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摘 要：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非讼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不仅是对新形势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需求的回应，同时也从立法上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效性。

关键词：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既判力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1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民事纠纷数量呈倍数级增长，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制约了这些纠纷的迅速化解，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因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非讼调解便被作为一项重要方法进行深入挖掘，各种类型的非讼调解被不断创设，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民商事仲裁调解、行业协会调解等。在非讼调解蓬勃发展的背后，却隐含着“危机”：一是非讼调解法制化的问题；二是非讼调解有效性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中，又包含了若干需要深入进行理论论证的基础性问题，比如非讼调解的程序保障、非讼调解协议的性质、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其中，非讼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是尤其值得研究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002〕29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讼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45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法发〔2011〕5号，以下简称《司法确认程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非讼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不仅是对新形势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需求的回应，同时也从立法上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效性。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和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诉调对接等一系列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为研究对象，探讨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中所涉及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以求对《民事诉讼法》修改提供点滴参考意见。

一、关于对非讼调解协议相关司法解释的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先后的几个关于非讼调解协议的司法解释，比较全面地就非讼调解协议的性质、对非讼调解协议争议的解决程序以及对非讼调解协议效力进行司法确认的程序等作了规定。2002年的《若干规定》第一次将人民调解协议确定为具有合同的性质，这在制度上解决了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案件的权威性和实效性。在此基础上,2009年的《若干意见》又进一步就解决民事调解协议“争议”和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问题作了规定。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当事人请求履行调解协议、请求变更、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对2002年《若干规定》将调解协议确定为一种合同的进一步解释，强调其通过司法救济的具体形态；更为突出的是，为解决民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若干意见》还进一步规定可以通过公证机关和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确认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实质上是确立了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2010年颁布实施的《人民调解法》则顺应实践的需要，第一次在立法上明确了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8月28日通过，2011年1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是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民事调解协议的合同性质。第33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立法首次将民事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也是解决民事调解协议执行力的法律依据，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规定》的法律依据。，为解决民事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提供了法律支持。为进一步规范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又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除对原有司法解释相关条款的内容予以继受外，还就申请司法确认案件的管辖、申请及证明、受理、审查程序及方式、不予司法确认的具体情形、司法确认决定的效力和对案外人的救济等，都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更具有操作性。

上述司法解释内容上的发展变化，充分表明法院系统为创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所作出的努力，并使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调”与“诉”的对接机制。归纳起来,对于非讼调解协议效力的确认,以及因调解协议的履行等所生之争议,司法解释大致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就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而言,当事人可以通过申请公证、申请支付令和申请司法确认三种方式解决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问题。关于因调解协议争议的解决问题，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包括请求履行调解协议、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调解协议，或者请求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等。从上述司法解释的内容可以看出，法院系统正着力建立非讼与诉讼的衔接机制。王亚新教授认为，“从民事诉讼法学的角度来看，《若干意见》吸收并发展此前相关司法解释的这些规定，意味着法院系统正在努力建构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或诉讼类型，也是力图使目前在司法实务中法院主导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以及诉调对接的种种改革尝试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体系化的一个重要步骤。”［1］司法实务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中所取得的经验，为在民事诉讼立法制定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提供了基础。然而，目前实践中大力推进的各种类型的“诉”与“调”衔接所形成的司法确认问题目前实践中既有人民调解和行业调解组织主持调解所形成的民事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问题，也有法院诉前、立案、诉中进行的“委托调解”所形成的民事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问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从实践方面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司法确认制度利用的前景；二是如何识别和规制虚假司法确认的问题。从理论层面看，其需要探讨的问题则显得更多一些，有些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比如司法确认程序的性质定位问题；一些则是具有相当理论难度的课题，如法院司法确认决定的既判力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