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场域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摘要：我国大学始终面临场域内外行政权力的双重规训，自由、自治的大学理念尚未成熟，并未形成自治文化的历史传统。受权力本位的文化、制度和认知心理惯习的影响，大学场域的权力格局长期处于“强行政、弱学术”的畸形状态，学术本位的原初权力结构遭受强制与倒置。鉴于此，为实现权力与权利的统一，切实保障学术权利，权力对抗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亟待改变，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关键词：大学；场域；冲突；权力；权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029-05

收稿日期：2013-04-14

作者简介：孙俊三（1953-），男，湖北建始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与高等教育学研究。

中国现代大学是仿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然而自由、自治的大学理念还尚未成熟，没有形成自治文化的历史传统，自始至今面临着行政权力的规训。这种规训既源于政府膨胀的、指令式的政治权力，也来自大学内部行政权力的恣意僭越。后发外生的我国大学在“官本位”主导的社会语境中缺少办学自和学术自由权，场域内的权力格局长期处于畸形状态，学术本位的原初权力结构遭受强制与倒置，从而导致了大学场域变迁原动力的衰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国大学场域中的学术权力与其说是一种实然的“事实”描述，毋宁说是对学术权利应然的“价值”诉求。权力冲突是场域变迁的动力原则，但失去引导和控制的冲突将阻遏目标的达成。换言之，冲突的目的在于确定性秩序的形塑而非失序和混乱。就大学场域而言，学术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本身并非目的，权力来源于权利，是个体权利让渡、集中的结果，评判大学场域权力正当性的标准，在于是否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学术权利。理论上讲，实现权力与权利的统一、维护学术权利存在两种方式，即“以权力抗衡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前者遵循政治的逻辑，后者则符合教育的逻辑。大学应力避权力主体之间的对抗，须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

一、权力源于权利：权利之于权力的优先性

权力与权利是共在的矛盾范畴，二者在人与人组成的社会网络中产生。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无所谓权利，也无所谓权力，“在自然状态下不参加社会生活而有自然权利之说，乃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没有作为社会成员关于公共利益的意识就不能有权利。”[1]（p92）换言之，权利与权力作为关系范畴，存在于社会生活秩序中，公民社会中的权利-权力关系就是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理解权利-权力关系提供了线索。一般而言，社会契约论者总是从权利的设立与保护开始言说，他们承认一个公理，即“‘权利’（rights）不等于‘权力’（power），只有权利才是公民政治的真正基础。”[2]

《社会契约论》开篇便澄清了权力与权利的本质区别。卢梭认为人的权利是内在的存在，并非随外部力量消长的变量，而权力的存在则是一种状态性存在，属于可变量。在卢梭看来，权利不能由外在“强力”产生，“强力”是一种物理力量，其作用无法产生任何道德，人民屈从强力只不过是一种不得已的、明智的行为而已，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选择。“强力”形成的权利不具稳定性，其结果会随“强力”主体的更迭而改变，“强力”只能造就最初的奴隶。因而卢梭提出了这样的假设：“既然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既然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于是便只剩下来约定才可以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3]（p10）可以说，对“强力”正当性的消解是所有契约论者的共识，“强力”并非起源于契约，也无法订立任何契约，“它只是战争状态的继续……所以，一经订立契约，奴役就立刻终止。”[4]（p106）换言之，契约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只有当“强力”退场时权利才能得以显现。

卢梭曾经假设过一种理念状态，即自然状态，在此种境域中，人类的生存遭受种种威胁，仅凭一己之力已经无法克服阻力，原初的生存方式面临倾覆的厄运。当此时，人们需要联合起来以保护弱者不受欺凌，并约束那些“有野心”的人。最初的联合刺激了权利观念的产生，人们的体力与智力尽管并不平等，但相互承认与彼此尊重成为了生活的需要，为此甚至“必须抽掉人类本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他们以他们本身以外的、而且非靠别人帮助便无法运用的力量。这些天然的力量消灭得越多，则所获得的力量也就越大、越持久，制度也就越巩固、越完美。”[3]（p51）那么，这种联合如何实现呢？在卢梭看来，那就是个体将自身权利全部让渡给整个集体。质言之，个体权利的集中导致了公共权力的产生，通过联合与让渡，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更高级的权利——共同体权力。权利与权力的内在勾连暗示权利包涵权力的意味，在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之间，权利可以是积极能动的，“权利创制法律，并通过法律制约权力，在某些情况下权利甚至可以超越法律，主动地、直接地作用于政府权力。”[5]

基于卢梭的契约论假说，有学者作出这样的推论：“权利先于权力而存在，权利中蕴含着权力因素；共同体权力产生于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或者是更高级的权利；这种权力根源于社会个体的权利，但并不是权利的上位概念，也不是与权利对立的概念。”[5]权力的效力与正当性来源于权利，社会契约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寻觅出一种联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3]（p19）契约订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共同体权力，保护人生而自由的权利，“把一个国家里的平等和不平等的最接近自然法则并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加以适当的调和，从而既维护公共秩序又能保障个人幸福。”[6]（p50）因此，公共权力的基本职责就在于尊重个体主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与归宿，维护并增进人民的权利。

二、影响而非控制：“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逻辑理据

从国家“元场域”与大学场域关系的视角来看，我国大学学术权力受到双重行政权力的规制，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力量对比失衡，“行政化”现象明显，其实质是将“大学作为组织内部的行政权力演绎为政府行政权力链末端，享受并行使着部分教育行政管理职权。”[7]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唯功利化的要求，使大学无所适从，削弱了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自治理念，使大学失去了原初的、自由的学术权利。

近年来，学术权力备受重视的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膨胀挤压了学术权力的生存空间，强化学术权力迎合了人们遏制行政权力的需要。然而遗憾的是，单纯强调学术权力仍未改变学术组织或人员在大学场域内的弱势地位。原因就在于，强外部控制-弱族群记忆的场域权力格局决定了我国大学缺少自由的学术生态环境，苛求大学绝对自治、以学术权力抗衡行政权力，缺少历史与现实的可能性，也排斥了大学作为公共教育机构所担负的社会责任。相比“以权力抗衡权力”，权力的权利转向则同时兼顾了行政与学术权力的制约问题。权力间的抗衡将导致学术资源的无谓消耗，对于“学术本位”的学术权力与“官本位”的行政权力而言，大学场域内的客观位序支配了其主观态度，而不同的文化惯习又强化了这种主观态度。学术文化与行政文化的性质不同，影响殊异。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及时疏导，大学场域的两类不同行动者将产生敌对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对学术和行政工作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学校事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利益主体齐心协力，协调彼此间的关系，积极化解各种冲突，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激化矛盾。

就行政与学术权力的本质而言，“以权力抗衡权力”缺少逻辑理据。行政权力的核心概念是“控制”，其要义是力量和能力，权力作为支配力量要求客体绝对服从，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8]行政权力遵循政治逻辑，强调关系中的强制性，即权力是线性的和单向度的。权力一方拥有绝对的强制力，而另一方则绝对被动，其命运完全受制于权力的发出者。学术权力的核心概念是“影响”，其涵义是权威与魅力。影响具有交互性、对等性、细微性而少强制性，它符合教育的逻辑，因为教育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教师最大的成功就是能够影响别人的大脑和心灵。”[9]大学教师凭借基于专业知识的魅力权威进行价值导向，潜移默化地诱使他人改变思想和行动，从而接受并认同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中他人始终拥有“为与不为”的自由。可见，以“影响”为本质的学术权力不能、也难以与“控制”为核心的行政权力相抗衡，原因就在于遵循的逻辑理据不同。

“以权利制约权力”符合教育的逻辑，相对权力而言，权利具有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主要表现为：首先，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如前所述，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主张，人与人组成的社会中，权利的存在不仅先于权力，而且是共同体权力的来源，是社会个体在契约缔结的过程中让渡权利形成的。大学场域中包括行政、学术权力在内的所有权力形式均属于共同体权力，学术权利则是与之相对应的个体权利，行政与学术权力为学术权利服务，受到学术权利的监督并为其存在。诚如张楚廷先生指出的：“大学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学术权利，大学的行政权力来源于学生权利和学术权利”[10]（p168），大学场域中的一切权力形式皆因学术权利而生。其次，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权力通过协调冲突从而保障权利，学术权力的运行方式表现为学者个人或集体的统治，“在自觉的义务履行的基础上进行权利交换，但这种‘自觉’是脆弱的，当‘我’的权利与‘你’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请求’本身就发生了冲突。”[11]这就需要仲裁者的权力介入与积极作为，以正义精神为学术权利创造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条件，学术权利的保护需要行政与学术权力共同的、积极的运用。

从社会发展的现状来看，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权利本位是必然的选择，而权力本位则是应予以摒弃的。对于受“官本位”思想惯习影响颇深、只重义务而少权利的我国而言，权力的权利转向意义在于发现“人”并尊重“人”，这不啻为一种理性的启蒙。这种理性启蒙与大学的精神本质、追求与坚守息息相关。西方大学的社会启蒙是在千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完成的，对高深知识的执着追求、对公权力膨胀的抵御、对价值失序的批判、对苦难生活的关切，这些带有超越感的宏大叙事画面在大学的理念与社会实践中缓慢地呈现。学术是大学的本质，是大学与社会的边界，应当让当局与公众明白，权力对大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在大学独立人格面前必须将权力关进或劝进制度的“笼子”。只有如此，才能让学者充分享有学术权利，真正成为学术的主人。

三、保障学术权利：权力冲突权利转向的实质

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利需要权力的保障。大学场域中权力的权利转向实质是协调权力关系、保护学术权利的问题。大学或者学院并非纯粹的学者团体，“正如高深学问的发展需要专门化一样，在学院或大学的日常事务方面也需要职能的专门化。事务工作和学术工作必须区别开，因为每一方面都有它自己的一套专门的知识体系”[12]（P37），布鲁贝克的此番观点为行政权力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大学并非悬于社会之上的空中楼阁，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不断获得社会的支持，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现代大学不独是“学者的天下”，而是由多元利益主体组成的。行政权力的合理性在于促进大学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通过科层管理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若言个性化、创造性的学术研究是对真理与知识的无私探索，行政管理关注的则是公共责任和可预见的结果。它维护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中性化的官僚制行政管理更有助于大学张扬其普适价值，而非专业价值、个人价值。”[13]事实上，行政权力在维系场域权力格局、协调权力关系以及保障学术权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有其自身的组织目标、结构和规范，大学的组织性质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流变。中世纪大学内部活动简单，大学事务主要由教师和学生处理，并没有分化出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随着大学走出“象牙塔”并日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内部事务变得日益繁复，客观上需要专门的行政机构和人员处理学校的日常事务。由此可见，原初的“大学行政权力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大学本身演绎出来的……大学行政权力也来源于学术”[10]（p167），这意味着行政权力必须以学术为本位。大学的组织性质集中表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organized anarchy）状态。“无政府”状态反映了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学者与学者社团拥有学术权力，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其基本价值取向是平等与自由，给外界一种散漫芜杂的印象。事实上，这种“无政府”状态是“有组织的”，大学组织目标的实现需要借助行政力量订立的制度规范，其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和约束，行政力量有助于实现组织目标，提高组织运行效率。当然，提高大学组织的运行效率，必须顾及大学的松散连接特性，强行推行整齐划一的目标和政策，将会损害大学的自，达成的不过是虚假的统一。

大学场域同时存在行政的与学术的两类行动主体，在考察场域权力格局时宜将二者分开，但实质上它们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学者社团与科层体系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大学的许多决策既不是由个别学者单独作出的，也不是由科层管理者独自制定的，而是不同专业知识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结果。事实上，大学场域存在学者与行政人员协同工作的机制，一部分原因在于“学术社团形式化的（formalised）工作是由非学术的行政人员提供的”；另一部分原因是“有越来越多的高级学者成为行政管理人员。”[14]学者担任行政职务的现象即通常所说的“双肩挑”，“没有任何一所学院和大学是纯粹的学者团体，这个团体中既有教授也有校长和院长，后者是从前者中抽调出来的”[12]（p37）。学者们进入管理系统，有助于学术社团的决策从学校当局获得权威、资源与合法性，有利于将决策付诸实施。

大学场域内的权力形态各自依附于不同的资本，行政权力依附于政治资本，而学术权力则倚靠文化资本。学者进入管理系统、担任行政职务，实质是一种寻求政治资本的努力，借助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意在扩大和提高自己的影响力。这种以退为进、以妥协方式获得自我发展的权力策略，目的在于“通过行政权力来提高学术话语权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以期使大学按学术的轨道前行。”[13]在学术自由缺失的生存境域中，妥协的权力策略不啻为保护学术权利的捷径。然而无形中，这种“绥靖行为”的确戕害了大学的独立性。学者因受制于官僚权力而向其献媚，与权力勾结极易形成“学术腐败”、“权力腐败”的恶果，因为“知识一套上追求权力这个重轭，它就失去了其本质特征，必然变为辅的了。将知识套在权力的战车上，也就了它。”[15]当学术研究浸淫了权力因素，沾染上浓烈的官僚味道，便出现了“官大学问大”的现象，学术世界蜕变为争权夺利的名利场，学术面临着异化危机，大学也失去了对知识与真理的敬畏感以及自由探索的动力。因此，大学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保障和提高教师地位，加强基层学术权利，而不是去争夺权力地位。“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亟待改变。

综上所述，大学场域的权力格局无法定于一尊，只有二者整合、协同发挥作用，才能促进大学的发展。“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利益是共同的而不是对立的，两者都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应该像同事一样分享权力。”[12]（p40）大学场域的权力形态可以实现互补，其协调互补的基础是共同遵循大学知识生产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大学必须适应社会、满足与外界互动的需要，彰显其外在价值。可以推断，权力冲突的权利转向既是大学场域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学术权利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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