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典悲剧传统与现代悲剧理念

摘 要：中西方戏剧发展，因扎根土壤和生长环境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悲剧精神、美学价值和艺术个性，中国悲剧也因此呈现出与西方悲剧不同的精神风貌。本文试对中国古典悲剧传统与现代悲剧理念做简单梳理。

关键词：悲剧 古典 现代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由于其植根土壤和生长环境的差异，会形成独特的悲剧精神、美学价值和艺术个性。“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是分属两个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学，它们具有不同的根源，不同的发展过程，不同的特性。”[1]中西方人们由于各自历史文化实践活动的差异，必然导致审美文化心理和文学艺术实践活动的不同，中国悲剧也因此呈现出与西方悲剧不同的精神风貌。

一、中和之美：古典悲剧精神的特立独行

在中国古典文学文论中，虽然没有繁荣的悲剧历史和悲剧论著，但是以哀怨、忧患为特征的人类悲剧意识仍然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适应，并且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发展之中。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悲剧意识，最早主要表现在诗歌领域，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开创了以怨为内涵的悲剧理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剧意识在元明清的悲剧性戏曲创作中得到集中体现。南戏开我国悲剧性戏曲创作之先，元代是我国悲剧创作的黄金时代：关汉卿的《窦娥冤》、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作品。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芽，明代文艺思潮中出现情与理的冲突，重视人的真实情感和个性解放的哲学思想对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汤显祖的《牡丹亭》和孟称舜的《娇红记》通过对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展现揭示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体现出的悲剧意识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基础。明代进步思潮在清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反对专制统治的民本思想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积极影响。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以爱情故事为基本线索，但其中沉浸着家国兴亡的悲痛感伤，在悲剧艺术美学特质的表现上堪称古典悲剧的典范。作家通过对世事兴衰的巨大社会内容的展示获得真正的悲剧价值和意义，悲剧内涵由此丰富起来。

“中国古典悲剧的样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2]中华民族的悲剧精神和人生态度在戏剧创作中得到充分表现，使悲剧性作品具有美学特殊性。中国古典悲剧冲突多以伦理的善与恶的方式构成，冲突的尖锐性不明显，冲突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往往形成以强凌弱、以恶欺善的局面，如《窦娥冤》中张驴儿父子与窦娥、蔡婆的冲突。在矛盾冲突中悲剧人物难以迸发超常激情和抗争行为，悲剧人物往往又是弱小人物，容易引起人们的怜悯与同情，所以悲剧情绪多是伤痛、悲哀之情。善恶冲突中悲剧主人公多为被动承受冲突，因此主人公往往由于外部环境的压迫陷入艰难境地，表现出无从选择的悲哀。悲剧作品更多表现和宣扬处于人生逆境与苦难中的伦理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往往表现为为他人而陷入苦难之中，所以我国的古典悲剧作品更多是英雄性的悲剧，悲剧性不强烈。根据高潮决定性质的理论，我国古典悲剧虽然没有以截然的悲或喜的状态呈现，但是高潮部分和冲突类型决定了其悲剧形态。

我国古典戏剧多追求大团圆结局，呈现出“先离后合”、“始穷终达”的面貌，往往以此淡化悲剧性，削弱人物的悲剧精神。有的即使情节本身不能导致团圆，也要以虚幻方式或心理补偿抵消悲剧气氛，例如《汉宫秋》以斩毛延寿结尾、《娇红记》以羽化成仙结尾等。因为大团圆结局容易削弱悲剧思想性，所以一直招来许多研究者的批评，但是大团圆模式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古典悲剧采用大团圆结局显然继承了儒家的中和思想，团圆之趣从传统角度看是一种中和的美学理想或美学追求的体现。由于乐感文化的民族心理结构，观众在审美趣味上也倾向于乐观基调，剧作家在创作悲剧时必然考虑观众的审美指向，潜在规定了剧作的情感取向。大团圆结局既是中国文化的衍生物，又是中国文化的表征。中国古典悲剧讲究悲喜相乘，强调悲怒哀乐多种情感在悲剧艺术中的综合运用，与西方古典悲剧一悲到底的风格不同，《窦娥冤》、《赵氏孤儿》、《娇红记》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喜剧因素，既充满悲苦情调，又交织风趣色彩，在审美上起着对比调剂的作用，构成了中国古典悲剧性戏曲鲜明的民族特征。另外，中国悲剧人物的毁灭与牺牲不像西方传统悲剧一样着力塑造人物的生存意义和自我人格，而在于完成理性地认同某种道德意义。例如《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与程婴为挽救忠臣之后，不惜牺牲自身性命与亲生骨肉，他们在此实际是认同“忠”与“义”的道德观念，成为它们的化身或代表。这就决定了悲剧人物只是为达成某种高尚信念或认同某种道德模式而忍受痛苦甚至毁灭，道德评判意识强化了戏剧的教化功能。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悲剧作品少有惊心动魄的激越之情，它以哀而不伤、缠绵悱恻的平静中和之美浸染着欣赏者的心理情绪。

二、高峰建构：现代悲剧观念的喷薄而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一直洋溢着颠覆已有秩序和思想的冲动，时代主题促成了悲剧精神在整个现代文学层面的广泛接受。经历五四时期的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运动，西方文学、哲学思想论著的大量译介，以及许多文化学人对西方文化思想的宣传倡导，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了融合，许多西方文艺思想包括悲剧观念及创作方法都对现代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现代悲剧理论深受西方悲剧理论影响，它是在对异域文化的多次选择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在西方美学思潮冲击下，王国维、鲁迅、朱光潜、曹禺等人将目光转向西方悲剧理论，并做出了自己的美学抉择。他们对悲剧的理论阐释和创作实践逐渐彰显出它的本质特征和美学价值，充实提升了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品格。通过他们有关悲剧的论述，可以梳理出中国近现代悲剧观念流变发展的基本脉络。

王国维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中，主要依据叔本华的学说阐述了自己的悲剧观念。他接受了叔本华悲剧理论的影响，否定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中和主义的大团圆模式，从人本身、人的意志、欲望寻求悲剧的根源，认为悲剧精神在于拒绝生活欲望而走向解脱。王国维的理论显示了悲剧观念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变换，表现出自觉而清醒的悲剧意识，但是他没有在生活之中看到造成悲剧的真正原因，没有找到改变悲剧的现实力量。鲁迅青年时代就倡导悲剧，他认为悲剧要致力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不幸，引导人们思索产生悲剧的社会原因。他提出悲剧应当表现社会底层的弱者、平凡的小人物，强调通过悲剧揭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激发人们奋斗抗争的悲壮精神。悲剧要力图做到“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刻画沉默的国民灵魂，写出有价值的精神的悲剧，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变革现实的目的。鲁迅的悲剧观念触及了悲剧的核心要素，悲剧美的深刻根源在于精神的有价值的毁灭，但是鲁迅的悲剧观没有上升到美学范畴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悲剧心理学》中对悲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从西方传统悲剧理论出发，认为崇高是悲剧的主要美学特征，“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4]206“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可以是一个坏人，但他身上总要有一点英雄的宏伟气质”。[5]152-153朱光潜在继承西方悲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中国现代悲剧理论是一种补充，但他对于西方悲剧美学仍然处于移植和运用的接受层面。

真正把悲剧观念运用到悲剧创作中的是曹禺。曹禺戏剧丰富深刻的精神内涵寄寓在成熟的剧本文学之中，他在自我体验的基础上创作了《雷雨》、《原野》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悲剧发展的高峰，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生成。对现实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敏感忧郁的性格，使曹禺在关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追寻人的生存和生命意义等问题。曹禺学习借鉴了西方戏剧的现代主义，又将其民族化，使之适于表现中国的生活与精神，引导人们探索悲剧形成的社会根源。进入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悲剧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普遍美学追求，郭沫若结合自己的戏剧创作实践，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郭沫若的悲剧创作是悲剧观念在中国现实主义发展上成功的典范，他的历史悲剧紧扣时代脉搏，揭示形成悲剧性格的社会、历史原因，是中国现代悲剧发展的高峰。就悲剧风格而言，曹禺于精神悲剧中蕴含沉郁的美，旨在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在灵魂；郭沫若于英雄悲剧中突显崇高的美，悲剧大都以主人公的死亡为结局，却在人们心中激荡起悲壮的情怀。曹禺与郭沫若是建构中国现代悲剧的两座高峰，二者比较，郭沫若悲剧靠向了古典的英雄悲剧方向，曹禺悲剧则具有浓郁的现代悲剧气质，他们的悲剧理论并不相同，塑造的悲剧人物各具风采，但对后来的悲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陈.论可比性――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A]//跨越与会通――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论文选[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42.

[2] 王宏维.命定与抗争――中国古典悲剧及悲剧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1.

[3] 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A]//鲁迅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2.

[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张隆溪，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