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海外建水电站真不容易:穿丛林、遇老虎还有毒蚊子!

编者按：作为中国的标杆企业，华为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隐藏在荣耀背后的艰辛却并非人人都了解。多年前，为了鼓励开拓海外市场，华为内部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想进步快，赶紧去海外”。如今，众多中国企业也踏上了这一漫漫征途。期间，常年征战在外的“将士们”，有些经历真是超出了局外人的想象。

老挝南塔河1号水电站，为南方电网公司首个开工建设的海外BOT投资项目。自2006年以来，该项目历经选址勘探、合同谈判、开工建设等多个阶段，南网国际公司南塔河项目团队多年来驻守在邻国老挝的深山密林中，历尽艰险，排除万难，最终项目顺利于2013年底开工建设。

他们是最早一批走出海外的南网人，是南方电网海外项目拓展的先锋队，他们的故事，是南方电网海外开拓之路的见证和缩影。

南塔河项目团队是个名副其实的“跨国团队”，其中有中国人、老挝人，还有老挝籍华人，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有着传奇的职业经历，仿佛是内心深处被建设南塔河水电站这个共同使命所召唤，不约而同地来到南塔河畔，在这片原始丛林问，开始了他们的使命和友谊，也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与爱。

原始森林里的苦行军

刘建还记得他对南塔河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路。

南塔河的起源可追溯到中国境内，自东北方流向西南，最终汇入湄公河。刘建2006年来到这里搞水电站的选址勘探，发现在河两岸的原始丛林问，根本就没有路，走到坝址附近，必须穿越原始森林。于是，他们开始了在老挝密林问的行军：队伍最前方是负责砍树开路的老挝军人，他们个个荷枪实弹，甚至会非常认真地指着枪上的子弹夹问：子弹够不够？后来大家发现老挝军人不是开玩笑，因为勘探队员先后在林中见过老虎、大象和熊，以至于见到蛇或野猪这些小型猛兽，都习以为常了。

开路军人之后，才是勘探队员，刘建那时候体会到了什么叫风餐露宿。因为进入丛林之后到达坝址往往要走几天几夜，要带设备，没法带太多生活物资。“吃饭就是吃老挝当地的糯米饭团子，也没筷子，抓一块糯米搓搓手，就算是洗手了，喝水就是喝路边的河水或是泉水。”天黑就拿出睡袋，找块空地睡觉，行军一天人困马乏，根本顾不得暗夜林中有什么珍奇异兽，睡意很快赶走了恐惧。

那时候，大家最多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饿。

原始丛林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24小时便利店，也没有超市，即便你兜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每天的糯米饭根本顶不住跋山涉水的长途行军，饿肚子，就成了那时每个人最常念叨的事情。

走在原始丛林中，一个人环抱不住的巨木随处可见，不过比巨木更多的是蚊子，那里的蚊子毒到在小腿上叮一口，整条腿都肿起来；也有人因为实在扛不住林间行军，体力不支，最终被老挝军人背出丛林。

与丛林间行军相比起来，坐船的辛苦则是另一种滋味。项目经理孙鹏，是个体重将近100公斤的大块头，每次坐船去坝址或去移民村落，都是他的受难之路。起初，他看到河两岸的老挝人在船上走路如飞，心想这船坐起来肯定轻松又舒服，结果在仅仅一人宽的小船里顶着烈日曝晒，无遮无挡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屁股坐麻木了，就靠在船帮上，后来肩膀也麻了，就干脆躺在船里。而孙鹏最怕的还是坐船时下雨，“船没有棚，又那么窄，根本没地方躲，下雨了你只能硬挺着，雨水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如果下几个小时，你就要被‘割上’几个小时。”老挝员工洛湾坐船时淋雨生了病，后来一听见要坐船就怕。

2013年底项目开工后，路桥单位负责在原始丛林间开挖一条通往坝址的道路，工程进行中突然遭遇山洪暴发，有几名路桥工人被洪水围困在山问，一个星期与外界断绝了联系，老挝政府也想尽办法营救却未果，几位工人断粮几日，没办法只能去临近的附近村里讨糯米饭吃，救出来时饿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即便环境如此艰苦凶险，南塔河项目团队的成员却发现，自己渐渐地爱上了异国他乡的这片山水，他们会不自觉地在手机里保存南塔河的照片，和家人朋友讲述南塔河的故事，甚至在水电站施工现场营地开通了手机信号和上网服务之后，大家莫名地开始怀念起电话和网络不通的日子来：以前没电话信号没网络的时候，南塔河的夜晚是多安静，那时我们是怎么过的……

一度停滞的艰难谈判

“穿越原始森林这个过程，只能叫艰苦，而真正的艰难，是在后来的项目合同谈判阶段。”南网国际公司副总经理、南塔河项目负责人韩瑞说，这个团队中的很多人，都是人生中第一次参加BOT项目的合同谈判，一切从零开始。

老挝虽然是联合国认定的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但在BOT项目合同谈判中所坚持的标准却丝毫不比国际水平低。负责与老挝政府部门沟通的汤干湘感触最深，“一份仅仅有60多页的股东协议，对方谈判团里的欧美顾问就一口气给我们提出了180多个问题，当时我们就惊呆了，因为照这个速度，恐怕几年都谈不下来。“从电价协议，到股东协议，再到特许权协议，每个进程都举步维艰。”这个曾经有过多年“海外沟通经验”的人，也一度气馁，半开玩笑地对老挝的谈判对手说，干脆你们发个通知给我们公司总部，说这个项目不用我们做了，我们也好打包行李回广州。

谈判停滞的时候，孙鹏、张小千和汤干湘留在万象，很是苦闷，“别人很羡慕我们可以经常在国外出差，可是我们连在万象逛街的心思都没有，因为谈判推不动，心里就像压着一块大石头。”

韩瑞一听就急了，不能这么继续谈下去。于是向老挝方面建议，必须改变谈判模式，建议双方主谈人员先把项目原则性条款谈下来，然后再交由各自的法律顾问协商条款的法律性表述，这样就避免了60页提出180个法律问题的局面，但却对谈判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必须对每一份合同内容了如指掌，且不能出错。

那段时间，汤干湘说自己就好像老挝政府的员工一样，每天就去部委坐班，缠着部长秘书聊天沟通，询问项目谈判情况和审批进度，联络感情。为了尽可能地加快进度，一份文件在一个部门审批盖章完了，项目团队都会有专人盯在那里，“这个文件要送去哪个部门，我帮您送”，他们自己充当文件快递员，尽可能地缩减文件在政府部门间积压流转的漫长时间。

执着的中国团队，也打动了许多老挝政府官员和朋友，他们主动伸出援手，让有些协议的审批进入快速“绿色通道”，确保了融资协议的顺利签署。

负责合同谈判的张小千那段时间就常驻在万象，整天跑老挝政府的相关部委，那时项目部没有自己的车，老挝公共交通又不发达，张小千就只能买了辆二手自行车，顶着40几摄氏度的高温暴晒，骑着自行车去老挝政府的各大部委沟通、递送文件。

“最终谈下来，成果是非常可喜的。”韩瑞说，国际上一般的BOT项目涉及财务、税务、法律和社会环境等诸多问题，谈判过程往往很长，南塔河项目自2013年重启谈判后，在项目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开发期大大提前，且每一个协议的谈判过程，都比通常时间缩短了半年左右，“同时更关键的，我们坚持公司赵建国董事长提出的底线思维谈判原则，与老挝方面开诚布公地进行谈判工作。每逢谈判关键节点，公司王久玲副总经理都亲赴一线，与老挝高层进行沟通，指导项目团队成员进行决策。经过多轮次的反复商谈，我们在坚持最低可接受的投资回报率的基础上，以最大的诚意推进了项目的开发。

刘建就是在谈判回广州的间隙里，开始学英语，“2011年以前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可是搞了南塔河项目之后发现英语是很有用的。”如今，他和项目部的老挝籍员工都可以用英语自由交谈了。项目部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老挝语。第一次谈BOT合同，第一次说英语，第一次搞项目开发，第一次穿越原始森林，团队中很多人在项目开发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个人生第一次，是不断学习的能力，支撑着这个团队全力迎接一个个挑战。

异国他乡的长久思念

在准备项目开工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对老挝的物资缺乏感受最为明显。“工程用的水泥是从泰国运进来的，安全帽是我们从西双版纳买了运过来的，老挝全国都找不到安全帽卖。”项目部想做几块安全生产的宣传展板，也要回到西双版纳制作，再用车运回来。一个在国内看来十分简单的事情，到了异国他乡都会变得过程漫长而又复杂。

“海外出差，也是种考验。”项目团队的中国员工最长一次在老挝，待了半年没有回家，“家里的所有人你都见不到，所有事情你都帮不上忙，那种感受是很难过的。”与项目部的中国员工别井离乡的奋斗相对比的，是老挝员工的慢生活与恋家。老挝人非常重视家庭，下班后尽量不接听工作电话，也很少加班，尽可能地保护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甚至很少参加下班后的集体活动。两个国家的人在生活节奏上的巨大反差，也时时刻刻牵动着项目团队员工的思乡之情。

电站建设工地的条件更为艰苦，活动板房内经常会停电，洗衣服就是用河水，之前还没有手机网络信号，入夜时分南塔河万籁俱寂，想打电话给家人都是难事。“那种寂静又寂寞的难过，连个家里电话都打不通，那种滋味，只有在工地住过的人，才会了解。”孙鹏说。

刘建说，很多员工出差海外的极限是3个月，到达极限之后，个人的情绪、工作效率、沟通能力都开始下降。老挝的青山绿水、暖煦和风，依旧吹不散思念。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历经这么多波折与艰难之后依然坚守在南塔河？谢正都是个名副其实的“老水电”，广西很多的水电工程他都参与了组织开发建设工作，他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做国际公司的水电项目安全与技术总监，在办公室里做管理工作。可当项目进入建设期时，他还是来到南塔河，长期扎在一线施工现场，担任总工程师。“还是电力人的那种情怀，当你看着大坝在两山之间渐渐高耸起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是个老党员，应该在最前线。一辈子跑了各种山沟沟，却也乐在其中。”他老伴在南宁做手术，因为工程建设处于关键环节，他瞒着同事留在一线施工现场，后来是被领导知道了，被勒令回国陪护，他却轻描淡写地说，“老夫老妻了，她都懂我。”

“做一个项目，就像孕育一个孩子，这么多年我们从未放弃过，在合同谈判完成时，在看到导流洞贯通时，在看到移民新村建成时，这种感觉都更加强烈。”韩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