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

摘要：因《聊斋志异・考城隍》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一句，与马振方教授多次探讨、交流，均不能找到满意答案，转而求助于互联网，很快有了收获。互联网不仅是一个高效的搜索平台，而且是一个无形却极其丰富的智库，不仅可以搜索到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料，还可以追根溯源，钩稽旧籍，使很多长时间不未能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关键词：聊斋志异；考城隍；有心；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早年读《聊斋志异》，全书第一篇《考城隍》中有一段描写让我感到困惑。就是在阴曹举行科举考试，题目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赴考的宋公在答卷中有如下四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主考的“诸神”阅后“传赞不已”。这四句话中后两句是比较好懂的，前两句就有些费解了。有心做善事，为什么不赏呢？为解释这一矛盾，从清代的评论家方舒岩开始，到时下不少研究者都解释为“有心为善”是为伪善，所以不赏。但这种以“不赏”作为前提的逆向推理，不能令我信服。于是经过长时期的深入思考，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推理，终于有了我自己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

从文字的表达形式和作者一贯的道德观念看，这里的“有心”，解释为“有意”、“自觉”，即“诚心诚意”比较合适。在语言形式上，这四句话构成两组对举：“善”与“恶”，“赏”与“罚”，“有心”与“无心”，表现的都是相关而又相反的意思。如果我们将作恶的“无心”理解为“不是有意”，即“不自觉”，那么对行善的“有心”，就应该理解为与之相反的“有意”和“自觉”。有心做善事而不给予奖赏，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好象说不通，但这话其实是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对自觉地、诚心诚意地做好事，也就是不图任何回报的人，奖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然也就完全用不着给予奖赏。因此，这里的“不”字，正确的理解应该是“无须”、“不必要”的意思。要是把隐含的意义“翻译”到字面上来，应该是：有心为善是为大善，大善不必奖赏；无心为恶是为小恶，小恶可以宽容。这样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也许有人会说，既然蒲松龄主张真善不赏，那他为什么在《聊斋志异》中写了那么多好人得到好报的故事呢？这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里说的是一种理想，而好人好报故事针对的却是现实，因为现实中“真善”不多，才需要对凡做了好事的人给予好报来提倡和鼓励。

这段话见于我写的一篇题为《试解开宗明义的〈考城隍〉》的文章，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上。题目意列出“试解”二字，说明我是尝试做出一种理解。文章当然是全面探讨《考城隍》在全书中“开宗明义”的意义的，而不只是专谈这个问题，但无疑这也是所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发表后没有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次收入我新近出版的聊斋研究文集《细说聊斋》中，将题目改为《开宗明义论赏罚――说〈考城隍〉》。有意突出论赏罚的内容，表现了我对新解的自信。

《细说聊斋》出版后，我向朋友和学界的同行赠书。学者之间，尤其是研究方向相同的同道之间的赠书和受赠，与之相伴而生的，应该不只是一般表示祝贺和感谢的客套，还应该有学术上的交流和切磋。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事、好友，也是聊斋研究同道的马振方教授，他在收到书后回复的电子邮件中，在称道此书“甚好”的同时，还提出了对论赏罚新解的质疑。他是这样说的：“首篇兄对‘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有独特理解，而弟左想右想未想明白。如果将‘有心’解作‘诚心诚意’，也就是真心，因其不希图赏赐，故‘无须赏’，那么，蒲翁要赏的又是怎样的‘为善’者呢？岂不只有‘为善’而又希图得到赏赐之辈？这怎么讲得通呢？望兄拨冗教我。”振方的质疑，表现了他对朋友和学术的真诚、直率和认真，十分难能可贵。于是，我们通过互联网这个先进的科技平台，用互发E-MAIL的方式，进行了及时而又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我回复说：“这一看似矛盾之处，我在文中已作了解释，请兄细看，能否自圆其说？” 振方又立即回信：“反复拜读与思考，仍未弄通。蒲翁不赏大善、真善，他到底要赏怎样的善呢？容弟慢慢领略吧。”我又去信作了进一步的申说：“我主要的质疑之点是：‘有心为善’的‘心’，判断它是‘机心’、‘邪心’、‘伪心’，进而判定他的为善是伪善而不是真善，根据是什么呢？请兄有以教我。”这是向他交代了我最初感到困惑而提出质疑的出发点。振方回信说：“我对这个问题，以前没有做过深入的思考。要说根据，那就是蒲翁的‘虽善不赏’。蒲翁要赏的善，应是真善，他认为虽善也不应赏，肯定不是真善。‘有心’自然就是故意，故意为善，即有所图。如果将‘有心为善’解为真善，因其不图赏而不赏，赏的就只有图赏的为善之辈了。这就是我想不通的疙瘩。请兄想清楚，为我一解。”他的回答没有解决我的疑问，反而又回到了我当初提出质疑的原点。于是又去信说：“确定只可能有一种情况，然后以蒲松龄的态度做为前提，逆向推理，这是不合逻辑的，因而也是不能成立的。我质疑的正是这个。兄并未解决我的疑问，相反是更加证明我的想法是更接近于蒲松龄的原意。”

振方为了找到我需要的“根据”，转而求助于互联网，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很快就有了出人意料而实际上应该是在人意中的收获。他来信说：“我对兄所论述的问题，原与学界一般的看法相似，无甚特别研究。看过大作后，才仔细想想，却想不通，故而提出，求兄教我。上次兄问我的‘根据’，我还没有跳出《聊斋》本文，自然还是原地踏步，也没想解决兄的疑问。读了兄的复件，倒有所启发，兄之所谓‘根据’系指古书中对‘有心为善’的理解。于是借助电脑，探其究竟。结果竟有多条相关资料，照录数条如下：‘圣门不说阴德报应……如说报应，是私矣，是有心为善。’（明・来知德《来瞿唐先生日录》内篇卷五）‘有心为善则有执，有执则有边际，唯无心为善者始福等虚空耳。由是观之，有心为善尚不可，况有心为恶乎？’（明・释可真《紫柏老人集》卷一）‘有心为善，善亦恶矣。’（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十五）‘盖王（裕亲王）言曰：有心为善，虽善亦私……职思：为善一也，而以为有心焉者，是张蛩谓有所为而为者也，有所为而为，安得不谓之私心，以私心为善，是图度以求吉者也。’（李光地：《榕村集》卷十七）‘……此明天子之位，舜禹能以其德驯致，则凶吉祸福何不自我推移，而特非有心为善以徼福者之所能与也。’（王夫之《张正蒙注》卷三下）‘古人云：有心为善，便非真善。’（慵讷居士：《咫闻录》卷三）《儿女英雄传》第二十回何玉凤也贬‘有心为善’。此不赘录。谈‘有心为善’者，明代渐多，清代为甚，蒲翁似也沿用其原意，而非翻新者。供兄再思。”

他找到了确凿的“根据”，解决了我读《聊斋》以来多年的困惑，我自然信服、高兴。于是立即回信承认自己只是在分析推理上下功夫而疏于求证，结果造成不应有的误解，并对他的质疑表示感谢。我自以为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提出的新解，既全面而又合乎逻辑；但学术研究不能只靠推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事实依据，对文史研究来说，还包括典籍记载的依据。在确凿的“根据”面前，看起来再周密的分析和推理，也会如“七宝楼台”一样瞬间就拆碎下来。

有了网络，可以及时而又深入地进行交流，致使长时间煞费苦心未能解决的问题，通过网上的搜索引擎，只须点击几次鼠标，顷刻之间就迎刃而解。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互联网不仅是一个高效的搜索平台，而且是一个无形却是极其丰富的智库，它集中了千万人的智慧在里面，供所有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参考。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发展和进步都是人类长期积累的成果，都是共同智慧的结晶。但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因其可以资源共享，又便于切磋交流、集思广益，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便更鲜明地带有“集体创作”的性质。这次“有心为善”这个小问题的讨论并得到正确的解决，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生活在高科技的互联网时代，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一刻也不要忘记网络这个平台，从中不仅可以搜索到现时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料，还可以追根溯源，钩稽旧籍。当然网上的资料也不能轻信，要有佐证，更要核实原文，一般应有三条以上不同出处的同一论据才足以采信。

胡适有一句名言，也是一条非常著名的研究学术的原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曾经被当作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但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科学的方法。但新科技的发展却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由于互联网平台搜索的方便与快捷，我们甚至可以将胡适先生的这一原则颠倒过来，变成：“大胆求证，小心假设。”就是首先找证据，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说理。当然，眼勤、手勤、脑勤，这笨笨的却又是最可靠的“三勤”，仍然是任何时代进行学术研究所不可缺少的。