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英烈范鸿

与一起英勇就义的革命英烈范鸿，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主编《政治生活》周刊，组织领导北方革命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1927年4月被捕，28日，与等一起面对绞刑架，镇定自若，从容就义。

（一）

范鸿，1897年出生于湖北省鄂城县(今鄂州市葛店镇)一个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深受其胞兄范鸿吉和族兄范鸿江从事革命活动的影响，使少年范鸿直接受到了“帝制、建立民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熏陶。

范鸿初在家乡读私塾，1911年考入黄州一所“洋学堂”，1914年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中学部，1918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当时，北京大学校风较差，腐败陋习很深。师生中不少人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吃喝玩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学生中流行一种叫《消闲录》的日刊，系私人团体主办，专门鼓吹怎样过生活，宣扬最好的娱乐是听戏，捧名角。教师中也有人公开宣传混世主义，引导学生混文凭。针对这种情况，校长蔡元培倡导学生组织进步团体，于1917年亲自主持成立了进德学会。这个团体提倡生活简朴，号召会员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以收移风易俗之效。范鸿响应蔡元培校长的号召，入校后便主动申请参加进德学会，并发誓坚决遵守“本会基本三条约”。由于他注重修养，认真读书，深得同学的信任，通过民主选举，初任班长，继任英文系学生会负责人。

1918年11月，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北京各校放假三天。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搭起台子，举行讲演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北京各校男女生三万人。这是北京学界，也是中国学界空前盛大的集会。蔡元培亲自主持讲演大会，先后发表两次演说，指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也在北京各界于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的集会上发表演说。他把欧战的结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庶民的胜利”，“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范鸿聆听了蔡元培和的讲演，懂得了“劳工神圣”的基本道理，对十月革命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1919年5月1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日晚上，北大学生代表在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邀请北京各大专院校派学生代表参加。范鸿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之一。5月3日晚，他和北大的大部分学生参加了集会。会议由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主持，推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作记录，推许德菏起草宣言。大会最后决定次日上午在天安门前召开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举行大规模游行。会后，范鸿等爱国学生通宵达旦赶做旗帜，书写标语，草拟传单。

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手持小旗，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冲破军警阻拦，齐集天安门广场。北大学生代表登上一张方桌，宣读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然后，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范鸿参加了集会游行。

在的暴风雨中，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干事会内设总务、文书、交际、会计、庶务、纠察、讲演等股。范鸿负责总务股，主要任务是筹集活动经费。经过他的动员，许多学生踊跃捐款，很快筹资达数千元。与此同时，范鸿还积极参加了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当蔡元培校长“引咎辞职”时，范鸿又在教授指导下，投入挽留蔡校长的斗争。

1920年初，天津学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多人被捕。消息传到北大，范鸿等立即以学生会名义发出“万急通告”，并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决定以罢课、外出讲演来声援天津被捕学生。2月4日，当范鸿带领几十名学生在前门讲演时，反动军警驱赶、殴打学生。范鸿等当场被捕，是夜被押送到卫戍司令部。消息传出，蔡元培等北京大专院校校长联名呈文质问教育部，指责军队逾越常规。在群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反动军警才不得不全部释放被捕学生，范鸿亦重新获得了自由。

（二）

1920年3月，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在、陈独秀的支持下，在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的革命团体。

1921年11月17日，《北大日刊》公开登载了由邓中夏、罗章龙、黄日葵、范鸿等19人联名的《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启事》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欢迎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踊跃参加，并详细介绍了入会手续和办法。这一《启事》刊出后，报名者甚为踊跃，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会员便增至50余人。随后制订了新会章，并改选了干事会，黄绍谷、范鸿、李骏、王有德四人当选。干事会的主要任务是：1、搜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中外文各种版本图书。据统计，到1922年2月，已有西方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2、组织讨论会。会员分组活动，每星期六晚开一次会，探讨马克思学说的一些观点及其精神实质。如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等。3、召开讲演会。每月终开一次，邀请名人学者教授演讲。如在北大第二院礼堂给会员作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讲演。4、编译、印刷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据罗章龙多次回忆，他们将搜集到的德、英等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分头翻译，范鸿负责英文组，并兼该会图书经理；罗章龙是研究会的第一任书记，并负责德文版本的翻译。

在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的过程中，范鸿还先后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据罗章龙多次回忆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成员有：、、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人。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即尚德)、范鸿、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当时我们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我们与无政府的看法有根本的不同。”1920年11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被推为书记，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与此同时，在的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等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北京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参加会议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刘仁静、李实、罗汉、朱务善、黄日葵、李骏、杨人杞、范鸿、吴汝铭、王有德、高崇焕、周达文、刘、黄绍谷、郑振锋等约40人左右。当时他们都是北京各大专院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活动分子。会上，致开幕词，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高君宇当选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的党组织，亦是中国共产党的北京第一个支部。范鸿是这个支部中的活跃分子。他常和邓中夏、罗章龙等深入工人之中，宣传马列主义、办夜校，帮助工人提高文化水平和阶级觉悟，以推动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2年8月，范鸿和高君宇等根据中共组织的指示，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便同及其他社会团体和爱国人士结成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在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会上，高君宇、缪伯英、蔡和森、范鸿、刘仁静等八人被选为筹备员，负责起草章程、筹备成立大会等各项事务。接着，即以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的名义，在报上发表了《启事》，宣告“凡有志民权运动的兄弟姊妹都一律欢迎”。8月24日下午，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大学三院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400余人。范鸿参与和组织了这次大会，推动了北方民权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地中共组织的工作。

中共北京区委的组织有个由简到繁、其管辖范围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开始称北京区委，领导北京、唐山、石家庄等顺直地区的中共组织。据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称，全国有共产党员195人，其中北京20人。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记载：“京区方面现范、高亦甚努力”，“自韦青云为王正廷收买，造谣损坏范、高二同志在学生会的信用，并借以使学联分裂，此项工作吾人应急加入得力分子去整顿”。这段北京区委的报告内容，不仅反映了范鸿认真负责的工作，而且他在学生会中居于左翼势力，因而常受右翼学生干部的攻击、造谣中伤，亦说明他革命的坚定性。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记载：北京区委，3月8日改组，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张昆弟任工农部长，何孟雄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范鸿任会计。

1925年秋，中共北京区委改称中共北方区委，仍任书记，范鸿任宣传部部长，主编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这时区委领导的地区，除京、津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内蒙古和全国各条铁路。据1926年12月5日中央局报告称，北方区有共产党员2069人，北京有400余人，大部分是“三一八”以后加入的，多是知识分子，“北方区所辖地面太大，近已将东三省完全划除由中央直辖，以后西北亦可自成一区”。

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创刊于1924年4月27日。发刊词旗帜鲜明地公告：“本刊的使命，便是要领导全国国民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该周刊初创时赵世炎曾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罗亦农、高君宇、范鸿等，当范鸿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后，主编《政治生活》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身上。他用一鸿、鸿的笔名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文章。如1926年1月20日“纪念列宁专号”中，范鸿赞扬了列宁的丰功伟绩。他撰写的《不平等条约一览》一文，连载《政治生活》周刊10余期。

（三）

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范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成为重建北京特别市党部的积极分子。他认真从事老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竭力发展新党员，努力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2月，高君宇陪同孙中山到达北京。高君宇约范鸿、赵世炎共同筹划国民会议促成会，范鸿欣然同意，并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6年1月，中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56人，其中共产党员占100人左右。范鸿作为北京特别市的代表出会，并担任宣传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草案》关于国共合作条款时，提出，共产党应公布所有组织及其党员名单。范鸿和等一起，坚决反对。他旗帜鲜明地说：“共产党员负有两种革命的担子，一是国民革命，一是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只有问他是否实行国民革命，其他秘密组织和信仰不必问及，只要问在这种政策之下，是否应该合作?不必横生枝节”。针对一些朋友惧怕国民革命成功后，会国民政府、实行无产阶级的忧虑，范鸿笑着说：“早哩，早哩，中国的无产阶级……走罢，大家携着手前进。”会议期间，范鸿还担任海外党部代表发言的翻译。

1926年初，全国人民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斗争。中共北方区委团结左派，组织和领导了多次国民示威大会。1月初，范鸿发表了《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文。他首先指出，五卅惨案的起因，是由于日本人在上海、青岛对中国同胞的虐杀。接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奉系军阀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的罪行，文章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打倒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联合革命的武力以驱除恶魔！3月14日，北京举行了30万人参加的反日大会。17日，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18日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会后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请愿。率领赵世炎、陈乔年、范鸿等100余人，到国务院去见段祺瑞和贾德耀(国务总理)。守卫不许进去，并用刺刀刺伤多人，更加激起了群众的愤怒。

3月18日，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10余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帝示威大会。是大会主席之一。他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四”的热血，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请愿团。范鸿也是请愿团的领导人之一。当、范鸿等率领请愿团走到临时执政府东辕门时，突遭反动军警袭击，一时血流满地，死者47人，和范鸿等200余人受伤。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北洋军阀政府命令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范鸿等人。同志们曾劝、范鸿到南方工作，以便“逃出虎口”。但、范鸿不顾个人的安危，仍坚持继续在北方区委工作。

1926年3月底，和范鸿把国共两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秘密领导两党在北方的工作。由于敌特伪装工友打入内部，并诱使在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叛变，因此，很快摸清了、范鸿等人的情况。4月6日，刚刚当上安国军总司令的原奉系军阀头目，不顾国际公法、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旧俄兵营内，逮捕了、范鸿等革命志士和革命群众60余人。据1927年4月7日北京《晨报》报道：“昨日军警包围、搜查共产党大本营，逮捕中俄男女六十名，搜去手枪炸弹文件数车。、路友于、范鸿等被捕。”

范鸿入狱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坚不吐实，始终没有泄露共产党北方区委组织的秘密，而是慷慨陈词，极力宣传爱国无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有功的政治主张。反动派见一切手段都不能征服、范鸿等共产党人和左派，于是决定对他们下毒手。1927年4月28日，刽子手将、范鸿等21人一齐绞杀。

、范鸿等英勇就义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发表悼念文章，称赞、范鸿等21人是“最勇敢的战士”，将为中国人民“牢记不忘”。

（责编 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