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传统 再树新风

当留学成为国内大众可以追求的一种受教育方式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留学群体中的某些问题也就暴露在公众面前。结果，国人发现，少数的留学生在获得国际化视野的同时，也把诸如搞假大学文凭、恃宠斗富，消极厌学等负面影响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些留学生在域外的种种另类展示，也使国内公众开始严肃地审视出国留学引发的新兴社会问题。

高速经济增长下对人文素养教育的忽视，拜金主义的横行导致的道德缺失和对知识的贬斥，造就了一些只知道挣钱打拼、却不知如何教育孩子的家长。而个别留学生在缺乏管束情况下的一些不良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长的影响下产生的。换言之，成长时期形成的薄弱的道德意识和错位的人生观。荣辱观正是哺育这些不良行为的温床。

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50多年前的俄罗斯吧，看看另一批中国人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作为。

50多年前，新中国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派出了1万多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先进的知识技术。这些人绝大多数来到了前苏联留学。

关于他们的学习情况，著名的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在自传中这样写到：“我们的留学生活，就是在宿舍――实验室――图书室‘三点一线’上度过的，周而复始，由于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所以我也感到过得很充实。”

欧美同学会理事。著名的铁道工程师沈菊生也提到“当时我们中央领导同志讲你们出去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国内要30到40个农民一年的劳动收入，来养活你们一个人，学不好你们自己打报告就回来，所以，由于对祖国的一种爱心，同时对祖国的这种需求，对我们有很大的激励。”

这种紧迫感、责任感让学长们“每日三省吾身”，而取得的成绩自然也是世人瞩目。比如刘道玉说自己在到俄一年半的时间内，已经将研究生的3门必修课认真地复习了几遍，写出6大本备考的笔记。在此基础上，通过了《有机化学》的正式考试，获得了5分的好成绩。与此同时，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得也很顺利，已完成了3篇论文的初稿，储备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所需的原料和文献资料。

而沈菊生更是笑谈：“(因为)我们的学习成绩比较优秀；思想品质各方面表现都是苏联人非常钦佩的，所以在这个条件下有很多苏联姑娘对我们中国的留学生表示好感，比如当时我们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李滔参赞曾经讲过，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市委宣传部的部长就曾经跟他讲，说你们中国的青年小伙子太棒了。我们很多苏联姑娘都爱上他们了。”资料显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留苏学生获得学位的比例，不仅高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而且也高出前苏联研究生，因此，中国留学生在前苏联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而这种影响的后果，是我们今天也能时时感到的，经常有俄罗斯的教授爱之深、责之切的帮我们回忆起他们的同学、我们50年前的学长来，然后啧啧称赞。

学长们不仅给前苏联学界和社会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更给嗷嗷待哺的新中国带来丰富的养分，50年多来，在中国的政坛、或是学界的各个领域，这些学长们做出了巨大的。很多甚至是奠基性的贡献。

50多年前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他们以热爱祖国和服务人民为荣，肩负着光荣的寄托，在遥远的异国实践着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他们以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和团结互助为荣．把中国人勤奋互助的优良传统发扬的淋漓尽致；他们以崇尚科学为荣，毕生保持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他们以诚实守信和遵纪守法为荣，造就了他们特有的人格魅力。

时光如梭。当学长们用来当学习工具的广播，已经基本上为电视和互联网络取代；当清一色的国家公派留学生，已经变成绝对主力的自费生；当一些人为祖国奉献才智的迫切感，转变成为实现个人人生理想的自我的意识，这是否也同时意味着，随着时代的进步，新的一代留学生将会遗忘和放弃他们的前辈曾有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和精神呢，

答案当然不是。50多年前的年轻留苏学长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帮助留学生解决生活中种种问题的良方。不久前，我们对部分中国自费留学生做过调查，一些留学生表现除学习动机盲目，精神生活空虚，封闭自我，因为畏惧困难而放弃融入当地社会，沉溺于网络的虚幻……这些问题的发现，更让我们怀念和敬仰50年前的学长们。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迥然不同的新形势下，正确人生观、荣辱观和健全人格的培养是多么重要。秉承学长先驱们的品质和新的时代精神，人们有理由相信，新一代的留学生会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留下自己坚实的足迹。

(本文作者留学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