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思想与文景之治

《汉书・景帝纪》中关于西汉文景之治有这样的记载：“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足可见，史论家对文景之治的评价有多高。特别是新派各家对其的评价，如《十七史商榷》（王鸣盛）中“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皆宗之。”由于受其启发各家新派学者均表现出，以学术思想联系政治现象的同向考察思维，从学术思想性质上认定文景之治即老子、道家和黄老这三种政治。显然就正史记载中可知，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其遗漏了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对文景之治的影响

文景之治是汉文帝与汉景帝均推崇儒家思想，施行仁政的结局。而文、景二帝之所以广施仁政，与儒家思想息息相关。对于政治儒家一直主张仁政思想。在儒学中“仁”主要指道德非常广阔，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从人的层面来说，儒家指出真正的人是品德仁义的人，反之，则为人形兽。可见儒家强调仁义思想，人际间需做到“亲亲为大”。特别是孔孟之道，更将儒家仁义思想推至极高的位置。众所周知，孔孟之道以“仁”为主，孔子将“仁”理解为爱人，他对世人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要求，尤其是政治家若能做到必定能天下归元。同时更要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既要仁更要圣，因为，只有广施仁政爱戴子民，才能国强民富、万邦来朝。孔子的思想在孟子发扬下，更将仁政主张推向高潮，甚至o出这样的认定“仁者无敌”。总之，在两汉时期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

汉初有许多杰出思想家，比如主张儒家思想的贾谊，其深受汉文帝赏识，同时其儒家思想也对文帝影响颇巨，使文帝树立了广施仁政的强硬信念，这就是汉文帝之所以自觉施行仁政的根本。而之后的汉景帝，更是对与民休息方针推崇之至，这无疑使儒学发展及恢复获得了更大空间。景帝在位期间设立博士《诗》《书》等，并任用董仲舒、晁错等儒学大师。其中尤得景帝信赖的《尚书》学大家晁错，号智囊，在景帝尚未登位时就善错计策。晁错主张“天下乐其政……施及后世”，备受景帝称赞，并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文景之治主要施行仁政

1.正法省刑。

文景之治期间各种严苛刑法均被取消，该时期正法省刑，以宽容、慈爱厚待子民。封建社会最惨无人道的法律即连坐法。而汉文帝即位后，很快连坐法被取消。从文帝的行动上来说，他认为正法省刑是仁政的核心，若法不正刑严苛，则无法禁暴导善，最终发展为暴政。封建社会的诽谤妖言罪专司禁人心，钳人口，对民众思想言论予以处罚的律法。但这种律法对国家社会健康发展破坏极大，官吏不受舆论的监督，只会迎来不断的改朝换代。正是由于这一弊端，汉文帝即位后诽谤妖言罪被废，民众获得了畅所欲言的空间。后期的汉景帝即位后继承了汉文帝的意志，其即位之初（公元前156年）即减笞刑，至前144年颁布减笞法。汉景帝认为刑法旨在抑暴，因此，必须要对刑狱、法律做到慎用，以宽厚仁慈对待民众。甚至为减免冤案，景帝还制定了献疑制，所谓献疑即由有司对疑狱重审判刑，且不管献疑者是否得当，均不论过失。诸如此类的正法省刑事例数不胜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形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2.其他仁政。

广施仁政主要是为官民同乐，富民强国，避免民贫官富造成的暴政。汉文帝与汉景帝为达到富民共乐的目的，制定实施了重农政策。汉初受战争之乱，地荒民饥，至文帝时仍不见善。故文帝接受贾谊重农富安九州的意见，不但诏开藉，更为吏民树榜样亲自开耕。后连番下诏强调要重视农业生产，并对力田者给予相应奖励，恩准民众用粮食赎罪买爵等。后期的汉景帝同样不忘汉文帝遗志，大力推广重农富民政策，甚至在病逝前还下诏全国凡不重农者必严惩。正是由于这些仁政的实施，使得汉代经济得到了极快的发展，为文景之治形成创造了诸多便利条件。同时文景二帝实施的仁政，还包括轻徭薄赋、任贤惩奸等，这也表明治理国家，安邦富国，仁政必不可少。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形成，与儒家仁政思想之间关系密切，可以说，若是没有儒家仁政思想，则文景之治不成。故此，单以学术性质的文景之治为老子、黄老和道家这三种政治，虽有可取之处，实则却并不全面。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大量任用儒学大师如贾谊、董仲舒、晁错等，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所以文景二帝均能自觉施行仁政，做到爱民如子，使文景之治彪悍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