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与艾滋病

关键词：艾滋病；社会性别；生命历程；婚姻

摘要：本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一位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历程进行了社会性别分析。研究认为，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不仅使女性在患病后难以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且容易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在艾滋病的防治中，应更关注女性的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4-2563（2008）03-0012-05

Gender and AIDS

――Life Course of a Woman Infected with AIDS

ZHANG Cui-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t th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Hubei Province, China）

Keywords: AIDS, gender, life course, marriage

Abstract: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this paper develops an analysi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of the life course of a woman infected with AID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 of the gender order, especially the system of living with the husband's family and patrilineal inheritance, devastate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f the female AIDS patient. This tradition made it not only more difficult for the woman to gain support from the family and the community but also more vulnerable for her to withstand pressures from both. The paper argues for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like her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IV/AIDS.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自198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尽管总体上一直处于低流行态势，但艾滋病患者的总量增长很快。近年来，随着流行形势的日趋严峻，艾滋病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在研究过程中，“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逐渐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当前，中国女性艾滋病感染者虽然仍占感染者的少数，但其比例却在逐年上升。据统计，1998年底女性艾滋病患者/感染者仅占总体的15.3% ，2004年9月这一比例已上升为39%。[1](P8)

由于艾滋病与性别一样，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艾滋病患者是值得社会性别研究深入研究探讨的一个特殊群体。事实上，流行病学的专家们早就发现，和结核病、肝炎等传染病相比，艾滋病属于不难预防的一种传染病。然而，正是这种医学上认为并不难预防的传染病，由于人性的弊病，成为了人类的灾难。为此，有学者感叹：“人性的病，实在比人的性病更可怕”。 [2](P6)而在艾滋病的人性弊病中，社会性别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望以及两性的不平等关系被认为是导致艾滋病流行的重要原因。

社会中处处都蕴涵着性别文化，它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却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不加深入思考。要探索社会性别对艾滋病的影响，必须深入到艾滋病患者的日常生活中，从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去进行分析。所谓生命历程，简单说就是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级角色和生命时间序列。一般认为，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原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一定时空中的生活”原理。它告诉我们人在哪一年出生和人属于哪一同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联系起来。二是个人能动性原理。它告诉我们人总是在一定社会建制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推进自己的生命历程，人在社会中所作出的选择除了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外，还受到个人经历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影响。三是“相互联系的生活”原理。它告诉我们人总是生活在由亲戚和朋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个人正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被整合入一定的群体的，每代人注定要受到在别人的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生活事件的巨大影响。四是“生活的时间性”原理。生活的时间性指的是在生命历程中变迁所发生的社会性时间，它还指个体与个体之间生命历程的协调发展。这一原理认为，某一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具意义。总之，生命历程理论关注整个生命历程中年龄的社会意义，研究社会模式的代际转换，研究宏观事件和结构特征对个人生活史的影响，尤其关注年龄效应、同龄群体效应、历史环境和年龄级变迁的效应。[2](P6-7)

当前，尽管学者们已经认识到艾滋病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性别问题，并且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与方法对艾滋病进行了不少研究。但研究多基于一些简单的统计数据进行经验探讨，较少深入患者的生命历程进行研究。为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对一位农村女性艾滋病患者生命历程的分析来揭示艾滋病背后的社会性别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把艾滋病作为一个事件，将其放在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历程中来进行考察，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资料的收集。我们先后于2006年11月和2007年8月对被调查者珍进行了4次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在1个半到两个半小时之间。依据访谈录音，研究整理了近5万字的访谈资料。在访谈的同时，研究运用观察法对被访者的家庭及其所居住的社区进行了考察，并对被访者的配偶、亲戚、本村的村民以及当地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干部、村卫生室的医生等进行了访谈，以对获取的资料进行补充和证实。

被调查者珍是一个有着近乎传奇式人生经历的农村中年女性。她出生、成长和生活于地处中部的河南省某村。在该地区中依然保留着比较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突出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制度；男婚女嫁居夫家的婚嫁制度；从父姓、财产传子不传女的父系继嗣制度等。由于经济的贫困，在20世纪90年代初，该村大量的农民都加入了有偿献血的队伍，没有检验、不严格消毒、单采浆的采血方式导致了21世纪该村成为了艾滋病的重灾区。该村半数以上的家庭有人感染了艾滋病。本研究主要基于她的口述史进行分析。

三、珍的生命历程

在访谈中，珍多次强调 “我岁数虽然不大，但是经历的事情很多”。为了更好地展示其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她的感受，我们依据访谈资料将她复杂的生命历程进行了整理和浓缩。以下是她的自述的基本情况：

我是1969年出生的，在家里排行第四。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兄弟。以前家里穷，所以也没有读什么书。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就没有钱读了，在家帮忙干活。

我是 1987年结的婚。我们这还比较传统，一般还是媒人介绍的。不过我丈夫和我是一个庄上的，他家离我家不是很远，我们以前就认识，只是不是很熟。记得那年是听说他离了婚自杀，就说去劝劝，慢慢地熟了，后来就有了感情。他原来当过兵，长得很帅。他的前妻就是因为他很帅，很喜欢他，主动追求他。他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当时他那个前妻在城里工作，已经结婚了，而且对方也是一个当兵的。但是后来还是在一起了，就为这个被判破坏军婚坐了一年牢。出来后没有工作，就回来了（村里）。那个前妻可能也觉得内疚，就与丈夫离婚后和他结了婚。他们养了一个儿子，不过那个时候政策还宽松，丈夫觉得一个孩子有一点少，就又抱养了一个女儿。前妻是城里的，婚后分居两地，时间长了，也有矛盾，后来女方就提出离婚，他就为这个自杀未遂。丈夫比我大12岁，家庭关系也复杂，经济也困难，因此我父母对我们俩的事情激烈反对。但我也很犟，家里后来也不管我了，就说他家里这样，我以后有得苦吃的。

1988年，我生了个儿子。家里3个孩子，大的两个都上学了，经济很紧张。不过，我不怕苦。我也不怕当后娘。我对那两个孩子不知道多好。那个时候他们对我也还好。

第一次去卖血是1992年。当时我生那小孩才三岁多。没办法，丈夫干活摔断了腿，不能出去打工挣钱，也不能干重活，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别人也笑我小心小意的，嫁了个比我大十几岁的，还是个继母。我也就是想争口气，也不说要生活得多好，就想别人有的我也有。自己就开始去卖血。丈夫刚开始知道了也不同意，叫不要去。但后来看我卖血来钱也快，也没有事，去的人也多，他自己也开始去卖血。要是早知道会得这号病（艾滋病），说什么也不会去的。挣的那一点钱都花了，大的那个儿子读书不行，就当了兵，回来后又给他说了媳妇，女儿也送她读了高中。

2001年丈夫开始发病。那个时候还没有普查，也不太知道艾滋病，现在知道了，那就是艾滋病。2002年3月丈夫去世了。正好前一年（2001年）底我自家哥哥出车祸死了，然后丈夫不在了，半年后兄弟也是这号病（艾滋病）不在了，我一年内三个亲人都不在了，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了。

丈夫不在了，孩子又大了，大儿子结了婚没有房子住都不跟我说话，女儿对我也不怎么好。村里也有一些人觉得我占着房子了，不为孩子考虑。家里经济来源又很困难，没办法，2003年初我就再嫁了。造孽，女的呀，在农村，你再嫁一个就都嫌你不好看了啊。大儿子、女儿他们也都嫌弃了，都不再往来了。我想想自己以前对他们那么好，真是很难受。

再婚的那家也不是很远，隔了几个村子。一开始还好，但是2003年下半年自己就咳嗽，后来肺部化脓，年底就住院了。一检查，医生说是这号病（艾滋病），就通知家属了。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也不知道有这号病，你也别讲赶我，咱们好合好散，不搞得不好看。当时他不嫌弃。后来他家里知道了，他妈妈呀，嫂子们呀，知道了之后就不得了了，都说不行。他也没办法，就把我撵回来了。

2004年初被撵回来，回第一个丈夫那吧，也没有地方，也不能去，没办法，就回到娘家去了。这样至少我妈妈还可以照顾我一下。我的两个姐，一个嫁得远，另一个在一个村上，但是也不帮。现在的丈夫也是一个村的，以前认识，不是很熟。他前妻也是得了这号病（艾滋病），2003年死的。他自己没有病，但是为了给前妻治病，花了不少钱。前妻不在了，他心里也不好受，打牌，不管家。我从那边回来以后，他知道了，就来找我了。2004年底他就央人来说（媒）了，但是我妈妈不同意，嫌他们家太穷了。别人也嘲笑，说你有艾滋病，哪还有人要你，你去了以后有你难的。就是说我得了这号病，没有人要了。2005年我儿子要到江西去打工了，不放心我。我心里也是憋着气，心想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撑着要强一些。穷，不怕穷，只要干。2005年2月我们就结婚了。不过当时也不想住过来，也觉得不好看。但是村里有人知道后一下子就传开了。那会儿，我只要出门，就有人在后面指指点点的，压力也很大。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我就干脆过来算了。

过来后2006年贷了点款，养了十几头牛。经济也是难，娘家妈妈年纪大了，就送阳光家园了，有时间给她带点东西去看看。现在家里的事他反正都听我的，也很照顾我，不叫我生气。家里经济虽然还不行，但是比以前还是好一些。当时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现在才买了一些家具。我还想把牛栏再扩建，多养几头，他们（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也叫贷款，还叫把牛栏单独建在村旁的一个坡上，免得像现在这样和自己住的房子挨在一起不好。我现在还是艾滋病的志愿者，有时候他们（区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人）还让我给其他村的人讲讲生病以后应该怎么办。反正我想我们也不能全依靠国家，还是要自己做。国家对我们这些患病的人都很关心，没有国家的药，我们早就没有了。

2007年8月再度回访时，我们听说珍的丈夫也感染了艾滋病，非常惊讶。以下是依据访谈资料对珍生命历程的补充：

2006年底检查，现在的丈夫也感染了艾滋病。我们的关系还是一样的，他也没说啥。现在身体不好，经济还是家里最大的困难。村里的人现在对艾滋病知道多一些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歧视了，但是和没有生病以前相比，还是疏远了。他们不仅嫌弃我们这号病，也嫌弃我们穷。但是身体不好，很多都做不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四、珍生命历程的社会性别分析

艾滋病已经成为珍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词。她不仅是一个艾滋病患者，也曾是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属。她不仅深刻感受了艾滋病对她个人及其家庭的影响，也亲身经历和见证着艾滋病在村里的发展过程。珍人生经历的典型性还在于她是一个敢于挑战传统的勇敢女性，她屡次挑战传统的社会性别文化，因而其经历中充满着人们对于“不安分”女性的种种压制、打击。

在珍的经历中，最集中地体现社会性别与艾滋病的关系，莫过于她的三次婚姻。婚姻是人的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对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意义尤为重大。由于婚姻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一种社会制度，因此它虽然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将它置于社会关系制度，因此它虽然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将它置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时候，它就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和制约――它是两个人依照社会所要求的契约关系和程序来组建共同生活。事实上，婚姻赋予结婚者的居住形式、地位、角色、性别分工、权利、义务等，都深刻地体现着社会的塑造和文化的规范。珍的第一次婚姻是在艾滋病尚未被人们了解时以作为艾滋病患者的妻子失去了自己亲爱的丈夫结束；第二次婚姻是在人们恐惧艾滋病的时作为健康人的患艾滋病的妻子被自己亲爱的丈夫所遗弃结束；第三次则是在人们逐渐了解艾滋病时，作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嫁给了一个健康人，最后却感染了自己亲爱的丈夫。她的三次婚姻深刻展现了社会性别制度对艾滋病患者的影响。

（一）珍的第一次婚姻

珍的第一次婚姻是她违抗父母意愿和社会常规的主动和自愿的选择。在当地，婚姻的缔结, 父母之命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长辈的考虑更多的是从家庭发展的角度出发, 加上受到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水平、生活水平的制约, 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基本的生存、劳动力的增加, 以及后代的繁衍和养育等。选择结婚对象的标准主要是看对方是否能干。一般来说，农村的婚姻还是讲究男方的家庭经济状况，要求双方的条件相当。因此，父母对珍选择一个比自己大12岁，有两个孩子的离异男性是不理解、不赞同的。同样，村里的人也认为这样的选择是不明智的。

尽管在婚姻的选择上有一些叛逆，但珍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女性。步入婚姻后的珍，身份发生了转变, 从女儿到妻子, 从娘家到婆家，为了获得家人和社区的认同，她努力地按照传统的“好妻子”的角色来要求自己，希望自己的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她的家庭和村里其他家庭一样，从夫居，男主外、女主内，丈夫是一家之主。珍尽心料理家庭，照顾和教育孩子。抚养3个孩子的艰难是年轻的她没有预想到的。但由于婚姻是自己的选择，因此她难于找到可以倾诉苦闷的人。这实际上也是背叛传统的代价之一。事实上，个人在择偶时不仅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 而且社会还会在通过巨大的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左右人们的择偶行为的同时，对违反常规的择偶形成强大的压力。因此，当丈夫腿受伤无法承担起养家的重任时，基于现实的经济困难和不甘让别人看笑话的不服输心理，她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家庭经济的责任。在经济来源欠缺的农村，卖血是她无奈的选择。丈夫知道卖血不好，但在她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卖血。当丈夫发病时，由于尚不清楚是什么疾病，治疗无效后丈夫死亡，对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尤其是这种亲人死亡的打击在一年内接二连三地发生。但在这其中也可以看到传统女性的隐忍和坚韧。

（二）珍的第二次婚姻

与第一次婚姻相比，第二次的婚姻则是珍被动和无奈的选择。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珍，尽管还居住在同一个村，但是生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作为父权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夫居使女性的一生被划分成了两半。女性嫁入夫家以后, 加入的是以丈夫为中心的人际关系网络，婚后的各种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地缘关系都围绕着丈夫展开。当丈夫不在了，如果儿子已经长成，则她们也可以依赖儿子。但对于珍来说，亲生的儿子尚年幼，还需要她的照顾。由于大儿子和女儿非亲生，维系着复杂的家庭关系的一家之主丈夫的去世，使珍的日子非常困难。当夫家难容，娘家也不可能回去时，她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依靠，再婚于是成为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当珍自己发病了，并且被明确诊断为艾滋病时，新的家庭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尽管珍得到了丈夫的谅解，但是，当婆家的人知道自己健康的儿子娶了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媳妇时，他们完全无法接受，坚决要求珍离开。于是珍被撵回来了。原来的夫家不能去，新的夫家又不容，走投无路的珍只有回到了娘家。

珍的第二次婚姻带给她更大的伤害。但是从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来看，成年儿子是家庭的顶梁柱，对艾滋病的恐惧使婆家不可能让这个顶梁柱冒一点风险，更何况，在那个时候，不明真相的村民盛传艾滋病是说话就能传播的，家中亲友当然不可能让珍回到家中。

尽管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是娘家的妈妈还是接纳了自己的女儿。这个不幸的母亲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因此她没有嫌弃这个患病的女儿。在丈夫和儿子死后，孤苦伶仃的她无依无靠，一个人守着破旧的家，而这个家成了珍最后的依靠。只是不知道如果在她的两个儿子都健康的情况下，她是否会愿意让意味着生命风险的珍回到娘家。也不知道如果两个哥哥健在，他们是否会接纳珍。从对当地具有相似经历的其他女性的调查看，这些可能性都不大。由此来看，娘家仅剩下年老的母亲也许反而是珍的幸运，至少她还有一个可接纳的娘家。

（三）珍的第三次婚姻

如果说第二次婚姻时珍是作为健康人出嫁的，则第三次婚姻是已经成为艾滋病患者的珍最后的赌注。经历了前两次婚姻，回到娘家的她只剩下了母亲和儿子两个最亲的人。从她的描述来看，她的第三次婚姻也同样是不被家人所看好的，而主要的原因是对方的贫困。

珍还是出嫁了，并且嫁给了一个健康人，尽管是一个贫困的健康人。这本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却带来了新的问题与困惑。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在艾滋病知识逐渐普及，村民对疾病的了解不断增加，对患病者的歧视和排斥逐渐减少的时候，这对双方都有亲人因艾滋病去世、非常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的夫妻却发生了家庭内艾滋病经夫妻性关系的传播。在再访的过程中，他们夫妻对此事件的平静和关系的甜蜜让人震撼。没有对疾病的恐惧，没有对健康的奢望。在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态度中，人们能够读到的只有对生命的漠视和对生活的无奈。

五、结论与建议

珍的生命历程显示，艾滋病的发展传播中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性别不公平。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尤其是从夫居和父系继嗣制度恶化了女性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处境，不仅使女性在患病后难以获得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而且容易面临来自家庭和社区的双重压力。因此，在艾滋病传播中我们要更关注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艾滋病患者的权利。

自从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主流化”问题日益受到关注。1997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指出，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4](P3)

在艾滋病的防治中，社会性别主流化异常重要。因为在艾滋病的流行中，存在着明显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这种性别的不平等，给在性别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艾滋病患者造成了更大的伤害。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在艾滋病的防治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性别制度对人们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注意通过改革社会性别文化，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等。而当前要做的工作，不仅要给女性艾滋病患者提供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支持，改善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而且要增加广大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增强她们的权利意识，培养她们谋生的技能，提高她们支配自己生活的能力。与此同时，还应致力于创造更有利于两性发展的环境。

[参考文献]

[1]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R].2004.

[2]夏国美.中国艾滋病问题报告[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3]李强.社会变迁与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J].社会学研究,1999,(6).

[4]Bureau for Gender Equality, ILO. Gender: A Partnership of Equal[Z]. Geneva,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