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魂牵梦绕的老家

对一棵老槐树的记忆

树是一棵槐树，站在村子中央。树后是一块空地，有几间仓库，还有一个香油坊。树前紧邻一条土路，横跨半个村庄，村里人来来往往，从树下走过。树就站在路边，摇头晃脑，乐呵呵地与人们打着招呼，迎来送往。

树很大，一个人刚好搂住，几根枝桠大腿一般粗细，向四边伸去。叶子椭圆，拇指般大小，密密实实的，泛着绿光。夏天，遮一大片树荫，村里人纳凉，就在树荫下。生产队开会，也在树荫下。吃饭时，树下就成了饭场。村里人离不开大树，不到大树下扭扭，缺了魂似的。人们对大树有感情，村里人记不住死去的人，却能记住大树，大树死去很多年，很多人都能记得。

记得最清的，是大树上挂着一口钟，铁铸的，几十斤重。一根长绳，系着大钟内的一根铁棒，生产队上工、开会，队长拉着绳子，钟就“当当”响。响过之后，队长就扯开嗓子喊：“吃罢饭到大树下开会啦！”“上南湾割麦啦！”人们听到队长扯嗓子，就会走到大树下，好像不是队长喊人，是大树喊人。

树上还有鸟，这也记得很清楚。有喜鹊、麻雀，在树上搭窝。人们吃饭、乘凉时，冷不防就有鸟屎落下来，不是落在人头上，就是掉在饭碗里。被鸟屎打着的人，很生气，就骂：“鸟，可恶！”骂罢，该说话还说话，该吃饭就吃饭。如果有一段时间，没有鸟屎落下来，人们就会说：“鸟呢？鸟去哪里了？”

别说是人，就是畜生，也喜欢到大树下转悠。有一次，我看见一头猪，从泥塘里打滚回来，走到大树下，可能是身上痒，用身体在大树上“刺啦刺啦”地蹭起来，大树身上立马就糊满了污秽的臭泥。还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狗，从老远的地方跑过来，抬起一条腿，靠在大树上，对着大树撒了一泡狗尿。大树很开心，呵呵地笑，笑得树上的叶子摇摇晃晃。

我小时候贪玩，经常到大槐树下玩，与我一起玩的叫张波。张波耳朵聋，是中耳炎病坏了耳朵，我叫他“老聋子。”张波听话，叫他干啥就干啥。喊一声“老聋子，”他歪歪头说：“喊我哩？”我说：“刘老二骂你，去把他家的烟洞堵上。”张波不管刘老二骂没骂他，就把刘老二家的烟囱堵上了。刘家做饭时烟囱不出烟，把做饭的人熏得咳嗽喷嚏流眼泪。

没什么玩了，我们就用小刀刮树皮，刮到树皮发白，用铅笔在树皮上写字骂人，跟谁打架吃亏了，就写上谁的名字骂。玩腻了，我们爬到树上，往树下撒尿，看谁尿得远。有一次不小心，把尿撒到仓库保管员程长民的头上。程长民是好人，笑笑，没理我们。我们刮树，程长民就变脸了，他拧着我们的耳朵说：“谁让你们刮树？以后还刮不刮树了？”我们都说：“不刮了，不刮了。”程长民才放了我们。

树不是程长民家的，可他不让我们刮树。我们很生气，就想歪门，整程长民。我们打不过他，也不敢打，程长民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红管家。没办法，晚上程长民睡觉后，我们就往他家的门上抹粪便。程长民长得干瘦，瘦得脸上塌了两个坑。我们还给他起了个外号：“程猴子”，把程长民气得直翻白眼。

程长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棵树。他家就在大槐树西边，离大树十几米远，吃饭、乘凉都在大树下。他是仓库保管员，仓库就在大树后边，他一个人过日子，就住在仓库里，夏天仓库里热，就睡在大树下，与大槐树有着很深的感情。程长民死后，大树还落了眼泪。出殡那天，走到大树下，一阵风过，大槐树哗地落了很多水珠。人们说：“大槐树和程长民有感情，为他落泪。”其实，大树落下的水珠，是早上的露水。

村里人赵老三说：“大槐树为啥落泪？程长民救过大槐树的命。”是有这么回事，村里人也知道。五八年大炼钢铁，许多树都被砍了，用来炼钢。砍大槐树时，程长民拦住了。程长民说：“把大树砍了，钟往哪里挂？没有钟，怎么上工，怎么开会？”树最终没有被砍。赵老三说：“树也知道感恩，树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感情，有感情就会感恩！”

赵老三是村里的文化人，说出的话就是不一般。赵老三说这话时，我刚上初中，我听后，很不以为然：树是植物，没有脑子，怎么知道感恩呢？赵老三又说：“植物和动物一样，都有生命，就说狗吧，狗也知道感恩，你给它一块红薯，它对你摇摇尾巴，这就是感恩。”说狗知道感恩，我相信。说树会感恩，我不相信。狗有脑子，树有吗？

三十年后，我才明白，树是会感恩的。你给它施肥、浇水，它就一天比一天长得粗长得高。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感恩。

赵老三是大槐树下的常客，有事没事到树下溜溜，说些奇闻轶事，显摆自己有文化。大家都烦他，又都离不开他。他读书多，知道的事情多，天文地理，民间传闻，他都知道。反正没有人比他更有文化，他说啥就是啥。比如民间传闻：摔死在内蒙古温都尔汗后，外国记者采访总理，是用什么武器把飞机打下来的。幽默地说，是用竹竿捣下来的。赵老三总是第一个知道，然后再到树下卖弄。大家听了，就哈哈笑。

有一次赵老三讲的故事，说两把菜刀闹革命。史钢蛋不服气，说：“你说是两把菜刀，我咋听说是三把菜刀闹革命？”赵老三说：“你说三把菜刀，两只手怎么拿三把菜刀？”史钢蛋说：“那一把在腰里别着呢！”赵老三说：“浅薄，我不跟你理论。”人们都知道史钢蛋在气赵老三，都不说话，捂着嘴吃吃地笑。

我有些时候就感到奇怪，多少年前的事，我怎么就记得，还那么清晰。其实，不是我记得，是树记得，没有那棵树，我又能记得什么？是的，树能记得很多事，那些早已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因为树，都清晰起来。

赵老三斗不过史钢蛋，是因为赵老三知道，史钢蛋没啥文化，但油嘴滑舌，是那种能把“死蛤蟆挤出尿，白豆腐说出血”的人。史钢蛋这人，在村子里还是有人缘的，给谁都能说着话。他喜欢“叨筐”（开玩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荤的素的，都能拿出来，是村子里的活宝。

好像是七八年吧，村子里苏油匠的妈死了，史钢蛋去帮忙料理后事。史钢蛋与苏油匠关系好，相当于朋友关系。他俩的朋友，是“叨筐”叨出来的。史钢蛋有事没事到香油坊，与苏油匠“叨筐”。时间长了，俩人就成了好朋友。虽说是好朋友，但俩人还是经常“叨筐”。苏油匠的妈出殡的那天，苏油匠是长子，按风俗得给老母亲背招魂幡。背招魂幡的人，出殡时，需要两个人搀扶。因为是朋友，史钢蛋就成了搀扶苏油匠的人。

按当地的规矩，出殡时，每走百十米，就要停下来。一是让抬棺材的人歇息歇息；二是让孝子贤孙们跪下哭丧。苏油匠的家距大槐树也就百十米，到大槐树下，送葬的队伍就停了下来。苏油匠是大孝子，第一个哭。苏油匠哭：“我的妈呀。”刚喊一声，史钢蛋就用手在苏油匠的上捣一下。苏油匠知道是史钢蛋干的事，就哭着骂：“你浪摆啥哩！”

两声连起来就成了：“我―的―妈―呀，你―浪―摆―啥―哩！”正在哭丧的人一听，就停了下来，顿时静场。史钢蛋拧了苏油匠一把说：“快哭呀，出洋相了。”苏油匠就又哭：“我的妈呀。”史钢蛋就又在苏油匠的上捣了一下，苏油匠就又骂：“不浪吧，浪啥哩！”于是，连起来就成了：“我―的―妈―呀，不―浪―吧，浪―啥―哩！”

苏油匠的香油坊就在大槐树左边，紧邻着仓库，原来是生产队里的牛棚，后来盖了新牛棚，就废弃了。苏油匠开铺子，生产队就把这两间房子给苏油匠使用。史钢蛋常去油坊找苏油匠“叨筐”；赵老三喜欢到大槐树下卖弄，两人经常碰面。史钢蛋与苏油匠送葬路上“叨筐”的事，经赵老三一宣讲，就成了我们村里的经典笑话，被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赵老三正在讲史钢蛋与苏油匠“叨筐”的事，史钢蛋去油坊，赶巧碰上，史钢蛋乜斜一眼赵老三，没搭理他，径直进了油坊。从油坊出来时，史钢蛋看见赵老三两嘴白沫，正说得起劲。史钢蛋凑上去，赵老三就不说了。史钢蛋说：“咋不说啦？你不说，我说一个。说一个人早上去赶集，出门碰见一个扁嘴（鸭子）在粪坑里呱嗒泥；赶集回来了，那个扁嘴还在粪坑里呱嗒泥。赶集的是个文化人，就做了一首诗：‘清晨起来去赶集，碰见个扁嘴呱嗒泥。晌午赶集走回来，那个扁嘴还在呱嗒泥，呱嗒呱嗒呱嗒泥，磨得两嘴没有皮。’”

苏油匠听见，从香油坊里出来，接着说：“错了错了，是‘啃了两嘴臭粪泥。’”史钢蛋说：“是啊！在粪坑里呱嗒，能不喷粪吗？”赵老三知道是在骂他，也不敢接腔，脸红红的，没趣地走了。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79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到户，大集体解体，生产队里的财产，也随着分到了户。生产队里的仓库，作价卖给了苏铁匠，大槐树也与仓库一起归了苏油匠。大槐树归苏油匠的第一年，突然就开满了槐花，大家都很奇怪，大槐树老了，很多年都没开花，就是开花，也是稀稀拉拉的几串。现在一下子开了这么多花，开得热热闹闹，大家都感到惊奇。

有人说：开花就要结籽，结籽就意味着生。有生就有死。大槐树突然开花，不是什么好兆头，是祸是福，还说不清楚呢！村里人心里惴惴不安，密密麻麻的槐花，没有人采摘。放到往年，这么多的槐花，早就采光了。

赵老三不管这些，他喜欢吃槐花，就上树采了一些槐花蒸吃。采槐花时，看到一根树枝做铁锨把合适，就顺手砍了下来。大槐树开罢花没多久，苏油匠觉得大树长在路边碍事，就把树砍倒，用槐树做了一辆架子车。

这一年，村里死了两个人。一个是苏油匠，他是用架子车往地里送粪时，下一个陡坡，没抱稳车把，被架子车冲倒，挤压而死。一个是赵老三，得了肝病，脸黄得像张黄表纸，肚子胀得像个孕妇，很快就死掉了。有人说：“他俩是大槐树拉去陪葬的，为啥？都说，他们砍了大槐树。”

大槐树死了，村子里还有很多槐树，可我离开家乡多年，都没有什么印象。后来的树，可能还会发生很多故事，也会记着很多事。可是，谁会像我一样，去记录那些挣不来钱的文字呢？村子里的人，都在忙着挣钱。不挣钱的人，正在家里打麻将、，看看电视，喝喝闲酒，日子过得滋腻着呢？

山坡上长满落花生

夏天回到家乡，走在山野里，满眼都是绿。我喜欢绿色，这样的色彩，充满着生命的活力。

家乡山野里的绿，不是树和灌木，也不是玉米小麦，是花生，在我们家乡，也叫落花生。在山坡上大面积种植落花生，这在山区是不多见的。落花生一般都种在肥沃的耕地里，很少种在山坡上，就是种在山坡上，面积也很少。我们家乡原来也是种在耕地里的，十多年前，县里搞开荒造地，把山坡上的树都砍掉，造出了一层层的梯田。梯田看上去十分壮观，像一幅画，看着很美。很美的梯田，上过报纸，电视上也露过脸，风光过一阵，也有人因此升了官。

开出的梯田，乡亲们也种过麦子、玉米、芝麻，但种啥不长啥。山坡太高，没有水可以浇灌，不耐旱的农作物，种上去遇见旱天，很快就枯萎了，种一季庄稼，连种子都收不回来。没有办法，山坡上改种落花生，虽说产量低，但不会颗粒无收。于是，老家的山坡上，到处都是落花生。我老家因此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花生之乡。

山坡上的落花生，一片连着一片，远远看去，蔚为壮观。那绿，绿得耀眼，刚出土的花生苗，绿中带着黄，走近看鲜艳欲滴。成熟时的花生，绿得凝重，那种绿，带着一种世事的沧桑，有着一种独特的沧桑美。最美的是落花生开花时节，一望无际的绿色中，黄色的花，一朵一朵又一朵，在叶片中探出头，张开笑脸。走在山坡上，绿色丛中，那黄色的花，在风中若隐若现，像一群穿着黄裙子的俏皮的小丫头，在和你玩捉迷藏。

我就喜欢在春夏之际回到家乡。我喜欢在家乡的山坡上溜达，看那满眼的绿色。我在一片连着一片的绿色中，寻找那些俏皮的小丫头。那样的情景，那种愉悦的心情，那种返老还童的心态，是城市里找不到的。城市里只有拥挤的人流，嘈杂的人声，刺耳的喇叭声和机器的轰鸣声。

满山的落花生，取代了茂密的松树林，对我来说，是一种遗憾。我常常在山坡上，在满眼的落花生丛中，竭力寻找那些消失的松树林。尽管那些林子早已不复存在，但我依然回忆着，我站的地方，是不是有一棵松树。我甚至能回忆起棵松树的摸样，一棵挺直的松树，那棵松树旁，还有一颗弯腰的老松树。我记起我曾在那棵弯腰的松树上，摘过松球。我童年时的快乐时光，大都是在松树林里度过的，可是，那些松树都被砍掉了，同时被砍去的，还有我童年的梦。

我有时候也会想，松树没有了，不是还有满山坡的落花生吗？是的，花生也不错，作为经济作物，现在的花生，每斤可以买到4-5元，一亩地产300斤花生果，可以收入1200元以上。比起那换不来一分钱的松树，农民不管怎么算，都是十分划算的事。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富了，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那时山坡上没有种植花生，山坡上长满了松树，落花生只能种在耕地里，一家一户也就种个三五分地的花生，一年也就收一二百斤花生果。花生成熟季节，为了防止花生被偷，家家户户住在花生地里看花生。偶尔有小孩经不着诱惑，拔了一两颗花生，主人一旦发现，撵得偷花生的孩子满山坡跑。那时能吃一把落花生，过年似的。我小时候就偷过人家的花生，偷来的花生，不敢往家里拿，一个人坐在山坡上，把那些花生全部吃了，回去后，肚子就咕噜噜叫，拉肚子拉得蹲在茅坑里起不来。

最丢人显眼的是那年偷邻村才沟的花生，那件事现在想起来，还有点脸红，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是一九七八年吧，那时我十三四岁，去山坡上拾柴，走到才沟，看到才沟的山洼里，种着一洼的落花生，足足有十几亩。那么多的落花生，看着就眼馋，看看四下没有人，就起了贼心，挎着篮子就下了花生地，拔了一篮子花生。逃出花生地后，我躲在山坡上正美滋滋地摘花生，冷不丁地，被才沟的人给逮个现行，把我的篮子没收了不说，还把我也带到村子里，问了半天，知道我姓祖，沾了父亲的光，把我放了回来。这事后来被我的同学知道了，被揭了很多年的短，弄得我很没面子。

山坡上没了松树，却多了落花生，一家一户都分了山地，多的十来亩，少的三五亩。一年下来，哪户人家不收个三五千斤花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生着吃，煮着吃，炒着吃，炸着吃，不想吃甜的吃咸的，咸的没味吃五香的，五香的吃腻了吃醋泡的。满山坡的落花生，看也没人看，哪怕是外乡人，走到山坡上，蹲到花生地里吃，吃饱后弄一些带走，也没人管。不就是花生吗？有啥稀罕的？

七八月，是收花生的季节，刨出来的花生，摆满了山坡，白呱呱的花生果，满地都是。一直放到花生的秧子晒干了，花生果摇着哗啦啦响，人们才开着拖拉机，拉着架子车，把花生拉到场院里，有的摘，有的摔，满场院都是花生。摘下的花生，一麻袋一麻袋运到晒场里，晒干后运回家里装仓。有的干脆在晒场里交易，直接把花生卖给到乡下收花生的商贩。然后哗啦哗啦地数着钞票，高兴得张开的嘴合不拢。

这样的场景，在乡村，在我的老家随处可见。我在收花生的季节回到家乡，看到是来来往往的汽车、拖拉机、农用三轮车，车上装满了大包小包的花生，交易十分红火。走在路上，看到乡亲们个个脸上挂着笑，收获后的喜悦，充溢着每个人的脸。因为高兴，看到我老远就打招呼，回来了哥，回来了叔，回来了伯，叫得我应接不暇。腰包里揣满了钞票，搁谁谁不高兴。

回到家里，母亲也是满面笑容，告诉我：今年的花生长得好，果实大，颗粒饱满，一亩地收了多少斤多少斤，卖了多少钱。到村子里少年时的朋友家里坐，朋友也会告诉我，今年的花生卖了多少钱。有的说：孩子大了，要娶媳妇。有的说：房子该接接了，原来的平房，再接一层，变成楼房。还有的说要买电脑，有的要卖液晶电视。在村子里，到处都洋溢着喜悦，连空气都带着一丝兴奋。

花生带来的经济效益，的确令人喜悦，但喜悦过后，却是现实的忧愁。春天，秧苗要下田了，可秧田缺水。河里的水，因为大量的泥沙流入，河床抬高，无法引水灌田，看着河里的水哗哗流走，却流不到干涸的稻田。有的稻田，因河堤被冲垮，大量泥沙流入水稻田，无法耕种。人们气得晕头转向，骂天骂地骂老天爷不睁眼，可没有人想到那些被砍的松树。山坡上没有了树，大量的泥沙随着雨水流到了河内，河床升高了，自然无法引水灌田。

到了夏天，进入雨季，常常是大雨倾盆，山洪爆发，大量浑浊的泥沙流入河内，河堤不堪重负，这里决了口子，那里河堤被冲垮，洪水卷着泥沙，涌入稻田，眨眼功夫，一片绿莹莹的水稻，被压在泥沙下面，收获的希望，瞬间化为乌有。而秋天，因为缺水，很多庄稼因干涸造成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没有人想到，一片树林，对于一个村庄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认识到树木的重要，他们就不会把满山的花生看成是风景，他们同样不会有数着钞票的那种喜悦。

在我的家乡，山坡上长满落花生，一片连着一片，几百亩上千亩，一片绿色的世界。看到满山的落花生，不知道你还会不会觉得，那是一片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