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民主与社会正义

摘 要：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为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反思效益主义模式，正确处理务实与务虚的关系。改善民生和扩大民主一直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两翼，缺一不可，相得益彰。民生不能替代民主，中国不仅要实现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也要建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来积极响应经济基础的变化。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能为我们实现社会正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正义；优先性；民生；民主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1－0033－07

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达15年之久［1］（p.202）。这给政治秩序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公民生活幸福带来极大挑战。实现社会正义，要求从理论上反思效益主义思维模式，正确处理务实与务虚的关系。民生与民主是构成实现社会正义的两翼，缺一不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能为我们实现社会正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本文首先介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问题意识、论证逻辑及基本内容；其次以罗尔斯对效益主义的批判为依据，反思当下中国的效益主义思维模式，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在思维模式上从效益主义转向人本主义；再次讨论改善民生在事实上的优先性以及包容性发展理念；最后讨论民生与民主的关系，认为民生与民主处理的问题各有侧重，不能相互替代，必须适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一、社会正义的理由

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一书，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它直接冲破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概念游戏，重新复活了哲学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主导了此后30年英美政治哲学议程。正如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1974年断言：“起码自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以来，还没有见到可以与之匹敌的作品。它是各种发人深省的思想之源泉，而这些思想被整合进一种优美的整体。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2］（p.218）

西方哲学家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源远流长。古希腊时期，柏拉图（Plato）就曾考察过城邦的正义问题。不过，罗尔斯的贡献在于其掷地有声地提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3］（p.3）。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理论讨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 of Society），即自由平等的公民如何构筑正义的社会合作体系。也就是说，社会的具体制度安排如何相互调适以组成社会合作体系来分配基本的权利与责任、利益与权力，而宪法和法律所承认的财产形式、经济组织，都属于社会基本结构。

那么，公民凭什么构筑社会合作体系呢？罗尔斯认为，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是道德人（Moral Person），都拥有两种能力而配享平等的权利。第一，他们能拥有一种关于其人生观（Conception of the Good）的能力，即拥有理性的生活规划的能力；第二，他们能够拥有正义感（a 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即“至少在最低限度上，能够在正常情况下有效地应用与依从正义原则行事的欲望”［3］（p.507）。前者决定了公民有能力计算并捍卫自己的利益，设计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公民的自由和利益，而后者规定了公民个体构筑社会合作体系的可能性。正如萨托利所说，“正义社会的前提，是有正义感的公民。公民的正义感，彰显了人的道德自主。人的道德自主，则是伦理生活的必要条件”［4］（p.2）。

问题的焦点在于构筑评价社会基本结构正义与否的原则。罗尔斯以原初状况（Original Position）下个人的理性选择来推导正义原则。在原初状况下：（1）个人的动机是自利，个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比自然状态下更好的收益；（2）他们的知识与信仰被一层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遮蔽，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人生规划如何，他们仅具有普遍的知识及原则。无知之幕的作用就是“要勾画出一个道德的观点，将从道德的观点看来不相干的信息与知识全部挡住及排除掉”［5］（p.76）；（3）他们是理性的，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些人面临的客观状况是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它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倘如是，则个人没必要合作；同时，资源也不能匮乏到不能合作的地步。那么，在这种境况下，个人应根据何种规则来作出选择呢？罗尔斯认为，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选择，最明智的方法是采取一种叫做最高程度的最低额原则（the Maximin Rule），即该选择的最坏结果比别的选择的最坏结果要好［3］（pp.151-152）。罗尔斯举例如下：

D1D2D3表示不同的选择，C1C2C3表示可能出现的情况。如果我们选择D1，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损失700元，而最好状况下能得到1200元。按照最高程度的最低额原则，当我们面临该选择境况时，我们应选择D3，因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还能赚500元，虽然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赚800元［3］（pp.152-153）。

罗尔斯认为，根据这一原则立约者会选择下述正义原则来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即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满足两大原则：

（1）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在与所有人相类似的自由体系兼容的情况下，享有最广泛的总体自由体系所赋予的相同的基本自由。

（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

（a）在与公正的储蓄原则(Saving Principle)一致的前提下，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the Least Advantaged）最为有利；

（b）在公平的平等机会的条件下，职位和工作向所有人开放①。

罗尔斯称第一条原则为平等自由原则，第二条原则为差别原则。这两大原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等的，而是按照词典式排序(Serial or Lexical Order)，即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而差别原则中（b）优先于（a）。自由原则的优先性意味着对基本自由的限制只能因自由的缘故，而无论是效率还是福利都不能成为限制公民自由的借口，“对第一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制度的违反不可能因较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得到辩护或补偿。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及权力的等级制，必须同时符合平等公民的自由和机会的自由”［3］（p.62）。这实际上预设了政治正当性（Legitimacy）相对于政治证成性(Justification)的优先性。借用萨托利的话来说，自由优先于平等的缘由在于“以自由为工具，少数或多数都不可能完全成功地彼此压制，而以平等的名义或以平等为手段，多数和少数都将发现自己给套上了锁链。这两种情况有一个关键区别，那就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不可能颠倒成它的反面，而平等的原则却有这种可能”［4］（p.396）。

在差别原则中，（b）优先于（a），因为机会均等开放为所有人提供希望，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必须在实质上有利于最弱势群体，即尽量减少由于自然禀赋、家庭背景和阶级背景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罗尔斯是从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来看待差别原则的，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他认为这些由自然禀赋及社会因素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在智识与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在道德上是不相干的，因此在考虑分配问题时不能以此为标准。之所以如此行事才符合正义的理论根据在于资源的平等主义，即“每个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并非属于他个人所独占的资产，他并不对它们拥有独占权，这些聪明才智是大家拥有的社会资产”［5］（p.58）。

二、从效益主义到人本主义

从罗尔斯的观点来看，用效益主义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是不可行的。因为效益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为使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牺牲少部分人的自由是值得的，“它直接地涉及一个人怎样在不同的时间里分配他的满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关心（除了间接的）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3］（p.25）。这背离了自由平等原则的优先性。由于效益主义没有考虑到公民个体不是可以任意装配的标准件，在价值上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思维模式。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开始进行市场取向、民主取向的改革，这是一项困难的、前无古人的任务。邓小平认为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大胆实践，大胆闯。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争论，特别是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提出“不要争论”的思想，有效地化解了改革中的意识形态争论方面的压力。在“”期间，中共的历史被简化为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而所谓路线正确与否就是看谁掌控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针对这种情况，曾说：“前些年，我们党内有那么几个理论棍子，或者叫理论恶霸，象陈伯达、、、关锋、戚本禹，还有康生。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垄断起来，只许自己任意歪曲篡改，不许别人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他们可以利用特权毫无根据地把人民欢迎的作品扣上‘文章’、‘小说’、‘黑画’、‘黑戏’的帽子”［6］（p.56）。倘若拘泥于意识形态的纠缠，改革开放的局面根本打不开，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也不可能，所以这种策略选择对保证改革共识，有效而又高明地化解党内无谓的意识形态或书本争论，特别是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切实推进改革起了关键作用。

随着改革的深入，效益主义导致了轻视理论的倾向，割裂了务实与务虚的关系，似乎务实就是好的，而强调务虚就是不好的。我们要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必须有清晰的理论指导，否则中国的改革很难向纵深发展［7］（pp.33-34）。当前弥漫国人心头的效益主义俨然成为一种主导型的社会思潮，在事实上发挥着意识形态作用。毋庸置疑，这套话语体系较之于空洞的理论灌输，更接近于人们的生活感受，接近于世俗化时代。但效益主义话语体系的内在问题越来越明显，即追求效率甚于公平，追求工具价值甚于目的价值，忽视了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说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自由发展的制度安排［8］（p.82）。单向度的效益至上导致的社会问题、社会后果极为严重，如，“大头娃娃”、三鹿毒奶粉、山西的毒疫苗等事件。这些问题都必须通过深入反思效益主义取向，使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得到解决。

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建设法治②国家，强调自由、民主、人权的普遍意义。多次强调，要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2003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0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构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以人为本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的价值选择，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本主义价值诉求实际上蕴含着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改革成果社会共享，改革的动力从政府主导型向公民参与型转向。历史的吊诡在于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往往最容易为人所忽视和践踏。孙志刚事件、山西等地发生的黑砖窑虐待民工事件以及大量③，都是对公民最基本权利的掠夺和。长期阶级斗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敌我区分根深蒂固，忽视敌我之间还有大量的灰色地带；效益主义熏染下的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化约为裸的利益交换关系，这本来对克服意识形态教化下的人颇有说明，但矫枉过正，目的与手段倒置。现代政治的首要任务是政府与公民契约关系的达成，社会契约要以公民为本位，政府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长期以来，我们对公民的概念认识不清，在日常政治话语中经常以群众和人民来代替公民［9］。以人为本意味着要把“人民”、“群众”这些模糊的名词，具体化为公民应该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个体。

三、从效率优先到包容性增长

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这一原则最初针对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以及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强调适当拉开收入差别，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在实践中过于强调效率原则而忽视社会正义问题，则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已到其临界点。

我国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0.28上升到2009年的0.47，而公认的国际警戒线为0.4，目前我国已经超过了0.5。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行业间工资差距日益明显，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10］。

中共十七大调整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出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新分配原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2009年11月15日，在亚太经合组织讲话中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时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要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认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可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为改善民生，实现包容性增长，从积极方面说，社会资源的分配必须有利于弱势群体。客观地说，指望某一社会资源分配完全平等是不现实的，人类自有史以来，还不曾存在过这样的社会。不过，一个奉行丛林规则弱肉强食的社会，在道德上无法为自己提供有效的辩护。现存的人类社会都是介于完全平等与完全丛林法则之间的状态。但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应是在保证公民基本自由平等的前提下，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分配必须有利于弱势群体。弱势群体的形成不单是社会竞争的结果，还受到自然禀赋、家庭出身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如上文所示，罗尔斯认为，根据资源平等理论，个人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并非其独占的资产，他并不对它们拥有独占权，而是大家拥有的社会资产，因此那些自然禀赋较好、家庭出身优良的人帮助那些自然禀赋较差、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应该的（Deserved）。而一项不平等的分配唯有能同时改善受益最小者的生活境况时，才是可取的，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又如，劳工大众的工资偏低、农民享受不了基本社会保障和公费医疗、偏远地区依然贫困，儿童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等。又如，我国的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仍排世界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很大。从根本上看，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政府在分配正义的原则下，通过实行累进税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具体的公共政策来调节。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否则就会出现“不落空阶级”［11］（p.45），达不到分配正义的效果。

从否定方面说，改善民生、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切实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12］（p.280）。既得利益是依靠特殊的权力获得的，“公共权力转化为商品，再嬗变为资本，从而‘羽化’为权力资本，与形形的利益集团苟合，最终衍生出五花八门的特殊利益集团”［13］。其特点是依托于不科学的权力配置；使少数人利用公共权力获得比其他人多得多的私利；以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14］。

当前我国一些特殊行业领域形成明显的既得利益，须在改革过程中加以足够重视。如，由于国有垄断与所有者缺位所产生的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和特权，获得高额的垄断收入。如电力行业集中了我国1/6（约8000亿元）的国有资产，1999年仅向中央财政上缴86亿元，资金利润率只有2.3%，2004年上缴了143.9亿元的利润（约占用11115.4亿元国有资产），资金利润率也仅为2.63%。而据业内资深专家分析，电网的供电成本一般应在每度电0.10元左右，但是电厂上网价与销售价之差一般都超过0.15元。国家电力公司每年至少提供10000亿度电，所以每年所取得的利润至少在1500亿元以上。那么，除上缴国家财政的利润外，其余的垄断利润都到哪里去了？据研究，1995-1999年期间电力行业比其他行业每个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平均每年多支出工资额为7911亿元［15］。垄断的本性是惘顾公众利益，若一味任其发展不仅会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威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作，进而会侵蚀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因此，坚持权为民所用，警惕公权力沦为特殊利益的工具，推动包容性增长，是当前我国政府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所谓包容性增长其实质在于藏富于民，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越来越多的人，并对社会弱势群体施以必要的社会救济，为下一轮的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民主与政治体系的包容性

如果说包容性增长侧重于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实现社会正义，那么建设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就是从扩大民主的角度来实现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主体，改善民生与扩大民主是两翼，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扩大民主，建设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政治体制，保证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首先，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果是，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政治形态也必然演化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形态［16］（pp.89-102）。随着经济利益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必然在政治上提出具体的利益要求。这并不与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冲突。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全局的、长远的和根本的，而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表达则是具体的、短期的和局部的。这就要求政治体系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具体要求，确保其在政治体系中有表达利益诉求的代表和管道。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产阶层的崛起。1978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只占全国阶层结构中的5%，到1991年约为9.5%，1999年约为15%，到2007年已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2%左右，而北京、上海的中产阶层已达40%以上［17］。中产阶层崛起的政治意义是为社会变革准备了公众，他们关心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公共问题，借助于知识资源（如法律、政策和媒体知识和技艺），在公共空间与政府进行公开的、理性的互动，以期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面对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分化，政府或者固守原有的体制，抱残守缺，拒绝改变，形成排斥性体制，堵塞社会流动的管道；或者积极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和政治决断，使政治体系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主动做出适应性变革，最终达到引领社会的效果。前者表面上符合党执政的要求，实际上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增加改革的成本，最终会损害党的执政合法性。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领导干部利益集团为了一己之私利，既拒绝改革经济体制，致使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积月累，最终病入膏肓，又为了获得新的私利，形成新的“分利坏效应”，高度集权体制之弊端被迅速放大，最终错过了改革的良机，为前苏联的埋下了伏笔［18］。后者不仅表面上符合党执政的要求，而且在实际中也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也是当前经济社会的客观要求，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

现阶段，中共既要在经济上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防止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又要在政治上加强法治，扩大民主，防止形成排斥性体制；还要在社会建设上，促进公民社会发育，防止社会结构固化，以至沉淀为两极化社会［19］。所谓排斥性体制是指为“合法”的享受既得利益，形成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它只讲求对社会大众的单向掠夺，而不顾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交流［20］（pp.37-38）。社会结构固化则会阻塞普通大众向上流动的管道，湮灭底层民众的社会希望。

为此，必须进一步巩固、拓展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罗尔斯对社会正义原则的考察有着浓厚的道德考虑，即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都应获得平等对待和尊重。平等自由原则的优先性，也揭示出自由民主相对于福利民生的优先性。近些年来，我国政府提出的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现代化工程，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都显示出民主先行的战略思维。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对立，城市单位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企业人员之间在养老保险、基本医疗服务、工资待遇等方面的较大差别。本来这些制度设计是服务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在市场经济时代和中央地方事权财权适度划分的条件下，这些制度性的区别都已显得不合时宜了，每一个国民都应该获得平等公正的对待，都应该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人为地制定、维持制度性的差别，并不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也与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背离。历史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当前，更要坚定、稳健、持续地推进改革开放，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正的待遇，保障公民的自由民利。

正义的政治体系可以保证机会均等，防止出现精英内部循环，堵塞普通大众向上流动的管道，否则就会扼杀底层大众的梦想，植入威胁社会秩序的种子。机会均等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底线。在现实生活中，“富二代”、“官二代”以及“穷二代”现象，无不显示着机会不均等。“围观”成了网络时代弱者反抗的新形式。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机会的不均等，正义的政治体系应通过公平的社会竞争使社会大众享有均等的机会。比如，在公务员考试中，无论个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符合职位要求，就应该有机会报名考试，而结果要根据客观的成绩，而不是社会关系。“官二代”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占据的职位远远有相当部分没有向社会开放，成为内部人的一种特权，个别地方甚至还延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接班”做法，在公务员招考中为个别人量身定做。按照罗尔斯的说法，所谓自然禀赋和家庭出身也不是个人应得之物，而是社会的共有物，个人得之只是上天偶然的恩赐罢了，这就决定了它们不应该成为社会分化的道德理由。“富二代”只有以其良好的家庭背景和自然禀赋来造福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才是其正当性的道德理由。显然，机会均等不是要剥夺自然禀赋或家庭出身良好的公民的竞争机会，而是要求其利用这种优势来造福社会。这是有着浓厚的道德关怀的理由的。

五、余论

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都是由其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国情决定的，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对于中国来说，亦复如是。第一，近代中国国家建设的特殊道路，是由政党肩负起建设现代国家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政党-国家体制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理性［21］。第二，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党必须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第三，实现现代化是百年来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政治发展道路，要求我们在运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分析中国现实时必须小心翼翼。换言之，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以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体制为制度背景，以自由平等的公民文化为内核，以比较富裕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前提的。对当前中国来说，罗尔斯两大正义原则词典式的优先次序并不适用。

不过，政治科学研究不仅需要概念分析，也需要想象力。在经济现代化取得成效的前提下，政治现代化必然要被提上日程，特别是民间的倒逼力量［22］，不容忽视，而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保护公民社会。因此，罗尔斯正义理论至少能为我们下一步改革丰富我们的想象力，甚至提供比较有效的理论阐释。虽然罗尔斯正义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但其中蕴含的普遍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即便以特殊国情论来为特殊政策辩护，其本身的历史主义哲学也会威胁自身。譬如，我们经常说是历史与国情选择了现实的政治发展道路，但是要知道历史条件与国情是变化的，彼时的选择未必切合于此时，彼时选择也并非最终选择，前一代人没有权利剥夺后代人选择自身发展的权利，探索适于时代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用罗尔斯理论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以后的政治发展，并非完全没有借鉴意义。

基于社会正义的理由，当前我们应彻底反思效益主义的实际后果，正确处理务实与务虚的关系，决不能非此即彼；大力发展经济，切实进行分配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夯实经济基础，但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能以民生来替代民主；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必须有利于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还要保证机会均等，保证民众向上流动的管道畅通。应当指出，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要先修渠后放水，防止“参与爆炸”，也要鼓励制度创新，防止形成排斥性体制和两极化社会。

注释：

①此处参照周保松的译文，有改动。参见周保松：《自由人的平等政治》（三联书店2010年出版，12页）。

②此前，中共话语中常用的是法制。从法制到法治，一字之别，但精神不同。法制意味着法律只是统治者驾驭群氓的工具，而法治则意味着统治者本身也要受到9法律的制裁，也要尊重法律。前者是统治者在法律之上，后者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在法律之下。党的适应性变革，由此可窥一斑。

③据于建嵘教授分析，我国的规模1993年为8709宗，到2005年达87000宗，此后几年一直在9万宗以上，带来严峻的管治危机。于建嵘：《威权政治面临的挑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中国与世界观察》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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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祝华新.到了网络倒逼改革的时候了［N］.中国青年报，201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