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维稳,媒体维什么?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经进入转型社会的动荡期。

在一个威权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常常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着社会控制的降低、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社会各阶层对改革形成高度认同，即便政府官员和社会上有权势的集团在改革过程中通过寻租获得大量利益，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整个社会各阶层整体性的福利增长，整个社会对腐败常常能够容忍。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腐败的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和加剧，而这时，政府常常还习惯运用过去“成功”的逻辑管理社会，由此，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一个不稳定时期，政府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高度挑战。第三个阶段，如果政府能够顺应时代的发展，那社会的动荡常常也会演变成催生新治理模式的契机。这要求政府做到，在政治方面，伴随着政权的逐渐开放，竞争机制逐渐引入政治领域，同时，尽快构建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为社会寻找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由此，整个社会将再次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反之，则会陷入一个长期的动荡期。

依笔者的观察，中国目前正处于上述三阶段的第二个阶段，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去年以来，翁安事件，孟连事件，甘肃陇南冲击政府机关事件，还有前不久湖北石首发生的警民对峙事件等连续发生，甚至有交叉传染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将维护社会稳定当作重要的工作目标，当然有其合理性。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级政府常常会以维护稳定为理由，要求媒体的报道进行配合。一些对政府不利的新闻，或者刺激某种社会情绪的新闻，政府常常不希望媒体公开发表。的确，一些新闻报道的确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目标相冲突，但问题的关键是，媒体到底有没有义务维护社会稳定，换言之，是不是该把维护稳定当作媒体工作的最高目标，笔者以为，这一点值得讨论。

从媒体的角度讲，媒体作为社会的公器，它应该满足公众对真相的需求，在真相被披露的过程中，整个社会方能以此为基础，寻求解决各种问题的路径。从表面上看，媒体没有及时披露特定的新闻事实，或许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的基础经不起推敲。应该说，今天威胁中国社会稳定的并不是民众的情绪，而是形成民众不满情绪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包括政府官员的腐败、游戏规则的不平等、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分化等等。当新闻媒体报道的某些事实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形成共鸣时，会对政府的统治合法性构成强烈的挑战。但问题是，即便媒体愿意配合政府维护稳定，民众对这一切就会视而不见吗？显然不会，因为这些感受来自于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在经验反复强化的过程中，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内心强烈的不公正感在不断发展，而且正在不断突破民众的忍受限度，不管媒体采取什么样的报道策略。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讲，许多，也是转型社会民众利益表达的一个渠道或者方式，如果过分压制，反而会积累更多的负面能量，从而将全社会置于更危险的境地。这说明，民众的情绪如果不能通过媒体正常表达，就会以其他极端的方式表达，其结果将对稳定构成更大的挑战。

进而，中国社会如果要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政府应该遵循民众的意愿，在新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不是不容许社会上出现反对的声音和行为。因此，政府要面对目前的社会矛盾，并将其作为改变的起点和开始。而媒体详尽的报道，既是民众的表达渠道，也是督促监督政府不断改革的积极力量。只有媒体的自由报道和社会的改革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中国平稳渡过转型动荡期，才是可期望的未来。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策划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