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及其后果

摘 要：本文在梳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契约性质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契约不完备性及其对企业契约形式的影响，并探讨了不完备契约的履约机制及其特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企业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机制，都必须注重能够促进契约当事人相互合作的非正式规则的作用。

关键词：契约性质;关系契约;履约机制

中图分类号：F237．7 C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6-0042-05

一、企业的契约性质

众所周知，企业在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看成是一个投入与产出的“黑箱”，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反叛新古典范式的基础上，以“契约论”为核心，对企业的组织性质和结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提出了质疑，他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并将其用于经济学分析，讨论了什么是企业的基本特征，为什么市场经济中要有企业存在，为什么企业的边界不能扩大到整个经济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1]。科斯认为，现实世界中的经济体系并不像以往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自行运转”并“由价格机制协调”，而是由市场和企业共同协调。市场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企业也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市场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企业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所不同的是，“在企业外部，价格变化指导生产，这是通过市场上的一系列交易协调的。在企业内部，这些市场交易被取消，进行这些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主――协调者取代，后者指导生产。”［1］也就是说，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者。既然市场的价格机制能够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为什么还会有企业出现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比如发现价格、谈判、契约执行等成本，而且这些成本有时是很高的。通过建立企业，在企业组织内部进行交易，可以降低这些成本。即企业的存在使一系列的要素所有者间的短期契约被一个长期契约――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替代了，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在企业内部契约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为获得一定报酬而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同时，契约也限制了企业家指挥要素的范围。企业内组织交易所能降低的费用并不是无止境的，这是因为，“首先，随着企业规模变大，在企业主的职能上，可能存在收益递减，就是说，在企业内组织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其次，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增加，企业主可能无法把生产要素安置在其价值最大的用途上，就是说，他无法最好地利用生产要素。……最后，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应价格可能上升，因为一个小企业的‘其他优势’要超过一个大企业。”［1］因此，企业的规模是由企业的存在而节约的交易费用与企业存在而引起的组织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科斯看来，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其他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企业的出现，只不过是用长期契约代替了短期契约，用一组契约代替了多个契约。

张五常在1983年发表的《企业的契约性质》中所提出的思想，被认为是科斯之后关于企业性质的一个更为透彻的解释。他认为，科斯理论的重点在于产品市场有交易费用，因而引起了辅助或代替产品市场的企业的出现。如果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社会为了要减少交易费用，资产市场就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产品市场。但他认为这还不够正确。更正确的观点是，产品市场是一种合约，资产市场是另一种合约；由于产品的转让在很多情况下会有很高的交易费用，市场就选择了另一种合约取而代之，即用资本市场代替产品市场。在张五常看来，科斯所说的企业代替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契约代替了另外一种契约。科斯主要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投入的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因此，他是受“看得见的手”指引，而不是价格机制，即“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他认为企业“这个契约”，发生在要素市场上，是一种要素所有者与人签订的一份契约；而价格机制的“那一系列契约”，则是产品市场上的一系列交易。因此，并不是企业取代了市场，企业无非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契约替代了产品市场上的交易契约。

威廉姆森关于企业“资产专用性”的理论，是在坚持交易费用理论和企业作为一组契约的前提下对企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探索。威廉姆森是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运用在不完备契约下影响交易水平和特征的交易的三个性质：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来回答企业的性质的。他认为，在现实的生产要素交易中，许多资产存在着专用性，由于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使得事前的竞争被事后的垄断或买方独家垄断所取代，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时，用纵向一体化替代现货市场则可以减少或消除机会主义，因为在纵向一体化组织――企业中，机会主义要受到权威的监督和长期雇佣关系的强化。

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企业实质上是一种在团队生产方式下实行激励相容的契约安排。团队生产指的是：一种产品是由若干个集体内成员协同生产出来的，而且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率。由于最终产出物是一种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预测，因此不可能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一个关于偷懒的问题，团队成员缺乏努力工作的积极性，为了减少这种规避行为，就必须让部分成员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的工作。而监督者必须能够占有剩余权益，否则他也缺乏监督的积极性。当然如果监督者是团队固定投入的所有者，则企业的运行成本会更节约。

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人则更加明晰了企业的契约性质。他们的研究中明确地区分了完备契约和不完备契约，并着重研究了交易中不完备契约的基本特性，认为它是交易费用产生的根源。他们认为，在现实的世界中，由于世界和未来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与交易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矛盾，使得交易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备的，即由于关系性投资存在着套牢的可能性，以及制定完备契约的费用太高，使得契约在执行过程中，总存在着套牢的可能性。并且，这种不完备契约在执行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部分第三者难以证实的可能，总会出现一部分剩余权利，这时候所有权就显得特别重要，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出现，即企业是为克服契约的不完备性而出现的，但企业本身却仍然是一种不完备契约。但是企业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安排，使对投资行动重要的一方拥有剩余控制权，从而降低了不完备契约带来的低效率。

上述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企业本质的认识，却都突出强调了其“契约”性质，企业就是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为提高效率而选择的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契约。

二、契约的不完备性

科斯、张五常等人虽然正确地提出了企业的契约性质，但对契约本身的性质及其对企业契约的影响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科斯、张五常之后，在格罗斯曼、哈特、威廉姆森等一大批学者的努力下，不完备契约理论逐步地形成和发展。这一理论框架主要包括完备契约的条件和不完备契约及成因。

原则上，一个完备的契约几乎可以解决交易中的所有问题。因为它对契约各方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需要做什么都做出了精确的规定，对在每一个可能的事件（包括那些违约的事件）中所发生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作了使得每一方都会发现遵守合同条款是最优选择的安排。如果最初的计划是有效率的，那么一个完备的契约就会使导致有效结果的计划得以实施。然而要达成和执行一个完备的契约是有条件的。第一，契约各方都必须预见到达成和执行契约期间所有可能发生的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相关事件，并且他们要使契约规定的行为和支付适用于这些事件。而且，他们必须能够准确地对这些可能的事件进行描述，使得自己在事实发生之前就能够毫不含糊地确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他们还必须能够在事实发生之后就清楚地知道他们预先考虑到的哪些具体要求情形在实际上发生了。第二，契约各方必须愿意而且能够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确定有效的行为过程和相应的支付，并达成协议。第三，一旦进入契约过程，契约各方必须乐意遵守契约规定的条款。这至少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各方都不能有以后重新协商契约条款的念头，否则，对重新协商的预期就会使原来的协议丧失信誉和它所应有的指导双方行为的能力。其二，各方都必须能够容易地确定契约的条款是否得到了履行。如果有违背，每一方都必须愿意而且能够促使协议被如约执行。第四，因为契约的执行情况是可以证实的，第三者(例如法庭)不用花费任何成本就可以确定谁违反了契约，因而完备契约也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契约。正是由于一个完备契约所要求的必须具备的条件难以满足，于是人们发现，现实中的契约往往都是不完善的。

如果一个契约不能准确地描述与交易有关的所有未来的可能性状态以及各种状态下契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这个契约就是不完备契约。在实际交易中，制定和执行的契约往往都是不完备的。也就是说，契约中总包含某些方面的不足或者被遗漏的条款。契约可能不会提及某些情况下各方的责任，而对另一些情况下的责任只做出粗略或模棱两可的规定。威廉姆森认为，契约的不完备性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和人的有限理性造成的。加林•库普曼斯把不确定性分为原发的不确定性和继发的不确定性。前者是那种随机发生的情况，后者则产生于缺乏信息沟通，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正在做的决策和计划是什么。这两类不确定性都不涉及策略性的隐瞒、伪装或扭曲信息等情况。但一旦交易双方由于专用性投资而形成双边依赖关系时，隐瞒、伪装或扭曲信息等策略就会出现。因此，威廉姆森认为，还应该认识到第三类不确定性即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类不确定性的根源在于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限理性是关于人的领悟能力的一个假定。按照西蒙的观点，有限理性指的是“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如果承认有限理性，那么，要想签订面面俱到的契约，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很难想得太远，不可能在签约时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状态；即使预测到了，要用准确的语言描述所有可能的状态，并对每种状态出现时缔约人必须采取的行动及其相应的权利和责任做出规定也是很困难的；即使契约中已经描述和规定得很清楚了，但由于存在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当实际状态出现时，当事人也可能为了什么是实际状态而争论不休。正因为人们不可避免要受到理性的限制，因而契约总是有遗漏和缺憾。在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中，有限理性是理解契约不完备性的关键。然而，哈特等人认为，即使假定缔约双方具有足够的理性，能够在契约中详细说明所有能够设想到的可能性以及每种可能性下缔约各方的权利和责任，但只要契约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不可描述的或第三者无法验证的，这些内容就无法由法庭进行判决，从而契约就只能是不完备的。因此，他们将契约不完备的原因归结为关键变量的不可描述性和第三方不可证实性，并据此对不完备契约进行了形式化的分析。

爱伦•施瓦茨从法律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有五种契约不完备性的起因已经被揭示，即：第一，一个契约有时因为语句是模棱两可或不清晰而可能造成契约的模棱两可或不清晰。第二，由于契约方的疏忽未就有关的事宜订立契约而使一个契约是不完备的。第三，因为契约方订立一条款以解决一特定的事宜的成本超出了其收益造成了一个契约是不完备的。第四，一个契约可能由于不对称信息而是不完备的。第五，只要至少市场的一方是异质的，且存在足够数量的偏好合作类型，则契约就是不完备的。施瓦茨认为，当由于前三个和第五个原因导致契约不完备时，法庭能够通过提供契约方“真正”意图所暗示的、但在契约中没有体现的条款，或者在初始契约中加入所谓“公正”和“合理”的条款，来减少契约的不完备性。当第四个原因存在时，契约就是“注定不完备的”，而法庭对这种不完备性也无能为力。从经济学说意义上来看，契约不完备的关键是第四个原因，即信息的不对称性，这既包括缔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包括缔约双方与第三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第三方的信息不可证实性)。信息不对称固然可以解释一部分契约的不完备性，但问题是，即使缔约双方具有完全对称的信息，契约也仍然有可能是不完备的。

三、不完备契约的后果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契约的不完备性，现实世界中的契约也就有了不同的对应形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系契约和隐性契约。

在现实经济活动之中，处于持续伙伴关系中的当事人一般都将很多契约条款悬而不决，留待今后根据商业需要再作随机应变的调节。这就是所谓的关系契约。与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相比较，关系契约中的整个关系是随着时间而展开的，它实际上是对契约的不完备性的一种反应。关系契约的签署者知道契约是不可能完备的，因此就不追求完备，而是建立一种框定关系的协议。有关各方不是对行动的详细计划达成协议，而是对目标的目的、对广泛适用的总的原则，对在未预测的事件发生时进行决策的准则，对谁有什么行动权力以及限制可能采取的行动范围的边界、对一旦争议发生用来解决争议的机制等，达成协议。一般来说，在完全和完善的契约显然成本过高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下，实际所签订的契约往往都是关系契约。它们的作用是建立起一种关系，确定共同的期望、确立用于决策以及分配成本和收益的一般规定。不完备契约有一个重要的属性，那就是，各方关于相互的关系具有未写明但却可以推定共享的期望。这种共享的期望的重要性使它们被称为隐性契约。这些期望实际上是各方共享和达成共识的，就此而言，隐性契约是减少有限理性和节约签约成本的一种有力手段。就其自身性质而言，隐性契约是很难由法院执行的。这种契约没有任何文件，甚至可能也不存在任何的口头表述。因此，隐性契约必须依赖其他的执行机制。

从绝对意义上讲，所有的契约都是不完备的，但是不完备的程度却有所不同。麦克尼尔将契约分为古典型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型契约三种类型。这一分类突出了关系型契约的特征，揭示了这种契约的缔约和履约特点。威廉姆森吸取这种分类方法，将之运用到对企业或市场规制方式的分析。他认为，不同性质的交易可以分为不同类型的契约，对应于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最优的治理结构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的治理结构。为此，威廉姆森利用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三个维度，将所有的交易对应地划分为三种契约：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古典契约属于完备契约，对应于市场治理，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属于不完备契约，前者对应于第三方治理，后者包括双方治理和统一治理。除了市场治理，统一治理属于企业或科层，其他形式的契约或者交易都属于混合形式。威廉姆森推断，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高，交易越是频繁，不确定性越强，则交易越是倾向于由科层制企业来组织。

根据麦克尼尔与威廉姆森的观点，企业是一种关系契约，是对契约不完备性的一种反映。其交易各方不是对行为的详细计划达成协议，而是对总的目标、广泛使用的原则和意外事件出现时的处理程序和准则，以及解决争议的机制达成一致意见。由于仅仅是一种框定，这就使企业这种关系契约与隐性契约密切相连。在那些框定之外的领域，就有大量的，未被言明的契约各方的共同期望的存在，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企业契约呈现出一系列特点：首先，企业契约的缔约当事人是一种长期的、动态的合作关系。参与签订企业契约的各方当事人构成了某种长期的交易关系并将随着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提出不同的签约要求，由此导致了企业契约进行不断的边际调整。这也必然要求缔约当事人不断进行多次、重复的博弈行为。但这种博弈行为是在一种合作的框架下进行的，原因在于缔约当事人一方的利益又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契约关系的存在、依赖于其他各方的利益。其次，企业契约的缔约内容是个人权力的交换。企业契约交易的不再是以往经济学家所称的实际物品，而是由契约安排所确定的个人权利，而权利之间的让渡本身含有“冲突，依存和秩序”的原则，这种交易关系可以通过契约来界定和调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企业契约交易的内容实际上是人们互动的一种社会关系，它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利益之间的交换。而这种互动的关系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此，企业契约具有关系契约所强调的互动性特征。再次，企业契约不同于市场的缔约方式。市场交易最基本的焦点是交换的物品或者劳务，包括交易物品的价格、质量、数量以及交易地点、付款方式等等，而签订的契约具有明确、一次性完成特征，但企业契约的基本焦点更多地放在了对契约结构和过程的计划上面。因此，初始契约往往是简单的、框架式的，很多具体内容要根据未来的变化而加以强化或者修改补充。企业契约的缔约方式凸显出其结构性和过程性的特征。

四、不完备契约的履约机制

由于契约总是不完备的，这就给交易各方提供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也使得契约的履约机制显得十分重要。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们为应对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先后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契约履行机制。青木昌彦曾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他列举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契约履行机制：第一，个人信任和交易者社会规范。第二，惠顾关系和俱乐部规范。第三，文化信念和自我实施的雇佣合同。第四，第三方私人治理结构、商法仲裁者。第五，道德准则。第六，法治系统。第七，数字化实施。它们又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契约的私人自我实施机制。第二类是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第三类是国家（法庭）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按照青木昌彦的解释，这些履约机制是随着交易的发展和扩大，在历史上循序渐进地出现的。最初的履约方式往往是私人自我实施，就是通过对交易一方的违约行为施加一种私人惩罚来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这种私人惩罚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直接终止交易关系，造成违约者的未来损失。因为在存在专用性投资的条件下，终止交易关系意味着一种潜在的资产价值损失，从而交易者无法收回其专用性投资的全部价值。第二种形式是违约者因自己的市场声誉贬值而遭受的损失。交易一方的违约行为会破坏他在市场上的声誉，使他在今后交易中的困难增加，因其他人不愿同声誉不好的人进行交易，即使交易也会持更谨慎的态度，并要求更苛刻的条件，这些都增加了该交易者未来做生意时的成本。正如波斯纳所说：“那些已被识破的不能履行其应尽义务的人，将会发现将来无人愿意与之进行交换。这对那些利用契约另一方当事人的弱点和履行相继性的弱点而进行欺骗的人来讲，是一种成本很高的惩罚”[2]。私人履约机制除了声誉之外，还有文化信念、道德规范等，这些都可以构成交易者的私人履约资本。克莱因指出，在私人契约中，个人是拥有一定履约资本的，如声誉、财产和强制性手段等。现实世界的商业关系的大部分就是依赖个人履约资本而得到执行的，由法院强制执行的契约只占契约总数的小部分。并且，个人履约资本与契约条款存在一种替代性的关系。所以，克莱因说：“例如，在私人履约资本比较小的情况下，所写明的契约将是比较‘厚’的一沓子，交易者试图明确较多的履约要素并以备更多的不测之需。在私人履约资本比较强的情况下，契约将是很‘薄’ 的一小沓，签订契约的交易者只是规定契约中的必要部分，甚至可以是建立在口头约定的握手的基础上”[3]。由此可见，私人如果拥有声誉等较雄厚的履约资本，就可以节约签约的交易费用。

私人作为第三方的契约实施机制，是随着契约实施的形成与交易范围的扩大开始出现的。对此，青木昌彦是这样论述的：“随着产权交易域不断扩展，潜在交易者已无法识别其潜在的交易伙伴，这时，第三方就有必要代替直接的交易伙伴成为非人格化交易的治理手段”[4]。第三者介入契约实施，使契约的实施机制得以改进。威廉姆森认为，如果不存在仲裁机制，许多协议的风险将会极高；若有了仲裁机制，这些协议就能够达成并得到履行。但青木昌彦同时指出，对于第三者行为，同样存在着“声誉”约束问题。

在契约履行机制的演进过程中，第三者的角色有一个由私人承担到组织承担、再到主要由民族国家取代的过程。国家取代私人和行业组织而介入契约履行机制的优点是：第一，可以实现规模效益。波斯纳指出：“契约法的基本功能（至少自霍布斯时代起就被这么认为）是阻止对契约的另一方当事人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促进经济活动的最佳时机选择，并使之不必采取成本昂贵的自我保护措施”[2]。如果契约的履行职能完全由私人和行业协会来承担，那么，每一契约的各方都须为此而投入资源。从社会总量来看，这些分散投资的总规模可能远远大于由国家集中投资的规模。就各个契约当事人而言，采用购买国家提供的保护，可能更为经济。第二，国家通过契约法介入契约，不仅可以约束契约当事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还可以用来填补不完备契约的空缺。哈耶克指出：“在当今这种复杂的社会中，没有一个契约能明文规定不发生偶然事件；而且因为司法和立法发展起了各种用途的标准合同，它们不但非常实用易懂，而且确定了所有事实上能订立的合同的解释，并被用来填补所有事实上能订立的合同的空缺”[5]。但是，青木昌彦同时指出：“即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和合同也不仅仅由正式的法律系统来执行。各种各样的治理机制――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它们作为制度安排的复合体都要同时发生作用”[4]。

五、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第一，企业是一种契约，但它与市场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在于企业用权威取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而且在于企业是一种要素市场契约，而市场则是产品市场契约。第二，因为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完全、语言的模糊性等原因，契约总是不完备的，人们认识到这些局限是难以克服的，于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并不追求契约的完美与完善，而往往只是签订一个契约的总体框架，详细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企业正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契约，它是对契约不完备性的反映。第三，契约的不完备性也为契约执行带来很多麻烦，在人类历史上，相继出现了不同的履约机制，在这些机制中，声誉、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等原属于非经济理性的范畴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第四，虽然从绝对的意义上说，契约都是不完备的，但其不完备程度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市场契约相对完备一些，而企业契约则相对更不完备，因此，在企业契约中，像声誉、文化价值观、道德规范等非正式规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对长期的、重复易的企业契约而言，第三方执行契约的条件，即契约的完备程度、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证实性等往往得不到满足。所以，即使将法律等正式规则制定得相当完美、并能够不折不扣地加以执行，顺利履行企业的契约关系也是难以做到的。这样，事前难以对各方的责、权、利进行具体规定，在事中或事后更是无法实施和证实这些规定的执行程度，交易的各方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片“公共领域”。就如何最大限度地减缓由于这片“公共领域”的存在而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效应方面，再完善的正式规则所发挥的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非正式规则就显得极为重要了，而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只能来自于参与关系契约各方的长期合作。

参考文献：

［1］ 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A］．路易斯•普特曼,等．企业的经济性质［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 克莱因,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4］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5］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 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