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检察调解

［摘 要］ 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在履行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如果不是，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民事检察调解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立足于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在尊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的基础上，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衡平原则、效率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关键词］ 民事检察；　替代性； 纠纷解决；　调解模式； 法律监督权； 民事审判权； 法院裁判

一、　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

（一）　民事检察调解体现诉讼经济

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案件数急剧增长，司法资源出现严重匮乏，而且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这类案件政策性强、矛盾尖锐、潜伏着群体性的冲突，对此类案件采取简单的就案办案及单一的抗诉再审的方式已难以应对多元化的矛盾和纠纷。大量事实表明，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应当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与之相匹配，使现实社会大量的纠纷朝着柔和、复合、参与、协商、谅解的方向演进。通过调解可以透过当事人双方直接利益冲突的表象进入深层次的矛盾，包括许多与诉请相关的间接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从源头化解纠纷和冲突，从而使民行检察职能也由传统单纯强调诉讼监督转移到监督与化解矛盾相结合上来 浙江省检察机关2007年1月至2010年3月共调处各类民事申诉案件1 503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此后又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调处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凡涉及群体利益案件或者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等六类案件都应成为调处工作的重点。参见陈东升、马岳君《检察机关为何也能做“和事佬”》，载《检察日报》2010年3月10日，第1版。［Chen Dongsheng & Ma Yuejun,″Why Prosecuting Authority Can Play the Role as a ′Peacemaker′,″Procuratorial Daily,2010

10,p.1.］。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能，应当树立“调解、和解优先”的理念，引导当事人就近、就地选择调解、和解等方式化解纠纷，从而更加经济、方便、快捷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源头，做到便民利民。

调解往往被认为是司法的最高智慧。“在大多数争议和大多数法庭案件中，司法的最高境界并不是作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非黑即白的判决，而是处于某种灰色区域中——在大多数案件中，耗时更少成本更小的自由协商的和解就是一种质量更高的司法活动。”［1］419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之外进行大规模的调解、和解活动，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民事案件数量剧增之间的矛盾，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消除社会不安定的隐患，且有助于法院清理积案，缓解压力。检察机关在受理民事申诉阶段主持的调解，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自作主张，无须请律师，也不用支付诉讼费，不像在法院诉讼那样费时、费钱、费力。因此，此阶段的检察调解、和解会节省大量的社会成本，完全符合经济原则。因此，在检察监督中应充分发挥调和作用，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二）　民事检察调解有利于社会和谐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使命，同时更应注重通过法律监督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由于检察调解可以将民间传统习惯和伦理道德引入纠纷的解决，尤其是遇到法律的模糊界域或者法律的盲区，习惯和道德将发挥填补漏洞的作用，做到情理法兼容并蓄。

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道德失范、心理失衡等种种问题。诸多事实告诉我们，再公正的判决也无法让当事人双方都心悦诚服，往往会有一方甚至双方都抱怨司法不公，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极少数当事人甚至可能缘此成为极端分子 由于人所固有的自我保护本能，一些人习惯于将裁判结果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而没有考虑司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证据失效、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即使案件的审理从程序到实体都没有任何瑕疵，个别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会主观臆断或无端猜测，法官需要时时设防、绷紧神经，承受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怀疑和“监督”。参见田有成《多点理解法官的处境和压力》，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3月24日，第2版。［Tian Youcheng,″Multiple Understanding of the Judges Situation and Pressure,″ Peoples Court Daily,2011

24,p.2.］。司法者必须回应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因为他们时常会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现实中，当事人到检察院申诉的民事案件往往经过一审、二审或再审，申诉人对原审法院情绪对立，甚至抱有敌视的心态，而且经过漫长的诉讼之旅，许多人已身心疲惫，如果检方在审查申诉阶段能够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在辩明是非责任的基础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促使双方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作出让步，从而达成合意，则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实现社会和谐。

（三）　民事检察调解有利于及时实现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和诉求

调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当事人通过行使处分权，放弃一部分利益，从而获得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利益，达到利益诉求的平衡，这是基于当事人最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同时又最清楚自己利益之所在。检察机关应当从有利于当事人正当利益出发，兴利除弊，促成当事人合意，避免当事人的恣意。当前面对日益凸现的劳资纠纷，简单的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是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和诉求的，必须对案件的背景、涉及的相关政策法律等进行综合考虑，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尽可能地实现共赢互利。如涉及劳资纠纷案件，作为强势的企业与弱势的劳动者之间的持续对立和冲突，对实现劳动者的利益和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都是不利的，只能是两受其害。劳动者的抗争往往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一些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调和，往往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事件，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和社会稳定。因此，具有法律监督性质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履行检察职能，向劳动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对有关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民事检察调解更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诉求，平衡和协调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真正让劳动者摆脱讼累，使弱势方不被强势方压制和忽悠 国外也有学者质疑调解，主要担心存在权力明显不平等的情况下，如何避免弱势当事人在双边协商中的不利地位。参见［英］西蒙?罗伯茨、彭文浩《纠纷解决过程：　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页。［S.Roberts & M.Palmer,Dispute Processes：　A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DecisionMaking,trans.by Liu Zhewei,Li Jiajia & Yu Chunlu,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1,p.484.］，同时又可以较经济、便捷地得到实惠，重构和谐的劳资关系。检察机关在调处劳资纠纷中，对劳动行政部门监管不力情形有权监督，督促其对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的行为进行调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追究，对劳动者给予直接救济 2004年颁布实施的《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26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逾期不支付的，责令用人单位按照应付金额50％以上1倍以下的标准计算，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1.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2.　支付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3.　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尤其是相邻关系、家庭纠纷、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等案件的处理，检察机关的调和无疑有独特的作用，不仅能让当事人及时有效地实现其正当的权益，而且有助于日后修复正常的社会关系，将纠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充分体现情理法融会贯通和司法的高度智慧，平衡当事人双方情感和利益，实现共赢互利。

（四）　民事检察调解有助于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权益实行高度自治

从某种程度上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满足当事人多元的利益需求，而且有利于实现当事人的自治权，减少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一般而言，替代性的方法可被看作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提供一个恢复当事人自治的机会，因此，有助于发展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人必须尽力依靠自己而非国家权力解决问题。”［2］17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1条第1款规定：　“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显然，法律明确承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示：　“执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和解协议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在各国合同法中，和解协议都是一种独立合同，许多国家法律对此种合同作了明确规定，由此可见和解协议本身并不是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参见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Wang Liming,A Research on Ambiguous and Difficult Civil Cases,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2010,p.16.］。可见，现行民事执行制度已经蕴含当事人的自治权，民事检察调解充分体现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利益的高度自治。

民事检察调解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由当事人协商解决，检察人员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不能以法律规则的适用者和监督者自居，应当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奉行契约自由精神。检察机关应当确立一个新的理念：　在检察调解中让当事人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决断权益的最终归属，充分行使自治权，体现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和谐统一。

二、　民事检察调解的困惑

（一）　民事检察调解与法院既判力

少数法官认为生效裁判具有司法权威和既判力，检察机关通过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使当事人不再按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从而使生效裁判失去实质意义，显然会影响司法的严肃性。笔者认为这是对既判力的一种误解。

1.　当事人才是自己权利的主宰。谁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诉讼中的任何阶段，只要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对争议标的作出处分，因为他们是权利和利益的者，哪怕法院已对实体权利作了判决，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让渡自己的权利，达成和解协议，使判决失去实质意义，一旦履行完毕，判决不再具有约束力，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归于消灭。因此，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看，一旦民事申诉案件进入和解、调解程序，并且由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足以体现他们才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

2.　检察调解与法院既判力并行不悖。检察机关调解的民事案件原则上以生效裁判错误为前提。如果生效裁判正确，检方尽力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和既判力；如果检方认为生效裁判错误，依法有权提出抗诉，而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民事抗诉案件，法院应当再审。换句话，检方一旦抗诉，即对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提出法律异议，最后须由法院再审裁判来定论，故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就会处于中止状态。被申诉人（原审判决的胜诉方）会面临新的风险——再审改变原判决。此时，检方告知其是否愿意调解，是对当事人诉讼中权衡利弊选择权的尊重，最终由当事人自行决断。因此，检察机关在对民事案件立案审查阶段，认为生效裁判错误，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原则下，充当一个中立的调停者，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和解，这与法院的调解并无二致，并未影响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也不会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二）　合乎规则与合乎人情

检察人员在调解、和解工作中应当跳出机械的法治主义的窠臼，本着宽广的胸怀，兼容理性和情感，秉承法理与善良风俗，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作为一种善的艺术。“我们需要的法律人是，能够宽广的、不拘泥文义的、合乎人道的，秉持充分的社会认识，去适应法律，并在适应之际，知道如何去补充法律，促进法律的发展。教育此辈法律人，实在是国家大部分希望之所寄。”［3］250

251在纠纷解决的实体依据方面，除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外，调解还可以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情感，甚至在法度之外、情理之中寻求双方当事人都较易接受的调和方案。梁治平认为,情理是深藏于个人心中的感觉而不具有实定性，但它却引导听讼者的判断［4］161。调解人并不总是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纠纷，而是倾向于对纠纷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出一种妥协与和解的方法［5］239。实践证明，调解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对案件实体判断是否符合情理、事理。民事检察调解通过融入普通人的情感，缓解法律规则的僵硬所带来的负面压力，力求取得当事人双方满意、调解协议顺利履行、民众基本认同的综合效应。

（三）　法律监督与纠纷的解决

民事检察调解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其本身是一种公共服务，为当事人提供司法产品。检察机关受理当事人控告、申诉，同时承载多种功能，如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纠正民事审判中的违法行为及错误裁判，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等。其中包括以中立立场为当事人提供事实、规则、技术层面的评价和判断，以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在接受公民投诉时，往往聘请中立第三方作为调解人，当事人双方可以与其联系解决纠纷，由监察专员参与调查解决纠纷［6］98。检察人员要发挥法律监督的能动作用，运用司法经验和职业良知，创造性地提出矛盾化解对策、方案，弥合立法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检方在受理民事申诉案件后，主动发现当事人和解的可能性，及时化解纠纷，结束旷日持久的讼争，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实现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检方一旦发现公权力异化，即法官主观上存在滥用权力，包括、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违反正当程序的，如该回避不回避、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等情形，不论实体裁判结果是否适当，均应当通过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通过法院再审纠正错误的裁判。只要当事人的民事行为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序良俗，检察机关就应当积极予以监督，而不能“和稀泥”。如果只涉及当事人私益，不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不涉及公权力异化，仅仅是法官的认识判断问题，则不论裁判结果是否正确，均可以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主持调解或者组织和解，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三、　民事检察调解的原则

（一）　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

检方主持当事人调解及引导当事人和解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因为当事人才是利益的主宰。从私法层面上看，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权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故任何调解都不可能强制双方达成解决协议，双方在调解中掌控调解结果是调解的核心及特征［7］55。应转变单纯的伸张正义的解决方式，将矛盾、冲突的化解贯穿于法律监督的全过程。我们应当确信在民事权利面前，当事人始终是个者，检方只不过是个调停者，通过正当程序引导当事人双方淡化过去的是非得失，立足现在的实在利益，展望将来的协作和共赢互利。与抗诉启动再审相比，通过调解能尽快解决纷争，修复当事者双方的社会关系。但检察机关调解以及引导当事者和解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尊重当事人双方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调解。一旦调解不成，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恢复案件审查程序，决定是否提起抗诉。

（二）　衡平原则

现实中，在矛盾纠纷的两端往往表达了不同的利益诉求，非黑即白的司法裁断往往无助矛盾解决，甚至会留下后患。检察调解中应当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考虑其心理感受。如一方是作为用人单位的企业，另一方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一方面要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为劳动者就业提供保障，不至于“杀鸡取卵”，让企业彻底垮掉，尤其是经济危机形势下对企业更应采取宽缓的政策；另一方面要充分照顾作为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利益，使劳资双方从对立走向合作，共度时艰，从而使检察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必要的选择。如在涉及一类普遍性问题时，法官审理的不仅仅是个案，类似纠纷很可能成百上千，简单引用法条作出实体判决，常常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当事人潜在的诉讼意识原本处于冬眠或者休克状态，在法院生效裁判的昭示下，这一意识被激活了，从而引发一系列类似诉讼或群体上访。因此，审查此类案件，不管法官还是检察人员都必须审时度势，全面考虑案件的背景、当事人诉请、涉及的地方政策及各方利益的平衡等，在出现个案背后存在系列串案或者涉及群体矛盾和冲突时，要竭力调和纠纷，消除双方的对立和冲突，促成双方或多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以免引起“多米诺”效应。

（三）　效率原则

民事检察调解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包括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体现为一定的检察资源及当事人支出的差旅费等，因此，检察机关的调处应当尽可能地节省这些成本，让当事人理解通过消解矛盾、达成合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明白从和解达成的交易中可以获取潜在的利益。要让当事人双方走出“要么我赢，要么你赢，但不可能双方都赢”的误区，认识到利益总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实现的，使共赢互利成为一种客观实在。检察机关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调处工作陷入僵局，或者因过分讨价还价使谈判工作不适当地拖延，从而违背调处的初衷。

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中应当尽可能充分考虑政策、习惯、民俗、伦理道德、公众情感等因素，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纷争，劝导当事人双方交换有关证据及诉讼请求，表达自己的诚意、“亮出底牌”，不要过于在意运用诉讼技巧和策略，以实现强化调解、减少诉讼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看，检察调解也是在给法官解压，因为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案件绝大部分往往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历经时间长，矛盾较为尖锐，情绪对立，常常对司法抱有怀疑的态度，办案人员处理不慎极易造成矛盾激化和冲突。在这一特殊阶段，做好当事人之间的调和工作十分重要，也是和谐司法的关键。因此，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不仅是诉讼的价值目标，也是检察机关的社会责任。

（四）　正当程序原则

与审判不同，调解往往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故当事人对程序的保障显得特别在意。同样，检方调解最终只是一个程序的东西，即检方的调解是程序导向型的调解，在此过程中，由当事人而非由调解者提出纠纷的解决方案，调解者仅仅是程序的推动者，而没有权力对纠纷提出实体性建议或施加压力［8］40。首先要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不管最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合意是什么，解决方案如何，能否依照方案顺利进行，当事人关心的主要是在调解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中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在检察机关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应当时时刻刻感受到他们处在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环境中 公权力介入民事纠纷的调和，必须使当事人双方有安全感，调停者站在公正的立场。参见［英］迈克尔?努尼《法律调解之道》，杨利华、于丽英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M.Noone,Mediation,trans.by Yang Lihua & Yu Liying,Beijing： Law Press,2006,p.49.］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者的信任是成功的关键，从而要求调解者无偏见，处于中立、超脱的地位。从形式到内容，必须让当事人双方体会到检察人员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也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检察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检察人员通过对案件客观、中立的评估，通过对当事人双方提供的证据的分析、判断以及释法说理，使双方当事人获取更多的有关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的信息，消除或降低他们不切实际的诉请预期，实现和解。

四、　民事检察调解范围和模式

（一）　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

基于检察机关介入的民事申诉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确认，如果裁判正确，应当尽可能说服申诉人息诉罢访；只有在裁判存在错误或不当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才开启调解程序，以尊重正确裁判的既判力。因此，根据社会变迁和转型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检察机关参与调解、引导当事人和解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涉及群体利益，或者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这类案件利益相互交织，处理不当极易引发公共事件，影响一方稳定。如当前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劳动争议等纠纷，往往涉及群体利益，如果检察机关简单就案办案，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如民工追讨工资不成，往往会引发群体性上访结果，其负面影响会波及开来，影响其他群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因此，实践中，检察机关坚持诉讼监督与矛盾化解相结合的原则，最大限度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在立案审查阶段，如果发现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和解，达成合意；如果生效裁判并无不当，则应当认真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积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抗诉阶段应当坚持“以抗促调”，将化解矛盾纠纷贯穿始终，积极配合法院做好调解工作。

2.　当事人情绪对立、矛盾易激化的案件。近年来，诉讼中的冲突与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因为法院受理的案件除了调解结案的以外，总有一方当事人会败诉，甚至双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均不满意。于是，当事人指责、谩骂、缠讼、上访、诬告、诽谤、人身威胁、暴力抗法、自杀等时有发生，不仅给法官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如因未能举证而败诉的两被告在法院门口服毒自杀，广东省四会市法院法官莫某被捕入狱，最后虽然被宣告无罪，但该法官还是带着疑罪之身被关了一年；吉林省柳河县法院女法官兰某竟被怀疑其“腐败”的当事人杀害；湖南永州零陵法院3名法官被射杀；广西梧州长洲区一当事人向法院工作人员泼硫酸。参见马守敏《法官：　“刀尖上的舞者”》，载《人民法院报》2010年7月12日，第5版。［Ma Shoumin,″ Judge：　′Dancer on the Point of Sword′,″ Peoples Court Daily,2010

12,p.5.］。尤其是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群体里，人情面子往往在百姓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法院判决一方胜诉，另一方会觉得非常丢面子，很可能设法暗中扳回：　或者将对方的鱼毒死，或者将其庄稼毁掉，或者公开从外面请人帮忙。冲突从小到大，若长期得不到解决，最终将酿成恶性事件［9］245

246。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功调解是人情面子的再生产，尤其对那些易激化的矛盾纠纷来说，意义更为深远。

3.　案情复杂、事实难以查清以及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如因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被法院判决败诉，而实际上他是有理的，或者说从客观真实层面上他的诉请应该得到支持，败诉这方当事人能心悦诚服吗？而和解之道则可渐入佳境，有助于克服和弥补法律的刻板、僵硬。

4.　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亲友关系、邻里关系的案件。这类案件蕴含着人情世故，渗透着社会伦理，所谓剪不断、理还乱。如果简单就案办案，机械地适用法律，不仅无助于纠纷的化解，而且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和解是上策，不仅可以抚平诉讼带来的创伤，而且有利于亲情、友情得到延续。

5.　当事人讼争标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随着社会变迁，此类案件涉及的法律、政策等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此类纠纷往往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仅靠司法裁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法院往往关上司法救济的大门，对申诉人的诉请要么不予受理，要么予以驳回。而检察机关通过协调有关政府部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通常可以不同程度解决申诉人提出的请求。

6.　其他宜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如通过抗诉再审改判难以执行回转的案件，生效裁判存在瑕疵但不足以改判的案件等等。

（二）　民事检察调解模式

1.　自主调解。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决定启动调解程序，在分析判断证据和认定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对法律政策适用已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同时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据此组织双方当事人沟通、协商，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的诉求及理由。然后根据法理、情理、习惯等进一步引导，明确法律边界，使争议双方达成合意。检察实践中，常常出现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解决的内容抱有强烈不满的情况，如被申诉人基于已经胜诉要求执行生效裁判，从而对检察机关的案件审查持怀疑、排斥的态度，同时对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的这一潜在风险持谨慎态度，尽可能通过陈述、申辩说服检方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同样，申诉人认为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强烈要求纠正错误裁判，对检方既抱有希望，又担心自己的诉请被检方否定。这就是检方调处纠纷具有可行性的基点，如果没有当事人双方的这种博弈，纠纷的调处将大为逊色。因此，有经验和技巧的调解者往往通过释法说理、心理疏导，使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降低期望值，回到合理的期待中来，消除当事人对最终合意的疑虑和不满。总之，检察人员在主持调解时对双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喻之以法，使当事人回归理性、平和，使失范的利益关系得到衡平。

2.　协同调解。在应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与政府有关部门、社区、自治组织等沟通、协作，特别是涉及易引发大规模的的案件显得更为必要。当前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劳动争议、环境污染等案件，往往与地方政府政策及行政行为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要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还得兼顾作为强势方的开发商、企业等利益，而政府的配合是关键，因为许多民事纠纷涉及当地的政策、习惯等复杂因素，而且当事人双方积怨较深，持续时间长，仅靠检察机关独家调处常常捉襟见肘，成功的调处还须政府机关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即“检察机关搭台，大家唱和”。有些民事纠纷涉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解纷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纠纷解决经验，故检察人员可以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调解，以便合理协调法律与行业习惯、市场规则，寻求公共利益以及各方当事人或群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维护市场秩序。

3.　引导和解。在发现当事人有和解可能时，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引导当事人进入和解的程序。现实中当事人常常为了赌气互不相让，甚至宁愿鱼死网破也不罢休。显然当事人之间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其中亦蕴含着怨气和怒火。检察人员应将调解与诉讼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风险和成本向当事人明示，充分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选择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同时，根据案件事实情况，进一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阐明应适用的法律，告知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为当事人提供参照，使其对案件处理结果有一个合理的预期，从而引导当事人双方理性、平和地回到谈判桌上，最终作出妥协。

4.　委托调解。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委托基层调解组织开展调解。基层人民调解员生活经验丰富，对当事人的生活环境熟悉，特别是农村调解员对农村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对于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有独到之处。当然基层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相关专业知识明显不足，其成功调处纠纷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有条件的地方检察院可以内设联合调解中心、人民调解室等机构，配备专职调解员，加强对基层调解员的专业指导。对于简易民事申诉案件，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将案件委托乡村、社区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组织调解，也可以在人民调解组织的配合下开展民事检察调解，在工作中逐步建立检察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还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知名律师等参与调解。在广大乡村纠纷的解决中，要尽可能利用地方知识资源，借助乡村干部的力量，因为村干部熟悉村里情况，能担责任，而且有一定的威信。

5.　巡回调解。检察机关巡回调解旨在便民、利民，做到惜民之力，节民之财。在广大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当事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法律意识较薄弱，程式化、专业化的现代司法常常会给当事人带来许多不便，容易与百姓隔阂、与社会疏离，而巡回执法办案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它简便、快捷、廉价，是易于民众理解、便于民众利用的程序运作，使司法更趋于大众化、常识化，拉近民众与司法的距离，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充分有效地接近正义，彰显当事人的主体性和司法的人民性［10］。为方便当事人，检察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赴当地巡回调解，有利于掌握案件背景、客观环境及影响纠纷解决的各种因素，进一步分析研究调解的对策，及时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第一线。特别是针对本地区的重大疑难案件和涉及、公共事件等敏感案件，上级检察院应当建立调解专家库，整合本地区的调解人才资源，及时进行巡回调解，有效调处纠纷，维护区域稳定。

［参 考 文 献］［1］［英］西蒙?罗伯茨、彭文浩：　《纠纷解决过程：　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S.Roberts & M.Palmer,Dispute Processes：　A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DecisionMaking,trans.by Liu Zhewei,Li Jiajia & Yu Chunlu,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11.］［2］［日］小岛武司：　《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年。［T.Kojima,Legal Principles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Reform of Litigation System,trans.by Chen Gang & Guo Meisong,Beijing：　Law Press,2001.］［3］王泽鉴：　《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Wang Zejian,Legal Thinking and Civil Law Cases,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2001.］［4］梁治平：　《法意与人情》，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2年。［Liang Zhiping,Spirit of Laws and Worldly Wisdom,Shenzhen：　Sea Sky Publishing House,1992.］［5］［英］罗杰?科特威尔：　《法律社会学导论》，潘大松、刘丽君、林燕平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年。［R.Cotterrell,The Sociology of Law：　An Introduction,trans.by Pan Dasong，Liu Lijun ＆ Lin Yanping,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1989.］［6］范愉、李浩：　《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2010年。［Fan Yu & Li Hao,Dispute Resolution：　Theory,System and Skill,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2010.］［7］［美］詹姆斯?E.麦圭尔、陈子豪、吴瑞卿：　《和为贵——美国调解与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方案》，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1年。［J.E.McGuire,C.Chen & S.Ng,Building a Common Language：　Mediation & ADR in the US,Beijing：　Law Press,2011.］［8］［澳］娜嘉?亚历山大：　《全球调解趋势》，王福华、史长青、魏庆玉译，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N.M.Alexander,Global Trend of Mediation,trans.by Wang Fuhua，Shi Changqing ＆ Wei Qingyu,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2011.］［9］贺雪峰：　《乡村的前途——新农村建设与中国道路》，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He Xuefeng,The Future of Rural Area：　New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Path,Jinan：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7.］［10］闫建刚、王聪：　《巡回审判背后的法理意涵》，《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1日，第5版。［Yan Jiangang & Wang Cong,″Legal Principles and Connotation behind Assizes,″Peoples Court Daily,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