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什么是时评”弄清楚

因为时评的繁荣，也引发了人们（准确说也是一些时评人）对时评的各种议论，其中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对时评指责的多，褒扬的少，更有人对当前时评存在的问题拿了“放大镜”看，发出“不得了”的惊呼，忽略了近几年来时评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进步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这些评论时评的文章中，犯了当下某些时评文章中常见的一个“通病”：浮躁。比如，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时评到底是什么”都没有搞得很清楚就匆匆忙忙地下结论，这样的结论自然也很难有说服力。

时评到底是什么？

时评是对新闻的评论，归根结底，时评是新闻的一种，它和消息、通讯、特写、访谈、图片报道等一样，是“新闻”大家庭中的一员。过去，新闻的操作，往往是记者在事件报道中直接加入自己的观点，把评论悄悄地“融”入新闻报道中。而在现代新闻理念中，这样的操作逐渐被放弃，事件报道和观点开始分开，记者只能保持中立，客观地描述事件发生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而不能把本人的观点直接写出。

到了后来，记者不直接发表观点了，编辑却忍不住，以“编者按”等形式站出来发言，这种发言本来未可厚非，但因为是直接附在报道的前后，而且语焉不详，所以如今也渐渐少见了。

眼下，媒体已经进入“观点时代”，这里的“观点时代”，一是指观点（评论）已经是新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观点，新闻是不完整的；二是指观点已经以“集束式”出现在相对集中的版面上，而不是以三言两语的编者按作为“附件”跟在报道的后面。

时评是新闻的一种，就是说，时评不是副刊文字，不是文学作品；时评在报纸的位置也应该在新闻版，而不是副刊版；时评不是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对时政的关注和民生的怜悯；时评是公众参与社会的发言，而不是部分有很深文字造诣弄花摆草、抒发一己情感的“小资”。

弄清了时评的新闻属性，对照一些人对时评的指责，或许可以找到商榷的理由。

第一，时评为什么要拒绝杂文？时评为什么可以把文采放在第二位？

很简单，杂文是副刊作品，而时评不是。新闻要求直接了当，评论更要求一针见血，而曲笔和讽刺不应该作为时评的基本特性。对时评的第一位的要求是观点和立场，而不是单纯追求文采的华丽。一篇没有思想的美文，不是好时评。

当然，杂文和时评“各有归属”，不是要贬低杂文，而是用新闻的标准来衡量所得出的结果。杂文理应到副刊中去，其实有很多的人是非常喜欢杂文的。只要报纸在，就应该有副刊在，有副刊在，也就应该有杂文在。

第二，时评为什么要有时效性？

目前，有些时评过于讲求时效性，甚至到了“非当日新闻不评”的地步。这当然是有些过头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对时评时效性的要求。正如没有人想看几旧观天前的旧闻一样，对新闻的阐释而来的评论也不能是“点”。

这里，还要明确一个意思，不能要求观点等到事件结束才发表出来。马克思说过“一个新闻记者在极其忠实地报道他所听到的人民呼声时，根本就不必随时准备详尽无遗地叙述事情的一切细节和论证全部原因和根源”，“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报纸是“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那么，新闻观点也允许一步步展开，即使因为事件尚未完全展开而发表的观点不完全准确，但随着新闻报道的深入，观点也可以通过“系列评论”而逐步深入。不能因为事件不完全明朗而放弃观点。

事实上，在有些时候，时事评论对事件的发展还能起到推动作用。当某个事件因为种种原因停滞不前、新闻缺乏报道主体而无法继续时，却可以发表评论推动事件的发展。

举个例子，在“嘉禾拆迁”报道中，《新京报》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 嘉禾事件的本质是用权“超界”》、《约束权力仍是规范拆迁的关键》（2004年5月28日）、《国家治理，媒体不可缺席》（2004年6月5日）、《谁该为嘉禾拆迁残局负责》（2004年6月18日）、《打破“全知全能”的政府理念》（2004年7月1日）、《用刑事问责为嘉禾事件画句号》（2004年7月31日），从这些题目可以看出评论对事件的推动作用。

随着新闻事件的延续发展，新闻评论也可以步步深入，而这互相配合，互相映照，构筑“立体”的新闻。

第三，时评可不可以一稿多投？

若要问：新闻可不可以一稿多投？答案是可以。那么，就应当允许时评的一稿多投。当然，媒体讲究“独家新闻”，也自然会讲究“独家观点”，但“独家新闻”只能是对本报记者的要求（记者当然不能把稿件外投），相应的，“独家观点”也只能是对本报评论员的要求。正如不能要求通讯员只提供稿件给你一家报社一样，你不能禁止时评作者把观点给另一家。

当然，你要反对一稿多投，就必须首先在征稿中声明(也要允诺给作者“独家”的高稿费)，在作者和报社之间形成约定。否则，你无权动辄对一稿多投横加指责，用“不道德”的帽子加于时评作者，这是不公平的。

第四，为什么写时评的多是媒体中人？

有人一见到媒体编辑在写稿，就怀疑是“稿件交换”。当然，我不否认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这是需要坚决反对的。但媒体编辑写时评不是什么怪现象。既然时评是新闻，那么新闻人写时评也理所当然会多一些。新闻是个相对特殊的行业，除了对新闻不间断的关注，在实际运作中，对时事评论“度”的把握有很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样的把握非经较长时间的新闻从业的浸洇，是不容易做到的。而新闻人“近水楼台”，能够较好地把握这样的“度”，写出媒体可用的评论来。

第五，时评的“专家倾向”该怎么看？

有人说现在的时评“理性”太强，可读性差。这个现象的确让很多媒体头疼――如果讲究可读性，一些“”的文章或许可以达到要求，但表达的观点要么肤浅和偏颇，要么太感情化；而专家的文章，又过于讲究理论色彩，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理性”和“可读性”之间如何取舍？我愿意提出“时评准确度”这样一个概念。新闻报道讲究准确，这种准确不仅仅是“耳闻目睹”，而是要更加接近事件的真相，透过现象看本质，对新闻评论的要求尤其如此。

现在发生一个新闻，时评作者“蜂拥而至”。但是，通读大部分作品，往往是“盲人摸象”，每个人都抓住了一个侧面，但很难有全面的、一针见血的论述，准确度不够。而专家们的见解可以弥补这样的缺憾，从评论的角度来看，在“理性”和“可读性”之间选择，前者应该胜出。

这就需要“”加强学习，低头看书充电，努力向“专家”靠拢；“专家”也要抬起头来向新闻人学习，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将来的时评，应该是“专家”的知识加“”的语言的“混合体”。

总之，我认为，时评要体现报纸的权威立场和严肃态度，进一步满足新闻受众的“二次消费”，即“事实消费”之后的“观点消费”；时评的基本理念应该是：逼近真相，接近真理，为时局建言，为生民代言，为社会进步鼓与呼；时评应民主有序，不谋求话语霸权，提倡和而不同――“虽然我不同意您的意见，但我坚决捍卫您发言的权利”；时评应恪守理性、建设性之精神，富有责任意识，拒绝不负责任的讽刺挖苦甚至幽默调侃；时评应积极稳妥，有理有节，拒绝希图一时痛快的偏执偏激和冒险。

这，或许是所有时评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新京报》评论员 时评版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