恩师、著名音乐家钱仁康教授影响颇深。今年三月，钱仁康教授逝世，杨燕迪深情撰文悼念，文中提道：“除从文时间之长的惊人之外，钱师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说到音乐的研究和学问，钱师在此尽显他的‘五四后’本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这是那代人的内在追求，更是那个特殊时代赋予那代人的特别馈赠。钱师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跟随钱仁康教授学习多年，杨燕迪的研究领域同样广泛，涉及西方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批评、歌剧研究及著作翻译，且均成绩显著。

十年前，杨燕迪开始担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图书馆、艺术实践和重点活动等工作。在学院领导的筹划及各部门的鼎力配合之下，上音近年来不断引进高水平音乐师资，已成为国内公认的最有活力的音乐学学科基地之一，并成功实现三级跳：从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升格为上海市重点学科，进而又升格为部级重点学科。

工作更忙碌了，但杨燕迪总要挤出时间来写作。他非常善于学院派著述，但又总是力图挣脱藩篱，希望自己的文字或思想通过讲座以及各种公共媒体传播到更大范围中去，以宣传和弘扬音乐中的人文内涵和精神价值。人们常常能在《文汇报》这样的公共媒体上见到他的文章，不长却字字珠玑，文笔优美，其中渗透的专业思想也在各种巧妙说理之下变得深入浅出。

“爱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一个升级的过程，从一开始朴素原始的爱，到最后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含量和文化含量的爱，情感的投入越来越多。”他开过一个讲座叫“音乐的鉴赏之道”，告诉大家如何听音乐，反响非常好。

“我认为听音乐的第一层次是音响感受，也就是感官性的享受和官能性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你不需要多少知识和经验储备，喜爱即可。第二层次我称之为情感认同，就是在音乐中听出表达的是什么情绪，是快乐的还是悲哀的，是热烈的甚至是悲剧性的等等，并进一步受到音乐情绪的感染。我把第三层次称为风格辨析，这就是带有风格感的聆听，其中就有历史文化的信息，你得听出风格的路数，得听出这音乐出自什么时期，表达的特点是什么，这就是比较高的要求了。到第四层次就是形式把握，尤其是大型器乐体裁，你得在音乐中听出比如说奏鸣曲式、变奏曲式等等，音乐是时间过程，具有一整套的形式讲究，如果不了解，就会在音乐进行中迷失方向。第五层次是价值判断，第六层次是内涵领悟，听者可以对音乐的高下好坏做出自己的决断，并能理解音乐中的思想意蕴和音乐对时代的反映，以及音乐中体现的对艺术和人生的独特认识，显然到这个阶段光听音乐已远远不够了，一定要靠大量的阅读来补充，使你的音响辨析力愈来愈敏锐，储备越来越丰富。但话又说回来，所有这六个层次并不是互相割裂，而是彼此协同的。” 杨燕迪热爱音乐，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更多人懂得欣赏音乐的美妙和其中的“门道”。

致力提升国人的音乐素养

在杨燕迪看来，音乐作为一门高尚的人文艺术，对社会、对人的精神教化和性格培育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和作用。

在当前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过程中，通过音乐来熏陶和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与品格素质，更具有急迫和切实的意义。对于如何推动，杨燕迪相信以小见大的力量。小小一张节目单，让他看出了国外音乐会生活的亮点，看到了国人音乐素养提升的空间。

“国外音乐会上的节目单，一册在手，上演曲目和作曲家的详尽介绍、分析和解读应有尽有，如遇声乐作品，准会提供歌词的原文和翻译。这些节目单的印制往往朴素大方，但文字内容扎实可靠，写作者常是术有专攻的专家学者或资深熟练的节目单撰写人。而如果是当代作品，还会干脆请来作曲家自己撰文，仔细交代创作的初衷、想法和用意，介绍作品诞生的背景和文脉，同时又告知观众如何以当代人的‘耳朵’领会作品最有意味的特征，并捕捉它的突出‘听点’。”杨燕迪对此赞赏不已，他推崇的是这种专业到位的节目单制作背后所存在的严肃的理念支撑：音乐应该以更为平民、更为巧妙的方式走入大众。相比之下，国内的节目单中曲（剧）目说明常常东拼西凑、失之简陋，很多时候故意是“无名氏”文案――无人享有这些文字的著作权，当然也就无须为它们负责。杨燕迪对此耿耿于怀：“没有文字解说的帮忙和支持，听懂了多少，理解了几分，普通观众仅凭听觉欲窥其堂奥，恐怕是苛求。 ”

杨燕迪应邀为相关重大音乐节演出撰写节目单，他查阅大量资料，反复锤炼文字，忙忙碌碌一个星期，交出薄薄一纸节目单后，稿酬也并不高。但是杨燕迪希望他的节目单能够真正让好音乐“入耳入心”，也希望能引起业界对节目单的重视，他看重的是示范的意义，“有时候忙得不可开交，很想推掉，但靠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以及胸中一点‘布道者’情怀，还是接了下来。”他笑着说，“我希望自己有责任地介入当代社会生活，愿尽绵薄之力，但求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