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和艺术的关系研究分析

对于自然世界中生物的观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提奥夫拉斯图被视为植物学的创始人。公元前300年,他着述了《植物历史》(又称《植物调查》),此书在哲学原理基础上将植物分类,描绘其各部分、习性和用途。迪奥斯科里德斯-普林尼所着的《自然史》是中世纪最受欢迎的科学百科全书。

十四五世纪的植物学研究以及植物学着作与普林尼传统有着根本的不同,这类作品皆是基于对植物天然状态的观察和描绘。奥托·布伦菲尔斯的《本草图鉴》(1532~1537)的插图出自汉斯·韦蒂茨之手,书中的插图要胜过相当保守的正文。而林恩哈特·富克斯的含有写生性插图的本草志中的插图自此至18世纪末都被频繁拷贝。博克于1539年出版的《新草本志,它们的特征、外观与名称》初版为加入插图,第二版开始收入了大量插图,与其合作的艺术家戴维·康克尔根据自然中的植物写生,也参照前辈的作品。康克尔的插图与博克的原创性描述相得益彰。16世纪上半叶的艺术家已经认识到科学插图的复杂性:画作必须精确,又要引人注目,甚至还需美观。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派艺术代表作品

14世纪以来,绘画作品中增加了花、鸟、甚至昆虫等对象。当然有许多情况是处于宗教目的,有时候,作品非常逼真写实,足以令现代博物学者能够辨认出画中的植物。尤其是以下这些画家的作品:乔托(Giotto),斯皮尼洛·阿来蒂诺(Spinello Aretino),波提切利(Botticelli),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或者其他国家的杨·范艾克(Jan Van Eyc),荷尔拜因(Holbein),丢勒(Albrecht Durer)以及帕利西(Bernard Palissy)的陶塑作品,这个列表可以无限延长,甚至写成一部“文艺复兴艺术家的自然史”,换言之,那是一部完全来源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动植物的历史。

博物学家可以从波提切利《春》这幅画中辨认出30种植物。虽然必须承认波提切利的精神是宗教性的,但我们可以清晰地从这幅画中看出画家对植物的描摹几乎达到了植物学图谱的细致程度。

例如,《圣尤斯塔斯》这幅宗教题材的蚀版画,它以宗教人物和宗教故事作为绘画的主题,但是从细微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画家对于植物的刻画,树木的种类有明显的区分。如果说这幅画还不能完全体现画家对于植物刻画的精心,那么我们可以从丢勒的另一幅名作《青草地》来窥豹一斑。《青草地》这幅画对植物形态的描绘几乎达到了植物图谱的细致程度,这种对于自然的生动写实的描绘证明了艺术家眼中的自然美以及自然的独特形式。

自然美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原因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在确立了关于美的一些特殊法则的同时,又把是否接近自然作为衡量美的标准。在关于美的问题上把美与自然密切联系起来,这个论断已经与中世纪的美学观发生了明确对立。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是由社会各个层面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艺术家们以一种革新的激情深入研究自然规律,把透视、解剖、具有体积感的造型知识积累起来使得彼时的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更为独特的风采。观念上的转变使得艺术家们更为关注自然本身的状态,而对于透视学、解剖学、比例学等科学的技法原理,探索出若干造型语言手段,使各种艺术技巧取得了重大突破。艺术与植物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

1.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对艺术作品的影响

这么多个世纪以来,艺术家和科学家循着各自的几条道路前进。古代艺术家并不总是写实地描绘自然的形态,他们往往是为自然所感化,但并不愿意太过接近地仿制自然形态。通过对自然的观察,他们得到某些形式和图案上的灵感,但这些可能与自然中的实际形态相去甚远,以至于真实的自然几乎不能通过这些图式为人所认识。随着人们对自然更为深入的了解艺术家们开始选择更为写实的手法来表现自然中的植物形态。例如,荷尔拜因的名作《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1516)中出现了如今很少见的单叶种野生草莓。

2.艺术对植物学研究的影响

从提奥夫拉斯图写的《植物历史》一书开始,在哲学原理基础上将植物分类,描绘其各部分、习性和用途,后陆续出现许多有关植物方面的着述,罗马的老普林尼则把当时所有的植物学知识写在37册的《博物志》书中,开黑暗中世纪“百科全书学派”的先河,但谬误很多。到达莱尚的《植物通史》出版标志着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植物学研究的巅峰。在植物学研究和编纂的过程中,对于植物图谱的描绘都墨守抄本图绘的陈规,当学者们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对自然本身的描绘为古代文本提供插图,艺术家们就开始发挥他们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清晰准确的图像的热爱最终补救了此前对于语言文字的迷恋所带来的缺陷。这些清晰准确的艺术作品更是对其后的植物学研究着作提供了好的范本。正是因为这些准确的描绘,为后来植物学的分支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18世纪林奈的生物分类系统的建立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