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研究综述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除了受“五·四”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之外，正值广西工农阶级迅速壮大的时期，实践对理论的需要，使传播兼具了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特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传播主体、内容、载体和影响等方面。文章在梳理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分别从传播背景、传播途径、传播特点和传播的启示四个方面整合材料，作出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广西；早期；综述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016-05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影响到广西，并从理论传播过渡为指导实践，直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这段时期。学术界对于“早期”的划定不尽相同，但总体都划分至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研究，学界多涉及关于知识分子、工农运动、党团组织和百色起义的史料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的传播，受到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紧密联系。

（一）国际背景。学术界普遍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第三国际的成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与发展为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奚广庆、马绍孟、谢淀波一致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推动下，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1919年成立的第三国际，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广泛传播开创了新局面。此后，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探讨，以及斯大林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的阐述，为其他国家的政党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这些都极大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和传播。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被引入中国。

（二）国内背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社会思潮共同助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学术界对此已有公论，以丁守和、殷叙彝的观点为代表，认为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将宣传科学革命思想与引导爱国青年相结合，使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思想和唤起民众上发挥了先锋作用和桥梁作用。学者罗开云认为，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许多少数民族先进知识分子逐渐成长为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积极创建进步团体和组织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此外，1919～1921年理论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关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修正了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起到了宣传作用。

（三）省内背景。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壮大了广西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教育环境的改善相对提高了广西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学界普遍认为，广西各地商埠的发展和帝国主义的侵入，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搜刮和剥削，激发了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科学革命理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内在需求；梧州、柳州、南宁等地新式学堂的兴起和省立、县立中学的开办，改善了广西的教育环境。这些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方式和途径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途径，学术界观点丰富。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所适用的传播载体和方式有所不同。有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是先进知识分子作为意见领袖起了关键作用。何成学撰文指出，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担当起向广西传播马列主义的任务。李敬煊、潜斌重点论及了跨地域传播、小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这四种形式。黄茂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是靠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实现的，他们较早认识到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意义而自愿担当起传播理论的时代重任。陈欣德、何成学分别撰文指出报纸、刊物在传播方式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学界对学联、义校、党团组织在传播中的功能优势也作了研究。

（一）广西进步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需要接受和认可这一学说的进步人士的参与。当时代表人物有马君武、黄日葵、谭寿林、宁培瑛、朱锡昂、陈勉恕、陈培仁、韦杰三、黄士幍、韦拔群等。他们或利用国外留学的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向广西传播，或以书信和探亲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带回家乡宣传。（1）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君武是广西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人士，他所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广西的启蒙传人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以吴忠才、石舜瑾、曾傅先、蒋文华等学者为代表，对黄日葵在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作了深入研究。笔者将其观点概括为两部分：其一，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黄日葵领导创立了中共广西省委，是广西党组织成立初期的领导人，被称为“广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明星”。其二，他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将《新青年》等刊物寄回广西，把新思想新文化传入家乡，是在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学界对韦拔群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不仅指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突出贡献，还提出了其思想的局限，许多文章甚至具备了史料价值。代表著作有广西革命历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编撰的《韦拔群烈士传略》，陈欣德撰写的《壮族人民的革命先驱——韦拔群》，庾新顺著《广西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篇章》，兰天、谭庆合著《东兰农民运动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等。对于早期另一位知识分子谭寿林，黄茂田指出，经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学习，谭寿林回广西组建社团、编辑刊物、领导罢工运动，使马克思主义深入贵县传播。有学者研究认为，宁培瑛是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用其短暂的毕生精力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贡献。（2）学术界对其他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发挥重要作用的进步人士也作了研究。何成学在《广西党史》1993年第3期发表的《论广西与的关系》，认为部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在北京、上海、广西各地组织或参与革命运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传人广西起到了推动作用。例举了林培斌、李征凤、陈居玺、廖梦樵、高孤雁、黄锦辉、杨嘉相、陈丽卿、韦杰三、覃怀林、覃怀瑾、黄成业等一批在省内外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骨干精英。

（二）组建社团和创办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传播的效力，扩大传播的规模，受省外马克思主义学说刊物影响，各地进步人士倡导成立了社团组织，并创办机关刊物宣传思想主张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重要渠道。传播途径归纳为以下三种：（1）利用外部刊物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国外和省外学习、工作的广西籍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并积极将进步刊物寄回广西传播，这对广西民众起到了启蒙作用。据《群言》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和《广西留平学会学报》第一期介绍，当时广西留穗、留京学生传播的进步刊物包括《桂光》半月刊、《新漓潮》半月刊、《每周评论》《劳动音》《先驱》《新青年》《国民》《留穗公法学报》《容县留穗会报》以及《铎声》等。这些进步刊物在广西的发行，开启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各地社团组织的建立。（2）成立社团和学联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广西进步人士，利用省内外先进社团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使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刊物和研究成果传入广西并在各地、各群体当中传播。如北大建立的“新广西期成会”、“广西留穗法学会”；省内的广西全省联合会、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柳江道学生救国联合会以及成立于桂林、南宁、柳州、贵县、平乐、陆川等市、县的学生联合会等；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倡导成立了改造东兰同志会等团体。这些组织与各地工会、农会、妇联会联合宣传马克思主义。（3）创办进步刊物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外来刊物的启发，社团组织成立之后为宣传各自主张，积极寻求马克思主义学说本土化的途径，而创办刊物成为了最有效的方式。学界普遍认为，自“五·四”运动之后，广西各地学联会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这些刊物“或介绍新潮，或鼓吹爱国，或攻击旧弊，或砥砺学术，俱屠口痹音，涕泣而道！”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当时广西信息闭塞，直至1921年以后马列主义才传人广西。但应该说，青年学生在当中激发的爱国热情，成立的组织，主办的刊物……都为马列主义在广西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刊物有广西全省学生联合会出版的《救国晨报》、梧州学生联合救国团出版的《救国旬报》、南宁学联会出版的《爱国报》、桂林学联会出版的《三日刊》、桂林师范学院出版的《人钟》、贵县学联会出版的《晨报》、容县学联会出版的《绣红杂志》以及蒙山县高等小学出版的《学校周报》等。

（三）利用义校、党团组织深入群众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继学生、知识分子之后，通过各类社团、报纸和期刊，越来越多的广西民众接触并学习到马克思主义，一批进步人士针对工人、农民等群体兴办了义校、夜校、讲习所以及青年讲习社。他们积极利用这些场所展开马克思主义传播。广西各地学联举办“平民义学”，实现了在贫苦工农群众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据陈勉恕在《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中介绍，韦拔群于1925～1927年期间连续举办三届农民讲习所，向来自东兰、凤山、河池、都安、百色、奉议等县学员六七百人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传播受众的日渐扩大客观上为广西党团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而共青团梧州支部、中共梧州支部的相继建立，开创了有组织、大规模在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局面。

三、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特点

综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研究文献，直接阐述这一时期传播特点的文献资料较少，但在论述当中有所提及的研究成果则并不匮乏。笔者将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特点作以下归纳：

（一）传播主体是广西籍进步人士。当时广西信息闭塞，民族语言等差异造成同外界沟通不畅，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的传播主要依靠广西籍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君武、黄日葵等在外工作、求学的广西籍先进分子引入广西并传播的，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主要由广西的先进分子开展传播活动，如陈欣德研究认为，对广西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人物是一批在外地学习或工作的广西籍知识分子。二是广西并未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第一时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据庾新顺所著《广西革命战争史纪事》记载，1920年黄日葵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理论，并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平民运动中成长为广西最早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年，韦拔群从重庆将《新青年》寄赠回广西，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东兰传播。这说明受限于同外界接触和与省内交流等因素，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倾向于依靠在外求学、工作的广西籍进步人士。

（二）传播方式灵活多样并注重与客观实际相契合。广西是全国最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包含了壮、汉、瑶、苗、侗、佬、毛南、回、京、水、彝、仡佬等民族，具有丰富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阶级划分明显。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早期传播，充分考虑并运用了这一地域特点，创造了灵活多样的传播方式和有针对性的传播途径。（1）在传播受众上，有步骤的对知识分子一工人阶级一农民阶级逐层传播，并在不同群体中创造了特定的传播形式。例如，马克思主义传入广西后先被知识分子接受，他们创建专门场所向其他学生和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表现为“青年讲习社”、“速成师范讲习所”、“特别班”等相继建立；针对工人阶级，传播者选择举办工人夜校、“平民义学”及上街演讲等方式，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广西农民阶级开始寻求指导思想并选择马克思主义。据《百色起义史稿》介绍，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壮族青年韦拔群连续开办三届东兰农民讲习所，向东兰县及其周边地区的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有研究认为，韦拔群针对受众选择在拉甲山北帝岩上课，并选用广州农讲所教材进行培训。在课堂内容的设置上，除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外还训练农民群众的战斗本领，做到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另外，除倡导男女共同授课外，传播者还专门开设妇女讲习所进行理论宣传。（2）运用民族特色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形式上的民族性。广西少数民族众多，各民族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特色和传统节日。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瑶族的盘王节、水族的端节、侗族的花炮会等。民族地区教育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仅靠课堂教授和刊物传播，效果非常有限。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灵活运用了民族特色文化，把艰涩难懂的理论以适当的方式向民族地区传播，体现了形式上的民族性。相关研究认为，“组织者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文明戏、粤曲、铜鼓舞、踩堂舞、白话戏等形式进行宣传，仅长途‘歌会’活动，参加群众就达七八万人”。“为广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从军队到地方还普遍建立了宣传演唱队，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开展娱乐活动”。这表明早期传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途径。

（三）传播兼具主动与被动相结合。通过对著作、文献的剖析得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并非偶然，而是一种被动传播和主动选择相结合的过程。（1）广西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入南宁、梧州等地，催生了大批采矿、码头搬运、海员等工人。受中国民族工业在一战期间得以快速发展的影响，广西的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并且经过支援“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工会组织迅速发展。据文献记载，至1926年，广西全省参加各种工会组织的人数达4万余人，仅梧州工会就有21个，会员9000余人；南宁工会30余个，会员8000多人。因此，广西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高涨为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营造了适合植根的土壤环境，产生了内在需求，形成了强大的驱动力。同时，广西农民阶级长期受到倾销商品和搜刮原料的外来压迫，以及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农民反抗运动由此高涨，这为理论传播奠定了群众基础。（2）鉴于此，用什么理论指导实践成了历史性的选择。学界研究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有着阶级基础和客观需要，它兼具了主动与被动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广西工农阶级当中的传播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广西壮族地区的农民运动成为全国的典型。而广西党团组织的相继建立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以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都是马克思主义传播成果的一部分。

（四）传播路径由点到面逐步扩展。（1）“点对点”传播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研究，学术界一致认为，马君武、黄日葵、韦拔群、谭寿林、宁培英等人是传播的先驱代表。在他们各自向广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下，使城市和县城几乎同时接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例如，1920年广西籍人马君武参与成立“改造广西同志会”并将马克思主义从上海传入广西省内；同年，壮族青年韦拔群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寄赠回家乡东兰县传播。黄茂田认为，陆川县人宁培英是最早在陆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之一。何成学总结了平南青年覃怀林、覃怀瑾和蒙山青年韦杰三、黄成业等人返回各自家乡从事宣传活动。这说明早期的传播是进步人士与各自家乡之间的“点对点”传播，没有明显的城市与县城先后之分，也代表了学术界对“遍地开花”这一传播局面的共识。（2）“从点到面”传播马克思主义。随着广西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梧州、南宁分团，九九同盟会以及广西妇女联合会，商会和《桂光》杂志设立省内分售处等一系列区域性联合组织的出现，互通了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刊物和研究成果，并且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和革命实践的需要，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得以在广西境内成片展开，实现了“从点到面”的转变。

四、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现实启示

“传播活动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处于一定的环境之中，而一定的环境因素也必然要以某种方式影响、规定、制约着人类的传播活动。”对于广西所特有的民族性和社会环境，我们通过剖析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的方式、特点，为当前更加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寻求现实启示。

（一）加强在知识分子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高校教育的传播作用。知识分子在民族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当中起着关键作用。刘定禹、于华珍的研究认为，“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局限在知识分子当中”。这既是局限也是优点。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传播，就是广西籍知识分子发挥了传播主力的作用，而当前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就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张瑞、胡春柳认为，“高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主阵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当前，在桂的各高校应该更加注重理论创新。在加强理论社团建设、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等方面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

（二）不断改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探索更多灵活有效的传播方式，向社会各界阐述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因此，传播就是不断向广西群众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过程，传播方式、方法的选择关系到理论在群众当中能否被彻底阐述和接受。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早期的传播依靠义校、讲习所以及结合民族歌谣等方式，当今的传播更要注重形式的多样灵活。闫铭、林庭芳认为，“广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与汉族大不相同。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结合民族特色”。同时，在创新传播方式上有研究认为，在广西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民族特色活动之外，也应考虑借助开发网络资源等方式进行。

（三）关注民生问题，不断增强民族地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学术界一致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结合起来。早期的传播特点使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与人们的需要相契合才能吸引群众，具备传播的动力。蔡志荣、黄卫星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最大的障碍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实社会能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期盼……必须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及时有效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问题，充分焕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感召力”。只有不断提高广西群众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才能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当代传播。罗晓蕙、李传珂认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以实际利益为载体的综合性工程”。只有关注民生，关注群众的切身需要，才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认同感和大众化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奚广庆，马绍孟，谢淀波，马列主义发展史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2]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79

[3]罗开云，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陈邵桂，郑自军，政治文化传播：从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演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当代传播，2004，（2）

[5]何成学，论广西与的关系[J]，广西党史，1993，（3）

[6]李敬煊，潜斌，受众视角下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初探[J]，广西社会科学院，2009，（2）

[7]黄茂田，大革命时期马列主义在广西的传播[J]，南宁：广西社会科学，1987（2）

[8]陈欣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广西党组织的建立[A]，中共广西地方历史专题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综合卷）[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9]东兰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

[10]陈欣德，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传播[J]，社会科学探索，1989，（2）

[11]吴忠才，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黄日葵对革命事业的贡献[J]，广西党史，2000，（1）

[12]黄茂田，中共广西地方史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13]广西学生运动之前瞻，广州（群言）第三卷第一号

[14]陈欣德，与广西[J]，广西党史，1999，（2）

[15]庾新顺，广西革命战争纪事（1919—1949）[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16]五四时期的社团（二）[N]，北京大学日刊，1921-11-17

[17]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百色起义史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8]牙远波，论广西东兰农民运动的特点[J]，河池学院学报，2006，（8）

[19]黄莺，左右将革命根据地解决农民问题的启示[A]，百色起义与中国革命——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70周年暨广西解放50周年论文集[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0]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1]刘定禹，于华珍，论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J]，甘肃理论学刊，2007，（7）

[22]张瑞，胡春柳，广西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2）

[23]闫铭，林庭芳，广西壮族自治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调查与思考[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1）

[24]蔡志荣，黄卫星，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环境探析及现代启示[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2）

[25]罗晓蕙，李传珂，广西边境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分析和思考[J]，传承，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