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生态和谐中的意义

［摘 要］ 中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西方文化是一种体现了剑的刚强进击的男性文化，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圣杯意蕴的母性文化。西方文化对环境造成了破坏，需要母性文化来修复之，因此在构建未来的生态和谐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承载着巨大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生态和谐

一、圣杯与剑的隐喻

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学者理安・艾勒斯提出圣杯与剑的隐喻，以此来说明男性统治女性的社会关系模式是当代所有世界性难题的根源。［1］对理安・艾勒斯的这种隐喻，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作进一步的引申与剖析。圣杯是有容内敛的女性象征，而剑则是外显进击的男性象征。两者的意义形成各自的整体意识：母性文化与父性文化。此二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之二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各有千秋。

从历史的纵向看，中西文化都经历了两个相同的文化阶段：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但在这种文化演变过程中，中西方差异极大，从而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及其在构建新的人类秩序中的不同作用。这种在历史纵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西文化差异，赋予二者截然不同的禀赋，圣杯与剑，是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的象征，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象征。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是一种剑的文化，具有男性的刚强勇毅及其易生的片面。

母系氏族文化与农业文明具有亲密的关系。西方文化在其早期阶段也曾打上了农业文明的烙印。“在农业稳定发展一两千年中，对富饶的河谷地区日益高效的开发不断的改善了那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人们种植小麦、大麦、豌豆、菠菜和其他豆科植物，饲养了除了马之外的现在在巴尔干半岛的各种家畜。”［2］这是地中海上的克利特岛上的农业文明状况，一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文化。他们信奉女神，将女神的圣杯（子宫）视作万物的源泉。理安・艾勒斯对此评价说：“而且在克利特的神话形象――作为宇宙母亲的女神、人类、动物、植物、水和作为女神在大地上体现的天空中，我们发现了对我们和自然同一性的重视，这是一个今天同样重新提出的以保持生态平衡为先决条件的主题。”［1］P50古老的克利特文明，成了男人与女人，人与自然和谐的象征，一种母性圣杯文化的典型。

公元前4300年到3000年，说印欧语或雅利安语的游牧部落“库尔甘人”三次入侵克利特，破坏了那里的原生母系农业文明而代之以剑的父系文化。这种转变成了一个历史转机，构建了西方剑的父系文化原型。

印欧人的入侵，改变了地中海北岸欧洲的农业文明的秩序，也可说是一种大的文化融合。在这次融合中，使游牧的“活”文化占了上峰，西方文化从此有了一种主客对立的二元危机意识。这种原型，成了古希腊文化的基因，而古希腊文化又成了西方文化的基础。

西方的这种开放的动的危机的文化意识，使他们将主客官区分开来这着成为西方理性特别是科学发达的前提。前苏格拉底属人理性是对这种二元的文化体系的演绎。但在这种演绎过程中，二者始终将人独立出来，而不是将之放在“天人合一”的模式中。这种二元对立的文化模式，首先表现在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之中。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如泰勒斯、巴曼尼德、阿拉克萨戈拉、阿拉克萨美尼、德谟克利特等都对宇宙作了深入的观察与思考，构建了不同的宇宙论，但他们几乎都没有将“人”纳入到这种框架中去，仿佛人与物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亚里斯多德在前人自然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目的论”。他认为自然是人的奴仆，是“为人”而存在的。植物生长就是为了让动物吃，动物是为了让人吃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剑文化，虽然蕴涵着理性的因子，但也实属畸形。这为以后的文艺复兴的变态埋下了伏笔。

中世纪的神学目的论，也是将自然置于底层。上帝创造自然是为了养活人类，人类是上帝在地球上的使者，他们被创造就是为了替上帝统治大自然。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对理性与自由的呼唤与回归，人发现了自己的尊严、价值，也唤醒了沉睡的亚里斯多德式的为人的狂妄，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人是多么的伟大啊，宇宙精华，万物之灵！上帝开始颤栗了。这一时期所建立的整套理性主义意义体系几乎都打上了人之野性的烙印，这一点在科技领域体现的尤烈，从而为人类生态失衡种下了孽种。

这一畸形理性观，将人纳入世界的中心地位，包括科学在内的理性成为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笛卡尔明确提出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强化了人、物分离的功能；康德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理性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这种放纵人性的欲望，使西方的文明观成为畸形的，为科学技术对生态的破坏提供了基础。“造成我们今天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科学上的进步。这些进步基本上于本世纪初已获得。它们以一种传统机械论的方式归纳展示宇宙，并赋予人类一种驾驭大自然的能力。”［3］

与西方相比，中国文化则呈现了一种母性的特征，即是一种圣杯型的文化。中国这种文化的母性特征是基于中国农业文明社会渊源的，而且这种农业文明在历史发展中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所以使这种母性的文化得以孕育、发展、成熟。

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中国农业文明就很发达了。农业的稳定、有序及对生育的阐释，使中国的母系氏族时期的圣杯文化具有深刻的和谐内涵。而这种和谐思想是建立在对阴阳的二元对立统一基础上的。因此，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型。伏羲画八卦，神农（炎帝）作《连山易》，黄帝作《归藏易》，等都典型的体现了这种文化特征。周代的《周易》乃承其绪而行，是对上古母系氏族文化的总结同时为东周的文化分裂提供了胚胎。

东周的文化分裂中，道与儒是体现了《周易》文化精神的显学。就母性而言，道家是当之无愧的。如果说《周易》是对前代母性文化的总结，那么道家学派则是这种总结的总结，甚至可以说它的文化触角是直抵上古母系氏族文化的深处。“首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4］“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5］“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6］“道生之，德蓄之。”［7］“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8］……可以说整个老子哲学就是关于“生”的哲学，一种典型的母性崇拜。

在演绎“生”的意义时，道家将人纳入到大的宇宙中定位，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固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道家的“至德之世”的理想便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和谐理想。

儒家虽重人伦，但人伦基于天伦。主宰其产生、发展、演变的理论基调亦为“天人合一”。《系辞传・系辞下》曰：“易之为书也，广大番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可见儒家是将人纳入到宇宙中来定位思考的。这一点在西汉初年的董子及宋明理学中表现尤盛。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生态和谐中的意义

近代以来地球生态惨遭破坏，其主要责任者在西方文化。其理性体系中的科学理性由于不当的文明价值引导而充当了环境的杀手。而中国的农业文明对环境的破坏是甚微的。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了世界总人口的20%，而温室气体排放却占了全球总排放的75%，而且这种排放已延续了100多年之久，致使他们对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贡献”达88%。［10］

痛定思痛，将环境问题归结于科技之后，还须从更深的层面来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正如［美］利奥・马克斯说：“尽管科学家和技术员的工作对于解决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难题自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它们是典型的社会问题，其根植于文化倾向的长期的稳定的发祥地点。因此，如果我们不对它们的特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对它们的社会、文化、行为起源的恰当理解以及用于解决它们的制度结构结合起来，那么，环境问题的解决注定是很难的。”［10］

自产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的带领下，西方率先进入了所谓的现代，紧随着包括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出现。近年来的后现代思潮正是对此诸多“现代问题”的回应。债有主，冤有头，一切危机其实质都是信仰的危机，文化的危机。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此这种新生的稳定体系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不复存在了，如此局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由于既无过去又无将来，我们正面临着一团空白。”［11］

西方文化就生态危机而言，是因为其二元对立的模式所致，此模式使科技成为彰显人类欲望之剑，成为破坏生态的罪魁祸首。当他们把人放在自然之外时同时也是将人放在其敌对面，故当人有能力征服自然时，“人类中心主义”开始膨胀。人类中心主义将人放在世界之首，自然成为人的手段，科技充当突显这种手段的工具，而科技本身是把双刃剑，其意义是人赋予的，其价值是不确定的。近代以来的科技价值内涵具有巨大的缺陷。

面对全球的生态恐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有必要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世界观，从而建立物我平等的“天人合一”的一元生态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以道家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这种观念变革中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点，也为大量的西方学者所认同。

参考文献：

［1］理安・艾勒斯著，陈志民译.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2］M・吉姆巴斯塔.古代欧洲的女神和男神，公元前7000――3500年［M］.学林出版社，199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计划［C］，1990.

［4］《老子》，四十二章.

［5］《老子》，二十七章.

［6］《老子》，二章.

［7］《老子》，五十一章.

［8］《老子》，四十章.

［9］《老子》，二十五章.

［10］肖显静.环境与社会――人文视野中的环境问题［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6.

［1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