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

一、问题范式的内涵

(一)问题意识(problemconsciousness)问题意识,乃是进入哲学研究的入口。哲学问题意识以沉思和分析为显著特征。它是一种本体的或形而上之思,是力求使事物本身自我显示其本真状态的过程;它也是一种面向前提之思,通过对经验常识的根据的怀疑、批判和严格考察,打通从经验常识通向科学知识的通道;哲学问题意识还是一种面向生活之思,其最终目的是追求达到生活世界的和谐统一。[4]强调问题意识,克服传统研究中明显存在着的无意识缺陷(如教条主义、独断论、目的论等),唤起一种范式转换的自觉,使研究回到真正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哲学的共识。从问题意识的内在生成机制来看,问题意识内含这样一个重要环节:即“怀疑—反思—批判”。“怀疑”是对人的历史境遇及生活现状的一种不安的、尚处于模糊状态的意识,但又无法对这种感觉进行明确的语言表征,处于问题意识发生的初级阶段。“反思”表明问题意识的主体通过理性思维自觉、主动地对“怀疑”阶段的模糊感觉进行反复体认,并试图用一定的语言符号对怀疑的对象进行表征。“反思”阶段是问题意识的发展阶段,思维的理性自觉和追求精确的语言表征是其主要特征。“批判”是问题意识的成熟阶段,它肯定现状,不是为了满足于现状,而是为了超越现状。问题意识的内生机制表明,问题范式既不能脱离问题自身的历史性基础,又是立足于实践的、面向未来的。(二)问答逻辑(logicofquestionandanswer)

关于“问答逻辑”的早期探讨是从“问题”(ques-tion)和“回答”(answer)开始的。柯林武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提出“问答哲学”(philosophyofquestionandan-swer),认为哲学理论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的某种问题的解答。人类历史是由无数问题与回答环环相扣、彼此衔接所组成的无尽的过程。历史要依赖问答逻辑来揭示,问答逻辑的要害也就在于对所研究的思想进行历史性的思索。伽达默尔提出“问答逻辑”(logicofquestionandanswer),认为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是一种对话式的过程,对话使问题得以揭示,使新的理解成为可能。理解是现在和传统之间的中介。由于传统在不断变化;而人们存在的历史有限性也使得人们无法达到完满的理解。[5]

柯林武德和伽达默尔都关注到了问答逻辑的历史性维度:柯氏是回到历史人物或作者的思想本身,伽氏则关注到文本解释者的当代语境和文本创作者的历史语境的视域融合。另外,柯氏认为理解和解释是重构文本所回答的问题。而伽氏则认为重构文本应是其回答的问题本身是在提问的过程中进行的,即“视域融合”。“提问和理解之间所表现出的密切关系给予解释学经验以其真正的度向”,而“理解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提出问题。理解一个意见,就是把它理解为对某个问题的回答。”[6]

(三)问题表征(problemrepresentation)问题从“疑惑”脱胎而来,在不断使自身抽象性完善化的过程中,使问题指向逐渐明确化、逻辑化、多样化,这一过程与问题表征密切相关。“哲学就是关于意义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表征’是哲学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7]从问题表征的基本形式来看,一般认为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是什么”问题、“怎么样”问题、“为什么”问题。无论是以何种基本形式出现,问题一旦产生便具有了一定的相对独立性。问题借语言成为自己的载体从而成就自身之后,语言便不仅仅是它的工具而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了。卡尔纳普区分了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表达”职能,并试图用构成经验事实的“有意义”的“真问题”开辟哲学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蒯因把本体论问题归结为“Whatisthere(有什么)?”并将之分解事实问题和承诺问题,后者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也是本体论研究的真问题。分析哲学家们通过“语义上溯”(semanticascent)的研究策略,先把一个哲学问题转换成一个语言问题,然后以讨论语言的方式去从事哲学问题的研究与论争。问题本身和问题表征之间通过语言形成了形式和内容的交融。

(四)问题域(problematique)

福柯认为人类出于旷野恐惧,惯以语言编结表征系统。知识场(épistéme)是西方人在不同时期不断变更表征系统、力求把握世界的结果。福柯高度关注知识与理论在何种秩序空间中产生,凸显知识场是要以不可见的话语系统,取代主体认知。

巴士拉发现物理学家在其实验中,习惯遵循一套潜规则,以期发现他们看不见的隐秘。受其启发,阿尔都塞提出问题域(Problématique),认为科学家总是在特定范围中提问、思索和实验。每当发生危机时,他们王永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范式研究67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只能在“同一地平线上面对反常、解决难题”。德文中的地平线(Horizont),即哲学家讨论的视界。所谓症候阅读(Lecturesymptomatle),即根据“文本”所表现的各种“症候”———如文字、空白、沉默、疏漏、错误等———揭示文本的“理论框架”的方法。

尽管阿尔都塞以问题域为研究视角,通过症候阅读方法对马克思思想形成过程中的“认识论断裂”进行的分析有割裂马克思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之嫌,但他关于问题域理论的提出对问题范式内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利用症候阅读在多个问题域之间寻找“填空”的空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新的方法。

二、“问题范式”研究的必要性写作论文

从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角度出发,衣俊卿认为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2]哲学范式的转化可以从问题自身的发展中得到说明。在晏辉看来,问题可以分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两种。认识论的问题表现为疑惑、疑问,其旨趣在于明白某事或某物是什么和怎么样。存在论的问题则同人的感觉和体悟能力有关,是人对某些矛盾、冲突、境域的困惑。[3]这一区分与哲学范式发展的两种形态形成了一定的关联。追求普遍知识的意识哲学范式,围绕“是什么”(what)问题和“为什么”(why)问题展现,what问题探求“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本体之维,why问题考察在what问题存在的逻辑前提,追溯“人的认识何以成为可能?”的认识论之思,其共同之处是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而存在论的问题则强调“回归生活世界”,以“怎么样”(how)问题转向日常生活的实践之维,how问题产生于人的生活的丰富性的对象化过程中的困惑和艰难状态,其内容及其解决与有关历史时期的生活形式所特有的相对性相联系。

全球化在给人们创造日益广阔的活动空间的同时,也把人们带进一个风险社会。分化、多元化和异质性,构成了当今哲学引人注目的特征。后现代主义反对“元叙事”的话语谱系,通过“去中央化”“去本质化”消解传统哲学,重视差异、多元化和临时性。在对哲学自身性质、目标、功能及存在价值的普遍质疑下,问题意识的深化逐渐将人们研究的视野转向了问题和对话。第23卷第5期“问题”而不是“客观真理”成为争论的焦点。将问题范式研究置于新全球化时代和风险社会的当代语境下,成为当今哲学研究完成从解构到建构的新话语谱系的必然要求。

三、问题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通过对问题范式内涵的探讨,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和创新之间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害首先是如何加强问题意识。一是应该恰当地提出问题。对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观照是恰当地提出问题的现实基础,要深入生产和生活,在实践中发现和提出问题。二是要合理地研究问题,主要是问题如何进入哲学的视野,并且以哲学的方式予以关照和解答。

其次,问答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逻辑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人的生存实践,所研究的问题是关切人的生活世界和时展的“真问题”。沿着问答逻辑所开辟的致思路径,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现实的方式,体现了马克主义哲学实践思维方式的内在要求。问答逻辑对历史性维度的强调,要求对新的历史条件的全球化时代重大问题的反思,构成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从中国跨越式发展实践中推动理论视界的与时俱进,以时代视野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而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进行对话式解读,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再次,通过问题表征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路径。话语空间的大小表征着一个问题可以辩论的可能性大小,创新马克思主义问题表征,要遵循创新问题的表征规律,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语空间。一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表征要竭力使问题具有非单纯性。原子问题的三种基本形式都是属于单纯性发问,它们只是问题单元或问题要素,但并不足以构成或表征创造性问题或科学问题,也不足以引发思维的创造性。二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表征,不仅要关注问题表征所凭借的语言符号与其所表征的现实世界或与作为现实创造者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还要关注符号系统本身的内在逻辑。沃洛希诺夫强调语言的“对话性”,詹明信凸显语言的“辩证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语言的“实践性”开辟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表征,还要通过历史叙事不断构建问题表征态的科学体系。问题表征态理论表明,主体本身的认知系统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会随着思的动态语境而改变的,因此,问题表征必须建立在发生学基础上,从历史性中去评估其在理论建构中的真正价值。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要不断开辟新的问题域。在共同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和理论创新这个主题之下,研究路径上进一步分化,出现了“比较对话”、“语境回归”、“问题研究”和“形态重建”等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问题域视野。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教科书体系之争,“体系完善派”和“体系重建派”围绕“哪一种体系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的问题展开争论,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核的转换和理论形态的创新;“体系论”与“方法论”之争,重新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变革意义与当代意义问题,在创建与当代科学与实践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维方式两个问题域之间延伸;20世纪90年代中期围绕“以何种视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出现了两种“填空”方式,一是“回到马克思”,二是在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理解马克思。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域的不断开辟,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2]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式转换及其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9,(2).

[3]晏辉.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论一种可能的哲学观[J].学术研究,2009,(10).

“范式”(paradigm)一词原出自希腊语的“范型”、“模特”,在拉丁语中它成了“典型范例”的意思。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认为任何一种常规科学都是一种范式,“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际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科学革命的结构》序)尽管“范式”概念在库恩那里有多重含义,但这种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即从“问题”的角度去理解“哲学范式”。哲学范式的研究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问题范式是哲学范式的一个研究取向和重要内容。马克思曾经十分明晰地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问题探索被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迦达默尔)或“思想的虔诚”(海德格尔)。全部哲学史可以看作是一部问题研究的历史,或者,如莱欣巴哈所说,当哲学的历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能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为诸体系的历史丰富多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